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凝聚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

明長城山海關“天下第一關”關樓 劉玉輝攝

山西境內固關長城的車轍 許慧君攝

 

■本期主持：曹大為（中國長城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本期主題：長城的歷史定位與文化意義

 

主持人語

 

近日，歷經十年編纂而成、首部全面記述和研究長城的大型史志體著作——《中國長城志》出版發行，為説明長城在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中的歷史作用提供了文獻依據，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於長城及其文化意義的廣泛關注。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長城積澱著豐富、厚重的文化內涵，因視角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長城所象徵的意蘊有著較大的差距。研究和闡釋長城的歷史定位與文化意義，既可以從歐亞大陸上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衝突與融匯的宏觀視角出發，也可以對一些具體問題作微觀探討，而從長城兩邊的普通人怎麼想，怎麼做，他們如何評價長城等新的視角切入也能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認識和思考。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發展，摧毀了大批生産力”。人類歷史上眾多輝煌的古老文明正是在“蠻族”鐵騎的衝擊踐踏下轟然坍塌，煙消雲散；而唯獨中華文明從未斷流，歷經數千年興衰起伏綿延不絕，至今煥發著蓬勃生機。其間幾乎和秦漢大一統國家同步橫空出世的長城，在鞏固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韆鞦大業中發揮了深遠影響。

 

護衛中原文明的戰略屏障

 

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北方廣闊草原適宜大規模遊牧，農牧區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這種地理環境既利於不同民族之間互補交往，也容易産生對峙摩擦。自從因發明轡具而有可能組建富於高度機動性的騎兵隊伍之後，遊牧民族便如虎添翼，在相當長的歷史年代對農耕民族保持巨大軍事壓力。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原王朝無力耗費巨大國力去控制北部遼闊的荒漠與草原，而又不得不隨時提防遊牧部落南下劫掠。廣築邊墻在中國古代大多數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實際有效的對策，有其不得已而為之的歷史依據。

 

長城在攻防戰役上發揮的軍事效應顯而易見。遊牧民族馬上作戰聚散自如，尤其在開闊地帶縱橫馳騁，猶如草原旋風，其勢難擋，但攻堅步戰則非所長。橫亙在騎兵面前突兀而起的城墻迫使其棄長就短，優勢蕩然無存。明人尹耕總結時人禦邊實踐所做《塞語》稱，“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於調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以此批評“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

 

事實上，幾乎歷代中原王朝都面臨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挑戰。戰國時期秦正是在依託昭王構築的長城部署少量兵力穩定住北部邊疆的前提下，方有可能調集大軍橫掃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秦統一後進一步“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上》）。漢初中原人民經常或被“殺略”，或被俘“以為奴婢”，被掠財物“歲鉅萬計”（《漢書·匈奴傳》）。直至漢武帝“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此後北匈奴長期受到長城軍防遏制。西元89年竇憲率軍出塞大敗匈奴，北匈奴主力退出漠北高原向西遠遁，由此引發歐洲民族大遷徙，最終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對歐洲歷史進程産生重大影響。而南匈奴歸附漢廷，定居於北邊八郡，逐漸轉向農耕生活，融入漢族之中。明嘉靖年間蒙古貴族屢屢驅兵南下，“前後殺略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明史紀事本末》卷60），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實錄》卷59）。後經戚繼光等人十數年整飭，北邊“二千里聲勢聯結”，“精堅雄壯”。如清魏源《聖武記》所盛讚的，“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

 

即使在某些歷史時段長城一度被攻克，憑藉長城展開的堅強抵抗也有利於迫使遊牧民族放棄落後統治，加快征服者被先進文明征服的進程。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部在走出呼倫貝爾草原定都平城，轉而面對北方柔然襲擾之際，他們依據跨越長城前後攻防轉換的切身體驗，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構築長城抗禦的方略。423年“築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裏，備置戍衛”（《魏書·太宗紀》）。在控制住北部局勢的同時，北魏加快了統一北方的步伐，順利實施均田制、租調製等制度創新，並遷都洛陽，推行禮儀制度、社會習俗改革，禁止在朝廷使用鮮卑語，規定官員必須穿戴漢服，改鮮卑姓氏為漢姓，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貴族聯姻。北魏跨越長城的文化變遷，對促進北朝民族大融合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確如孫中山所説，“始皇雖無道，而長城之有功於後世，實與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觀之，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漢之時代矣。如是則中國民族必無漢唐之發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種族也”。

