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週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繫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為兩岸關係緩和、改善與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歷的真實故事，續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1994年4月羅文治（前排中）與台灣黃埔同學合影。（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2012年2月，羅文治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台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這些人的名字。在羅文治的兒子羅吉元看來，台灣不了情和黃埔同學胞波情誼，註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以下內容選自羅文治2010年口述、其子羅吉元執筆的回憶錄《走過記憶履痕—一個黃埔老兵的風雨人生》（為行文順暢，文字稍有改動）（文末另附《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口述者：羅文治（1916-2012）

 

執筆者：羅吉元（羅文治之子）

 

跨越台灣海峽的擁抱

 

1994年元月，我在台灣的姐姐向我發出了赴臺探親的邀請。姐姐年事已高，全權委託我在台灣的侄兒辦理我赴臺有關事宜，我用了2個月的時間在大陸辦妥了一切手續。

 

1994年3月27日，我由寧夏中衛乘火車于31日晚抵廣州，住進由台灣環宇旅行社安排的皇都大酒店(位於廣州三元里)。4月2日按旅行社安排我到深圳等候通知。一直到4月5日晚接到旅行社電話，要我6日早晨9點到深圳火車站一樓大廳等候，屆時將有專人接送我進入香港(因為4月1日到5日香港海關放假5天，我的行程也被順延)。

 

4月6日早晨8點，我匆匆趕到深圳火車站，按照旅行社安排的具體地點耐心等待。大約50分鐘後，只見一位年輕人舉著一塊寫有“羅文治先生”字樣的紙牌來到了我面前。他操著台灣腔的普通話問我：“你是羅文治先生嗎?”我下意識地點點頭。他説：“我是環宇旅行社的職員，是專門來接您的，請跟我走吧!”我這才長舒一口氣，幾天來堵在心中的鬱悶與焦慮霎時煙消雲散。

 

就這樣，我經深圳過羅湖海關進入香港九龍海關，在香港又辦理了一個特別的入臺手續，然後到達啟德機場，買了機票(台灣華航公司)，與迎接我的“環宇”職員握手道別後，當天（4月6日）下午5點40分我登上了由香港直抵台灣的飛機。飛機起飛後，透過機窗我俯瞰著白雲、海水，心潮涌動。説實話，儘管這是我第二次出境，但多少有點忐忑不安。因為我此行的目的地台灣，對我來説是一塊敏感、神奇、陌生而又讓我魂牽夢繞的地方。久違了，台灣！45年前(1949年)，與你擦肩而過，今天我要與你擁抱了。所不同的是，當年是風華正茂的青年軍官，現在已是鬢髮霜染的古稀老者。一灣海峽，兩個世界，命運就是這樣讓人琢磨不透而又充滿著變數……

 

當我還沒有從往事的追憶中回過神來時，飛機已開始降落，看表飛行了1小時10分。晚上7點，飛機落在高雄機場。當我走下飛機來到候機大廳時，看見侄兒侄媳和一個侄孫女正在等候我(我和侄兒、侄媳曾分別於1985年、1992年在香港、北京見過面)。我的侄兒羅仲泉原名羅啟善，畢業于黃埔軍校18期，1945年曾任國民黨軍隊重迫擊炮團連長，到臺後擔任台灣“警備司令部”船泊檢查官(中校官銜，1976年退役)。

 

正在讀大學的侄孫女和我頭一次見面顯得特別高興，像歡樂的天使連聲説“老爺爺(我的侄兒、侄女等晚輩皆稱我為“老爹”)，我們全家都盼著您來，我爸爸、媽媽常常念叨您。”

 

隨後我到侄兒家小住。侄兒的寓所位於高雄市德昌街的一個住宅區。這裡的樓房大都為四五層高，據説主要是台灣多颱風、地震，建築物不宜過高。侄兒家住三樓，面積約100平方米，為一廳四室、一個廚房外加2個洗浴間。室內裝璜考究，地毯高檔，彩電、雙層冰箱、電扇、空調、電話等家電一應俱全。客廳及書房挂有名人字畫幾幀，顯得格調高雅，廚房用的是煤氣及微波爐。沒想到侄兒的居住條件這樣優越。我忍不住問：“你這樣的住房在台灣算是上等的吧?”侄兒回答：“算不上！説實話我這樣的住房算是中等裏面最下等的。”

