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年度中日關係戰略報告書發佈

日前，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舉辦中日關係年度報告書發佈會。圖/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日前舉辦中日關係年度報告書發佈會，發佈了該院日本研究中心組織撰寫的《中日關係2018：回歸常軌 蹀躞前行》報告書。

 

報告書認為，中日關係“重回常軌”，迎來冷戰後第二個重大調整期。在國際局勢日趨複雜多變、人類面臨更大挑戰的背景下，中日關係的積極變化意義重大。雖然中日間許多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增大，但兩國關係繼續改善的願景依然可期。

 

該報告書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研究並撰寫，以報告書為媒介打造中日兩國學者、智庫長期合作交流的機制化平臺，既注重建言獻策的政策性效果，同時主要從中長期、戰略性視角考察研究對象，其間並注意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理論變遷變化的觀照，體現出大學智庫的研究特色。年度報告書系列化，即由點到面形成變化軌跡，將為後人留下考察史實與認識之間的張力與規律提供方便與空間。該報告書是繼《中日關係的現狀與未來趨勢——多層面和中長期戰略的視角》（2014年）、《中日關係：2015》、《中日關係：2016——低位徘徊與嬗變》、《中日關係2017：戰略對峙中的轉機》等四本年度報告書之後所推出的第五本。

 

報告書由“總論”與“日本政治外交”、“平成時代的終焉與中日關係的好轉”、“安全保障：新版《防衛計劃大綱》評析”、“海洋問題：戰略克制與模糊策略”、“經貿關係：重新起航”、“日本自由貿易戰略的躍進之年”、“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光與影”等七個專題構成。該報告書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每個專題之後，都加入了日方知名學者的點評，使報告書在反映客觀事實和中日雙方觀點上做出了新的嘗試。

 

改元之年的日本國內政治與外交

 

報告書指出，2019 年是日本改元之年，現任平成天皇將於 2019 年 4 月底退位，皇太子將於 5 月 1 日正式登基，這是 2019 年日本最大的國內政治。天皇作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退位與繼位本不應該成為敏感議題，但是改元一事所波及到的領域較廣，作為重要的政治日程也會影響到其他相關政治日程的安排。此外，因天皇登基典禮而衍生的皇室外交，也是日本政府重點應對的工作。

 

除了改元之外，2019 年日本國內的政治議程也是滿滿噹噹。4 月份即將舉行統一地方選舉。統一地方選舉是衡量日本各黨派力量的風向標，執政的自民黨所推薦、支持的候選人能夠獲得多少都道府縣知事的席位會直接影響到自民黨在地方的支持度，也會影響到今後的國會選舉以及政權運營。 4月的統一地方選舉和5 月的天皇繼位儀式之後，就是 7 月份的參議院半數選舉，自民黨及其執政聯盟能否繼續維持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是重要看點。

 

除了國內政治日程之外，外交領域也有值得關注的內容。 2019 年 6 月， G20峰會將在大阪舉行，這是 G20 峰會首次在日本舉行，除了日常性的領導人會談之外，日本需要利用這一場合提出符合其自身利益又能夠平衡多方需求的議程。屆時中日關係如何推進，能否産生確立中日關係發展方向的新政治文件也是日本政府考慮的事項之一。

 

此外，常規的外交日程中，與俄羅斯北方領土問題的談判會貫穿 2019 年一整年。在此過程中，如何協調日俄關係與日美關係顯然也是日本政府所面臨的外交議題。日美關係中的同盟定位以及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會影響到俄羅斯對日政策的制定，而日美同盟又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不容有損害日美關係的負面事發生。

 

綜合以上 2019 年日本政治外交的各項議程，外交影響內政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譬如，近日安倍內閣的支持率有所提升，輿論認為一個重要的加分因素就是日本政府在韓國軍艦的雷達照射事件之後所採取的積極反制措施。

 

關於中日關係

 

