新加坡學者關注中國黨建發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

海峽飛虹（駐新加坡記者 孫牧寧）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這一重要會議的召開引起了海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日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採訪中談到了他對相關問題的看法。鄭永年教授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産黨不斷地改革和建設。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國防建設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鄭永年認為，制度建設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符合國家、社會與法制的需要，“大部分人關切中國的經濟發展、反腐敗成就等，但是忽視了十八大以來的制度建設。而十八大以來最使人鼓舞的成就就是制度建設。從十九大後，我們可能會見到有很多的制度得以體現。”

鄭永年補充説，制度建設的重點體現在黨建方面。中國共産黨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鄭永年認為，這四個全面中，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非常重要。鄭教授説，強大的黨成為了中國國家治理中的政治主體，為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好的平臺，這是一些西方國家不具備的，“我們很多歐洲的朋友知道歐洲的問題出在哪，也知道怎麼解決，但是卻缺少一個政治主體，沒有一個有效政府。目前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出現了一個問題，多黨制變為了互相否決制，反對黨政治的任務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沒有整個國家的大局觀，只有黨派的利益，所以就産生不了有效政府。從歷史角度看，産生問題後誰來解決很重要。這一點中國目前做得很好，像之前説的習近平總書記的個性和治國理政的做法，（都説明）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來解決問題，否則什麼都談不了。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很多別的國家做不了的事情，中國可以做。”

鄭永年認為，在治國理政方面“有人在幹活兒”非常重要，而中國有這樣的行動組織。國家的發展離不開有效政治主體的主導，而這樣的政治主體也需要有力的領導人來引領。鄭永年説，他曾經在多個場合聆聽過習近平總書記的演講，也曾經與總書記進行交流，習總書記敢於決策的行動派風格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中國共産黨、這個國家、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的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有非常強烈的責任感。他敢於決策。我認為他是一個行動派，注重於行動。”

展望即將召開的十九大，鄭永年認為這不僅僅關乎中國未來五年或者十年的發展歷程，而是關乎實現中國共産黨和中華民族百年發展目標的大事，“希望十九大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