 

經過侄兒解釋我才知道，在台灣，住房大都是自己購買的。買房分為三種方式：一是房款一次性付清；二是分期付款；三是由本單位向銀行擔保，住戶向銀行借款分期償還。侄兒屬於第二種情況。

 

在高雄期間，侄兒一家陪我到各地觀光旅遊。高雄的名勝古跡充分印證了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在交通方面，汽車、摩托車多，行人少，堵車、塞車現象屢有發生。空氣污染嚴重，使人擔憂。但台灣社會對老人的關注讓我感慨：無論在台北還是高雄，70歲以上的老人乘坐公共汽車都發有免票。上車前或下車時你只要把免票交給司機即可。

 

“食在台灣”這話一點不假。在我看來，台灣的餐飲業同大陸一樣，大致可分為高、中、低檔和大排檔。大陸各地的風味菜肴在這裡皆有，可謂品種豐富、食不厭精。一些餐館的名稱就很有意思，諸如“中山堂”、“京兆尹”、“大使館”，中西合壁，傳統與現代並存，中餐和西餐比美，自然和內地相比價格不菲。當時我曾留心一些小飯館的早點價格：包子6塊錢（新台幣，下同）1個，豆漿6塊錢1碗，吃3個包子1碗豆漿共計24元，折合人民幣8元。按這種水準消費，每人每天至少花費100元新台幣(包括最簡單的食、住、行)，所以當時台灣當局把最低生活標準定為每月3000元新台幣。

 

手足情深

 

4月11日，侄兒送我到台北我的姐姐羅淑琴家裏。我姐姐1949年隨部隊撤到台灣，姐姐家生活殷實，算是標準的“小康之家”。我與姐姐曾在1985、1988年分別在香港和寧夏兩次會面。6年不見，看上去姐姐變化不大，只是視力、體力略有下降，畢竟已是86歲的老人了。異地重逢，我們姐弟倆都很激動。為怕姐姐傷感，我只講一些開心的話讓她高興。

 

次日姐姐帶我看望了我的堂嫂，也是姐姐鄰居，原台灣當局“立法委員”醜輝瑛女士（2017年元月病逝）。

 

醜輝瑛當時73歲，她原籍西安，畢業于國民黨時期的重慶國立音樂學院，與大陸著名歌唱家張權、王昆是同學。40年代，她在西寧做音樂老師時，曾與“中國西部歌王”王洛賓共事數年，王的一些歌曲的首唱者就是醜輝瑛。醜輝英是台灣著名書畫家、台灣著作權人協會理事長、音樂家協會理事長、詩書畫協會理事長，又是台灣“立法院立法委員”。

 

我的堂兄羅平原係黃埔十期畢業生，長期在青海國民黨第100師任職，後來在青海循化縣任縣長。蘭州解放前數月，曾任蘭州市代市長。赴臺後，曾任台灣當局“蒙藏委員會委員”、“國大代表”，1990年在台灣逝世。

 

羅平性格坦率，表弟溥孝華和姚兆明結婚後，逢年過節，大家都會在一起歡聚。羅平有時性起，指著姚兆明怒喝：姚兆明，你為何要經常慢怠大阿哥（溥孝華）。這樣的場面使得姚兆明只能怏怏而去。

 

醜輝瑛之妹醜輝媛、妹夫孟全禮都曾是台灣當局“國大代表”，醜氏姐妹在台灣政壇都是名噪一時的活躍人物。

 

1993年8月，堂嫂醜輝瑛曾在北京舉了個人書畫展，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我與醜輝瑛是第一次見面，她雖年逾古稀，但風采依舊。在談話中聽得出，她對故鄉十分關注，表示要為家鄉的教育事業盡綿薄之力。

 

閒聊中，醜輝瑛告訴我，1993年王洛賓先生到台灣講學與她在台北相逢，當得知多年以來她一直在台灣傳播自己在青海改編創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青春舞曲》、《達坂城的姑娘》等一大批西部民歌時，不由得感慨萬分。王洛賓覺得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各地流傳，能夠為大多數人喜愛，正是像醜輝瑛這麼多熱心人不懈努力的結果。為了表示對醜輝瑛的敬意，由他和醜輝瑛共同譜寫一首歌曲《重逢》。應我再三懇請，醜輝瑛即興彈起了鋼琴，並隨著旋律輕聲唱了起來：

