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申遺”之路走過30年，世遺總數穩居世界第二

　釋放蘊藏在文化遺産中的價值和精神(深聚焦)

　　從1987年中國長城、北京故宮等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算起，中國的“申遺”之路已經走過30年。30年裏，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産從無到有、由少變多，遺産類型不斷豐富，保護經驗不斷積累。

 

資料圖：遊客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啟祥門走過。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如何更好地保護世界遺産？如何讓世界文化遺産融入現代生活？中國世界文化遺産30週年紀念論壇日前在北京召開，論壇就新時代文化遺産的保護傳承、文化遺産的對話交流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保護：預防性保護，不是將文化遺産束之高閣

 

資料圖：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一號坑內橫列隊伍。 石寶琇 攝 圖片來源：CTPphoto

 

1987年12月，在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的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上，長城、故宮、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週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等6項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3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擁有世界遺産52項，其中世界文化遺産36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産4項，世界自然遺産12項，世界遺産總數位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文化遺産領域，如何更好保護和傳承，受到各方關注。在中國世界文化遺産30年紀念論壇上，不少專家和學者説，當前，文化遺産亟須由搶救性保護為主向搶救性與預防性保護並重轉變。

 

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表示，建築大師梁思成曾提出“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的建築修繕原則。文化遺産保護，重要的不是我們能做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泰山資料圖。山裏人 攝

 

“預防性保護，就是在保持文化遺産原貌的基礎上進行文化遺産的加固、修繕以及日常養護等工作。”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認為，預防性保護看似沒有保護，實則保護得當，依靠小的投入和持久堅持來獲得長久收益。“以長城保護為例，其模式就是以堅持預防性保護、日常養護為主，同時儘量減少工程干預，避免過度干預。對於確實存在安全隱患的情形，重點消除或緩解安全隱患，按照最小干預原則進行加固、修繕。”宋新潮説。

 

預防性保護，不是為文化遺産搭建“溫室”，實施“隔離性保護”，也不是將文化遺産束之高閣。相反，預防性保護是在傳承和保護文化遺産的同時，拉近人們與文化遺産之間的距離，將文化遺産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促進對文化遺産的合理利用。

 

專家們指出，目前，人們與文化遺産之間仍然存在情感上的距離，還不能從文化遺産中獲取充分的體驗與撞擊心靈的感動。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文物研究所館員張依萌強調，文化遺産的利用不是簡單地圈地收門票，必須豐富文化遺産的利用形式，既要為當地帶來經濟效益，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也要關注文化遺産背後的內涵與價值，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使文化遺産真正為大眾帶來意義、帶來價值。

 

宋新潮指出，構建文化遺産與現代生活和諧相處的關鍵是堅持全新的開放展示模式，即堅持保護第一、因地制宜、適度開放的原則。改變以往簡單的開放模式，將自然環境、景觀特色、建築細節、歷史遺跡等都納入展示範圍，要採取陳列展示、數字展示等多種開放展示手段。同時，保護文化遺産也要融入人們當下的生活。要探索、鼓勵當地群眾參與開放展示模式，使人們從保護中獲益，激勵民眾保護遺産的積極性。

 

傳承：“人的問題”是文化遺産保護工作面臨的重要挑戰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遺産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對傳承中華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在論壇上，不少專家也指出，在文化遺産的傳承方面，人才儲備還不足。

 

人才是文化遺産傳承的關鍵因素。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趙鵬指出，“人的問題”是當今文化遺産保護工作面臨的首要困惑與挑戰。“我們應借鑒國外人才培養經驗，完善國內人才培養體系，及時解決人才流失、人去藝亡以及人員間溝通不暢等問題，壯大人才隊伍，提高傳承能力。”王旭東建議，人才隊伍的建設不能僅僅局限于專業人士的力量，還應面向基層、面向群眾，形成全社會共同保護文化遺産、共同守望文化遺産的態勢。

 

此外，文化遺産的保護和傳承也需要多種形式的教育普及。王旭東認為，文化遺産普及教育不僅可以依靠遺産實體進行，還可以借助科技，通過數字資源、數字展示模式對遊客進行普及教育。同時，也應積極組織宣傳展示活動，通過藝術展覽、進校園、進課堂、進社區等活動形式，使文化遺産走進人們的生活。

 

提高文化遺産傳承能力，實現文化遺産傳承多元化，還需要拓寬傳播渠道，豐富傳播媒介。王旭東提議，新時代文化遺産的傳承需要以互聯網為依託，攜手各類媒體平臺傳播文化遺産知識，還要借助人工智能進行文化遺産的價值發掘和文化弘揚。除此以外，應增加文化遺産傳承方式的趣味性，將文化遺産承載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和人文精神進行生動呈現。當然，探索人們喜聞樂見的呈現內容與呈現方式，並不意味著一味迎合取悅，而是在文化傳播與公眾需求之間尋求平衡。

 

合作：加強協同與交流，共同守護“精神寶藏”

 

文化遺産是不同時代、不同文明的交匯點，也是國際合作、國際交流的交匯點。在“一帶一路”文化建設的大背景下，文化遺産領域對外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很多項目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亮麗名片。

 

目前，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是文化遺産領域對外交流合作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同時通過建設“一帶一路”文化遺産長廊，成立絲綢之路國際博物館聯盟，舉辦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等，為“一帶一路”文化建設提供堅實支撐。瀕危文化遺産國際保護基金、亞太地區世界遺産培訓與研究中心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國際培訓中心等的設立，也成為我國與國際組織合作日益密切的有力見證。此外，中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多次舉辦文化遺産主題活動，拓寬了文化遺産對外展示與傳播的渠道。

 

張依萌認為，雖然各國文化存在差異，但世界基本認知的相容相通是各國交流合作的基礎。“無論是古羅馬還是古代中國，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著與對方産生聯繫的強烈願望。既然我們有這個願望、有這個要求、有這個能力，那就要加強合作、加強交流，共同守護這份精神寶藏”。

 

“我們要打開大門，共享資源，吸引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來研究，把文化遺産放在不同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王旭東説，“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希望成為國際上文化遺産保護的典範、最具活力的研究實體和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展示與交流平臺。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保護力度、深入挖掘蘊藏在文化遺産中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精神，大力推動人文交流和文化傳播，為增強文化自信和促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發揮積極作用。”（王 玨 牛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