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從美國哈雷-戴維森摩托車公司宣佈將部分生産轉移到海外、通用汽車公司警告加稅可能導致公司業務收縮和裁員，到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經濟體對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霸淩”政策，正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遠遠背離其希望重振國內製造業和保護就業的初衷。在經濟全球化、産業鏈國際化的21世紀，以提高關稅和貿易脅迫為特徵的過時保護主義做法，損人更不利己，越來越行不通。

首先，提高進口産品關稅非但不能保護美國國內産業，反而會令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為過高的關稅成本買單。美國商會等商界組織多次警告美國政府，提高關稅是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徵稅”，這會擾亂全球供應鏈，增加依賴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的美國企業的生産成本，損害美國製造商和出口商的競爭力。包括工薪階層在內的美國消費者也不得不為進口商品支付更高價格，增加日常生活開支，並可能推升美國國內通脹風險。

事實上，單邊關稅策略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成功過，反而會造成就業損失等不利後果。2002年，小布什政府對進口鋼鐵産品加徵關稅，導致美國凈損失約20萬個就業崗位和40億美元薪資虧損；2009年，奧巴馬政府對從中國進口輪胎加徵關稅，導致美國凈損失約2500個就業崗位、美國消費者額外增加11億美元開支。

其次，美國提高關稅舉措遭到主要貿易夥伴報復，美國企業、農場主和消費者將遭受進一步損失。據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統計，目前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已準備對美國出口産品徵收總計約900億美元的關稅。這些反制措施將進一步損害美國出口商利益，令數百萬美國就業崗位受到威脅，並損害美國整體經濟。

正是為了規避歐盟對美國摩托車開徵的報復性關稅，作為美國製造業代表的哈雷—戴維森公司日前被迫宣佈將部分摩托車生産轉移到海外。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指出，與歐洲企業相比，哈雷—戴維森等美國企業正面臨三重打擊：美國鋼鋁關稅帶來的更高生産成本、其他貿易夥伴對美報復性關稅造成的沉重負擔、歐洲企業從歐盟與日本等簽署的新自貿協定中獲得的更優惠關稅待遇。他預計，許多美國企業會效倣哈雷—戴維森將部分工廠搬遷到海外，這正是“糟糕貿易政策”的代價。

美國政府濫用“國家安全”法律條款單邊加徵關稅的做法，不但被歐盟、中國、印度、加拿大、俄羅斯、墨西哥和挪威等經濟體訴諸世貿組織，更遭遇美國國會立法、國內法院訴訟的挑戰。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科克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議員近期提出一項議案，要求限制總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徵收關稅的權力，獲得270多個美國商業組織聯名支持。美國國際鋼鐵協會則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認為特朗普政府對進口鋼鐵産品加徵25%關稅依據的“232條款”違反憲法，要求法院下令停止執行上述鋼鐵關稅。

在經濟全球化和産業供應鏈國際化的背景下，依靠提高關稅保護國內産業和就業只能是一廂情願。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貿易專家威廉·賴因施所説，如今的國際貿易是國家間的雙贏合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國現行貿易政策更像是17、18世紀重商主義政策的延續，並不符合21世紀經濟全球化現實。幫助美國消費者、工人和製造商的最好辦法是開闢新市場、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而不是在自己的市場加固藩籬、加高壁壘。（新華社華盛頓電 記者高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