 

青海青黃河黃，美麗的草原是家鄉

 

羊兒肥馬兒壯，藍天白雲輕飄蕩

 

同作曲輕歌唱，花香草香歌更香

 

半生離別苦漫長，天涯海角各一方

 

花滴淚葉枯黃，萬里情思海茫茫

 

同憂傷共盼望，望盡往事空惆悵

 

日月潭映朝陽，異地重逢聚一堂

 

離別的話説不盡，離別的歌兒唱斷腸

 

同衰老共悽愴，人生本是夢一場

 

其間，我的侄女羅黛(已故）邀請我到她家做客，侄女當時已經70歲，她的丈夫劉恒源曾任職國民黨十一戰區中校參謀，1977年在台灣病故，夫妻倆有3個兒子都係大學畢業，分別在台灣華航、台灣中山大學和藝術團體工作，真正是學有所成、學有所用。

 

我的侄女1988年曾到過寧夏，過去在她的印象中，寧夏很遙遠、很陌生，她只是從張賢亮的小説《綠化樹》、《男人一半是女人》中對寧夏有個大致的了解。

 

侄女説，通過實地一看，發現寧夏還相當不錯，人們的精神風貌、生活品質也有明顯提高，遠非她想像中的那樣落後和荒涼。

 

 

1994年4月羅文治（左）參加台灣黃埔同學的聯誼活動。（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天下黃埔是一家

 

在臺期間，我與在臺的黃埔同學取得聯繫，最難忘而又最有意義的是我與55年前的黃埔同學重逢的情景(1939～1941年本人曾在黃埔軍校成都本校17期三總隊學習)。

 

遙想當年抗戰歲月，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的青年學子為著共同的抗日目標，匯集在黃埔軍校。後來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我們天各一方，健在的已為數不多，現在能在台北晤面，誰又能説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呢！

 

我與台灣黃埔同學能取得聯繫，多虧我的姐姐。早在1988年，通過姐姐，我與昔日的黃埔同學高先覺取得了聯繫，並得知我的同學又是好朋友的陳定超也在台北，我倆從軍校畢業後，同在國民黨25軍108師服役7年，彼此吃喝不分，肝膽相照，生死與共。聽説他到台灣後官至臺軍傘兵總隊少將總隊長。我曾給他去過兩封信，但一直杳無音信。我當時頗為生氣，認為他一闊臉就變，不夠義氣。後來收到高先覺的來信才消除了誤會。高來信説：陳定超當時患癌症已到晚期，正在“榮民總醫院”接受治療，已沒有幾天活頭了。陳請高代為傳達他對我的祝願與問候。

 

我赴臺前曾致函彼岸同學，意欲會晤敘舊，然又慮雖皆昔日老同學，但畢竟事隔50餘年，彼此又相處海峽兩岸，雙方社會制度不同，觀點認識不盡相同，見面後能説些什麼呢？

 

剛到高雄不久，就接到台北同學電話，我被告知4月23日為黃埔軍校成都本校17期一總隊53週年畢業紀念日，定於中午在中山堂舉行歡慶會，歡迎我屆時參加。

 

那天我如約來到中山堂大門口，看見幾位身著西裝的老者，好像在等誰，其中一位仔細端詳我片刻後，用手一指，對大家説：“羅文治來了。”隨之一一和我握手擁抱，霎時大家熱淚奪眶而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幾位同學將我團團圍住，爭先恐後地問：“羅文治，你知道我是誰嗎?”“你還認識我嗎?”我一邊抹著眼淚一邊點頭示意，在大家的簇擁下步入中山堂。

 

這時大廳內早已坐滿了同學和他們的老伴，大約有150人。在台灣的成都本校第17期一總隊全體同學，二、三總隊的部分同學也參加了此次紀念會。大廳正面懸挂的紅色條幅上寫著：“中央軍校17期一總隊畢業53週年紀念大會”。

 

看我走進大廳，大會司儀向大家介紹：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咱們本校17期第一個來自大陸的羅文治同學也來參加我們的這次紀念會，請大家鼓掌歡迎！這時全場起立鼓掌。

 

司儀又説：我們請羅文治同學講話好嗎？場內一片回應：“好!”

