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你是這樣的《告台灣同胞書》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的四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篳路藍縷,從戰爭到和平,從“小三通”到“大三通”,總體朝向一個良性的方向前進。

 

毋庸置疑的是,《告台灣同胞書》具有歷史的意義,那麼應該將其置於一個歷史的脈絡當中解析。其實《告台灣同胞書》並不是唯一的,它是“告台灣同胞書”這個系列當中的其中一個,大陸曾有過五個版本的《告台灣同胞書》。第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出現在1950年,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佈,其中首次提出了解放台灣的任務。1958年,因為“八二三炮戰”爆發,國防部連發三份“告台灣同胞書”。第一份由毛澤東撰寫,以彭德懷名義發佈,其內容是號召台灣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指出炮戰的懲罰性質,並提出停止炮擊七日。隨後國防部發佈《再告台灣同胞書》,內容和第二份相差無幾,是對炮戰立場的再度強調。最後的《三告台灣同胞書》則規定了解放軍對金門炮擊“單打雙不打”的原則,但在當時並沒有被公開發表。最後一份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1979年元旦版,是由葉劍英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後來所説的《告台灣同胞書》,基本上都是指1979年的版本。

 

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由此開始的大陸對臺政策大轉變。如果説前四份是內戰的副産品,那麼1979年版本則宣告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到來。在之後的四十年裏,兩岸基本告別了戰爭,逐步開始了經濟、文化和社會全方位的交流,一些具體做法都沒有超脫《告台灣同胞書》的框架。因此《告台灣同胞書》不僅宣告了大陸對臺政策轉向,也為未來的兩岸交往提供了一個方針式的指引,具有綱領性的意義。

 

當然,大陸關於和平統一的思考也有歷史的基礎。上世紀60年代初,在兩岸非正式溝通管道中不斷完善的“一綱四目”被中央正式提出,其內涵概括起來就是在統一的前提下,台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這裡面已經有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影子,代表了第一代領導人的超前思考,當時的蔣介石也曾對北京的建議認真考慮,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進一步闡述和實踐“一綱四目”的機會被擱置。

 

不過這些積累最終都被繼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對臺政策著力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在言辭上比之前的幾版溫馨了許多,更強調民族、血緣與文化這些最基本的紐帶。當前,兩岸交往正在進入深水區,在新一輩眼中的兩岸不可避免會有別於以往,兩岸命運共同體也將有全新的演繹。在這個時間節點中,更需要在歷史的積澱裏尋找智慧,啟發未來的的方向,這也是我們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重要意義。(作者:王曉笛,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本文為投稿作品,不代表中國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