 

開疆拓土與開放交流的堅實後盾

 

長城在軍事上並不只是具備防禦功能。當中原王朝轉入戰略進攻態勢時，烽燧亭障隨著前鋒兵馬的挺進而向前延伸，在步步為營不斷鞏固前沿陣地的同時，又提供交通供給之便，為新的拓展奠定堅實的基地。漢武帝派李廣利征討大宛，首戰即因後援不繼，“不患戰而患饑”，招致慘敗；《漢書·西域傳》稱“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如田余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所指出的：“在西漢勢力向西推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絕域中列置亭障具有關鍵意義。”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實地考察之後也認為“漢武帝的長城用意乃是作為大規模的前進政策的工具”（《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書局、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14頁）。秦皇漢武無不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勝利的同時構築長城，都表明這既是一種積極防禦，又是積蓄力量潛藏著進一步攻擊手段的戰略措施。

 

縱觀中國古代北部邊疆開拓發展的歷史，中原文明波及之初大多與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建設密切相關。構築、護衛長城防線，包括修築交通網道，開設馬市貿易，刺激了邊地經濟發展。“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隋書·食貨志》），屯田實邊、辟置郡縣基本上以長城為軸心或以之為後盾向外輻射擴展。秦漢軍屯、民屯分佈範圍遍及北部諸多戰略要地。裴骃釋“北假”地名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雲北假”（《史記·匈奴列傳》集解），證明當地同樣在推行租佃制生産方式。數以百萬計的屯墾軍民運用中原帶去的先進生産工具、技術和組織經營方式，累世艱苦開拓，初步建立起鄂爾多斯（時稱新秦、新秦中）、河西等新的經濟區。所謂“新秦”，帶有“新富貴者”的含義，西漢時業已“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涌現出“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史記·貨殖列傳》）的塞外新貴；五原、北假等地更被開發成“膏壤殖谷”的重要産糧區。

 

《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貿易之間環環相扣、相輔相生的辯證關係。從這個意義上看，長城確實發揮了播撒先進文明、促進北部邊疆經濟開發、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線作用。

 

西漢在西域構築烽燧亭障的另一重要目的還在於開闢與西方交往的通道，“以通西北國”（《史記·大宛列傳》）。所謂“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在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軍事保護下，一年之中“使者十余（輦），少者五六輦”，往來“相望于道，一輦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史記·匈奴列傳》）。逐漸形成後人稱為“絲綢之路”的經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兩路、越蔥嶺、西達大秦（羅馬帝國）的陸上通道。

 

五胡十六國以降二百多年，東西經貿通道為長年戰亂所阻斷。隋統一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恢復了絲綢之路。隋煬帝607年北巡，鑿太行山“以通馳道”，並“開直道九十里”。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裴矩受命“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記載了縱橫近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今地中海）”的三條道路。608年煬帝出塞巡長城，再“發丁男二十余萬築長城”。他在《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徵群臣》中坦陳，悠悠行萬里“橫漠築長城”，是為了“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于上京？”609年煬帝西巡河右，大破吐谷渾，“男女十余萬口來降”；同年，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地。隋設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資治通鑒》卷181）。

 

在漢代開闢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通道和隋代重開絲綢之路的進程中，長城絕非阻斷與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障礙；相反，正是“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史記·大宛列傳》索引·述讚），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使1世紀以來中國的西北邊疆成為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與中華文明交匯的前沿。

 

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

 

中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基於生産、生活的需要，互相聯繫交往是北部邊疆與中原地區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是，並非任何時候都能出現和平交往的局面。遊牧民族在軍事上無法徹底取勝，經濟上又迫切需要換取農耕區産品以補自身單一經濟不足，有可能出現較為長期穩定的和平交往局面。