 

盛情難卻，只好走向主席臺，接過話筒，因事前毫無思想準備，思緒萬千，我語無倫次地説：“畢業50多年了，但畢業後大家都彼此沒有見過面，我從來不敢奢望能和同志們再次見面，能在台灣和同志們見面，我感到特別榮幸……”

 

由於在內地用慣了“同志”這個稱謂，我覺得有些不妥趕緊糾正：“不是‘同志’，是同學。”

 

司儀圓場説：“同志就是同學，不要緊的，可以這樣説，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此時我老淚長流，語噎以致泣不成聲。同學們都大聲勸慰我：不要激動，不要激動，我們是同學嘛！這時走過來兩位同學輕輕把我挽扶到座位上。宴會氣氛達到了高潮，同學們紛紛向我祝酒，並自報姓名，我因喝酒過量，再加上周圍噪聲很大，大家當時向我説了些什麼都記不得了。宴會在黃埔軍校校歌聲中結束，幾位同學會的負責人會後與我合影留念。

 

4月28日我應邀在台北“國軍英雄館”內的“忠孝堂”與同學聚餐。這次人數較少，主要是我們17期三總隊的同學，大部分都彼此認識。50多年人世滄桑，當年的熱血青年已是白髮斑斑的老者，真有恍如隔世之感。憶當年抗戰崢嶸歲月，我輩在成都北校場“布衣草履”二載，故情感更加親切。

 

這次宴席規格較高，喝的是白蘭地，幾杯酒入腸，話如泉涌，內容隨之廣泛，坦誠相見。

 

酒酣耳熱之際，有位同學帶著醉意拍著我的肩膀説：“羅文治(在台灣的黃埔同學彼此稱呼都是直呼其名以示親切)，我前幾年去大陸探親，看見幾位黃埔同學,他們個個面肌瘦，衣衫襤褸，你卻是滿面紅光，心寬體胖，共産黨給你了什麼好吃的，叫你來遊説我們!”

 

我説：“自鄧小平主政後，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們這些人的生活政治待遇大有改變，一年好于一年，前幾年你遇見的那幾位同學現在生活肯定不是那樣了。”

 

談到祖國和平統一問題，與會同學一致表示：海峽兩岸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統一是遲早的事。我向他們談了在台灣的街頭、住宅區和電視上看見民進黨人鼓吹“台灣獨立”的擔憂，幾位同學幾乎同時説：“羅文治，你應該知道，抗日戰爭時期，是我們拋頭顱灑熱血，用血肉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的台灣，我們的同學在抗戰中十不存一，能隨便叫他們把台灣分出去嗎？民欲圖強，國不堪貳。”有同學更是拍案大罵民進黨：“台灣的軍隊現在還基本掌握在我們黃埔同學手裏，看他(民進黨)能鬧到啥程度！”錚錚愛國之情溢於言表，讓我敬佩。

 

這時，有位氣宇軒昂的中年將官（著中將軍銜）一直用讚許的眼光看著大家。經介紹，得知這位將軍便是當時的台灣澎湖守備司令梁世銳將軍，他曾是台灣鳳山軍校（黃埔軍校遷臺後更名）26期學生，對我赴臺省親表示歡迎，並向我贈送了寫有“台灣澎湖守備司令官梁世銳中將贈”字樣的手錶一塊。

 

但是在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上，我和一些同學看法相左，甚至惹得王文度同學怏怏不快，拂袖而去。在那種場合，維繫一脈者唯以炎黃解釋，所幸彼此同學諍言無諱。

 

第三次聚會是在謝尚同學家裏為我餞行，酒是五糧液，菜是湘菜（謝是湖南人）。這次家宴的參加者都是我們在軍校時一個大隊的同學，共計9位，其中二位同學（朱介西退役前為台灣鳳山軍校教育處長，王文度退役前供職于臺陸軍總司令部，二人均為少將軍銜），酒喝得盡興，説的都是“風花雪月”之類的軼聞趣事,氣氛很是熱烈融洽，相談甚歡。

 

在臺期間，幾位同學分別陪我到“國父紀念館”瞻仰先孫中山先生，還到“中正紀念館”、陽明山公園、阿里山等台島旅遊名勝觀光。青山、綠水、親情、友誼，我於心裏心外倍感愉悅。

 

在台北期間，我還特意走訪了一些國民黨老兵居住的“眷村”，對他們的生活與近況有了一些具體真實地了解。一位魏姓河南老兵住著三間平房，另外還有一間廚房和浴室，瓦房頂、木板地，室內陳設簡單，但備有風扇、電視和浴室。不少國民黨老兵在退役時都一次性把退役金拿走，意圖多使點錢，後來老了，失去了勞動力，只得求助於台灣最低生活補助(當時為一月3000新台幣，折合人民幣800多元)，勉強維持生活。

 

台灣小住月余，我與親朋相聚的時間雖然短促，但已從中感受到了濃郁的親情；儘管走馬觀花，亦對台灣社會的表像有了一個粗淺的認識，算是不虛此行。

 

 

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時期的羅文治。（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作者：羅吉元（文字由羅吉元提供，為行文順暢稍有改動。標題由編者擬定）

 

2012年2月，父親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台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他們的名字。在我們看來，台灣不了情、黃埔同學胞波情誼註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父親，羅文治(原名羅定永)蒙古族, 生於1916年， 民革黨員, 寧夏黃埔同學會第一屆同學會理事, 第二屆同學會副會長, 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代表, 曾任寧夏黃埔同學會理事、寧夏中衛市黃埔同學聯絡組組長。2005年9月, 榮獲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章 。

 

父親出生在北京香山一個蒙古鑲黃旗貴族家庭，其祖父升允（我的太祖）曾擔任過陜甘總督。始建於1907（清光緒33年）年號稱“天下第一橋”蘭州黃河鐵橋就是他任總督時修建完成的。父親的大伯父札克丹（漢名羅壽松）曾留學德國，四品頂戴湖北牙厘局總辦；二伯父扎拉芬（漢名羅壽恒），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又東渡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曾任清皇家禁衛軍第三標標統。隨著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的成立，父親的家族也逐漸走向沒落。

 

父親在北京香山上完小學後，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京志誠中學上學；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的中國大學歷史系上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成為流亡學生，逃離了北京。1937年秋在南京投筆從戎，加入保衛南京的憲兵部隊，親身經歷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春, 經九死一生逃離了南京。1938年至1939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宣七隊當宣傳員，1939年9月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校（成都）十七期三總隊步科上學。1942年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黨第二十五軍歷任少尉排長、中尉排長、上尉連長、少校營長，經歷和參加了“浙贛戰役”等大小30余次對日寇的浴血奮戰。1944年進入陸軍大學廣西桂林西南參謀班深造，1945年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參與了對日寇的接收及戰俘遣送工作。1948年任國民黨108師324團中校團副，1949年秋和所在部隊一起在福州向解放軍投誠。

 

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官第四團學習，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市衛生工程局工作。1952年到1954年在寧夏文工團工作，1954年到1957年在中衛縣幹部業餘學校和文教科工作。1958年被錯誤的打成“右派分子”後開除公職，自謀生活。父親身陷眾所週知的政治劫難長達20餘年，1979年平反以後安排在中衛縣文化館工作至退休。1981年至1998年連續擔任政協中衛縣第四屆至第八屆委員，1988年至1996年擔任中衛縣僑聯副主委。父親的晚年及其豐富多彩，他退而不休，熱忱不減，先後以一個民革老黨員和寧夏黃埔同學會副會長、理事的身份，將參政議政、服務黃埔同學和致力兩岸同胞交流作為學習及生活中的主要內容與樂趣，並引以為榮，樂此不疲。

 

父親一生命運多舛，他是抗日戰爭的參與者、國共內戰的親歷者，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蒙難者，又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受益者。同時，父親的經歷也是我們民族近百年曆史的濃縮。

 

他老人家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裏，忍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壓力，與母親一道生養哺育、含辛茹苦把我們撫養成人。作為子女，身感父恩如山，父愛似海。父親離開我們已經5年多，他帶著對人生的無限眷戀、離開我們遠行了。思緒至此，不勝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