 

以鞏固長城邊防為後盾實現的和平互市往來，對匈奴鄰近長城謂之“甌脫”的半農半牧過渡地帶的生産、生活方式産生重大影響，使北部邊疆面貌煥然一新。漢武帝初年“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和親使者“教單於左右疏計，以計課其人眾、畜物”，“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漢書·匈奴傳》）。漢昭帝元鳳四年（西元前77年）鄯善王主動提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谷”。其時自鄯善以西至且末七百二十里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産、作兵略與漢同”（《漢書·西域傳》）。“甌脫”地帶長年胡漢雜處，自然為北方民族向農耕生活轉化架起了橋梁。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漢書·匈奴傳》），往往“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後漢書·南匈奴傳》），獲得大量生活、生産必需品的同時，刺激了本身畜牧經濟的發展。以“漢所余，彼所鮮”（《史記·劉敬列傳》）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受益匪淺，“騾驢駱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鹽鐵論·力耕》）。漢初牲畜奇缺，至武帝時，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西域篇》）。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提高了中原地區社會生産力。明隆萬年間“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促成隆慶和議後，仍將“城堡及時修並，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張居正：《答王鑒川計貢市利害》）。明蒙之間得以長期和平交往，遂使“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張文忠公全集·行實》）。蒙古在長城沿線邊外也發展起眾多耕牧交錯、漢蒙雜居的“板升”聚落。邊地“上谷至河湟萬里”，也都“居如渚，行如家，舉沙磧而黍苗矣”（《國榷》卷5）。漢蒙雙方開設官辦貢市、關市、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間私人交易也很活躍。據萬曆《宣府鎮志》記載，昔日滿目蕭條的邊塞重地張家口很快發展成“南京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舖，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的商業巨鎮。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陳仁錫：《無夢園集》卷2）。蒙古地區的農業取得較大發展，“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秘籍·夷俗記》），單一畜牧經濟結構逐漸改變。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百”，“城郭宮室佈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儼然成為蒙古地區頗為繁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蒙漢雙方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呈現“胡越一家氣象”（黃景昉：《國史唯疑》卷8）。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五分有京師氣習”（戚繼光：《陳邊情及守操戰車》），甚至“華人入外夷”（鄭曉：《皇明四夷考·序》）成風，萬曆年間乃有“漢夷”之稱（王士琦：《三雲籌俎考》卷2）。蒙古族亦漸習華風，“喜見車書同”（方逢時：《塞上謠》）。歷配三王、掌兵柄、主貢市的“忠順夫人”三娘子，平日就愛穿大紅彩緞粧獅子漢服，十分欽慕高度發達的中原文化，以至“每于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1）。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有其多方面的內在動力與原因，既表現為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聯為一體，也體現於民族關係上和平往來、融洽相處，包括文化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只有出現“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樣塞外遊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繫在一起，才能使遼闊北部邊疆真正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極為重要的方面，長城發揮了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長城積澱著豐富、厚重的文化內涵，因視角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長城所象徵的意蘊並不那麼一致是十分自然的。在不同時間場合針對不同問題用長城作類比時，有時也會成為兩種截然相反的象徵。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説是針對築城過程中蔑視百姓、酷虐催逼的暴行而發，並不牽扯到對修城禦邊是否必要的評價。眾多研究成果已經證明，長城與封閉、保守、退縮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它既可以是“限隔華夷”（《大學衍義補》卷150）、自我封閉的壁壘，也可以作為向外開拓進取的橋頭堡。“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開放革新著稱於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對於古代高明的政治家來説，長城從來不是“限制文明空間的環”。他們運用這道軍事防衛線和經濟、文化會聚線，巧妙地控制、調節中原政權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把農業經濟和遊牧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大大縮短了邊疆與內地的距離和農牧文化之間的差異，通過這條播撒先進文明的文化帶，有效地促進民族融合、邊疆開發和國家統一富強。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突厥、柔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民族中都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長城帶與漢族匯聚交融，源源不斷注入草原文化新鮮活力。萬里長城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標識。

 

（作者：曹大為，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