在對2018年的中日關係及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社會進行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報告書認為：2018年中日關係“重回常軌”，迎來冷戰後第二個重大調整期。在國際局勢日趨複雜多變、人類面臨更大挑戰的背景下，中日關係的積極變化意義重大。中日關係重回常軌值得珍視，經貿之外，兩國間的人文與青少年交流，是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壓艙石。在打造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這一新平臺時，機制化建設不可或缺。雖然中日間許多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增大，但兩國關係繼續改善的願景依然可期。

 

對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一方面要看到中日改善關係的明的一面，也要看到中日關係的改善並非一蹴而就。

 

一是日本外交中存在兩面性問題。中日關係發生轉圜是人們一直所期待和所樂見的，但與此同時，也應對安倍政府對華外交的兩面性有深刻認識和充分心理準備。安倍政府的外交往往兩頭下注、雙向博弈，以期同時獲利。為此，對於在東西之間時進時出、戰略定位飄忽不定的日本，既要看到它走進中國的一面，同時也更要看到它隨時有可能隨著大環境變化而走出去的另一面。而這“另一面”，對中國的傷害和對亞洲乃至世界的破壞往往是最大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二是新世界格局的挑戰。美國的全球戰略收縮，某種意義上是在放棄一些領導權。日本反應敏銳，在日歐一體化、CPTPP等重大商機上先聲奪人。隨著日本自主意識的增強，以及國家再造進程的不斷深化，日本不僅只想走進中國、回歸亞洲，而且更想深度地走進世界。為此，在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條件下，中日兩國能否把握歷史契機，在全球治理與雙邊關係方面相向而行且行穩致遠，把兩國關係塑造成新型國家關係，無疑對雙方都是重大考驗。

 

報告書認為，為了實現新時代中日關係行穩致遠，對未來既不能過分悲觀，也不可期待太高。在新時代中日關係的發展中三個因素非常重要。第一， 深化中日經濟合作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的“壓艙石”。第二，維護和平安全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的方向。第三，發展民間友好交流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礎。

 

關於中日經濟關係

 

報告書認為，2018年是中日經濟關係的轉捩點。在2018年圍繞“一帶一路”倡議，日本企業已經表明積極參與第三方合作，這為中日經濟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長期以來，中日關係被認為是“政冷經熱”，良好的經濟關係可以穩定因歷史以及安全保障問題而動搖的中日關係，因此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説，2018年是站在一直以來相對良好的經濟關係的延長線上發展過來的。

 

對於2019年的中日經濟關係而言，報告書認為有必要認真考慮中美貿易戰爭的影響。再度起航的中日經貿關係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展望 2019 年，雙方應該有更多的合作空間和領域值得期待。

 

一是兩國政治關係有可能會再上一個新臺階，將為中日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從 2017 年開始，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目前看，中日良好的氛圍仍在持續。就雙方而言，進一步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符合兩國的利益。

 

二是兩國經貿關係將會繼續保持平穩發展，但因面臨美國對華貿易戰，雙方的經貿合作面臨一些挑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對華態度經常出爾反爾，特別是對華發動貿易戰，持續加徵關稅，對中國對美貿易以及中日貿易都産生了不利影響。現在，中美正在就貿易等進行談判，無論談判成功與否，對現有的全球産業鏈都將産生影響。作為重要一環的日本企業必然會進行相應調整。當然，中國作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巨大市場，日本企業肯定不會放棄，中日政治關係持續向好，兩國經貿關係保持穩定發展仍然值得期待，未來中日貿易仍會穩步發展，雙向投資會逐步增加。

 

三是中日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拓展合作空間前景非常廣闊。特朗普奉行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的政策，不僅對中國，對日本同樣也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中日兩國在共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逆全球化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特別是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中日更應該加強合作，日本牽頭的 CPTPP 已經生效，已簽署的日歐經濟夥伴協議（ EPA）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中日參加的 RCEP 在積極推進，兩國都希望儘早達成協定，而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是堅定不移的，中日韓 FTA 談判也在積極推進中。因此，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加強合作的領域和空間非常大，雙方應該加強溝通與協調，相信 2019 年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會有新的突破。

 

總之， 2019 年，中日兩國經貿合作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雙方貿易再上新臺階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政治關係持續向好的環境下，中日兩國應該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前景。

 

關於中日海上合作前景

 

2018 年以來，中國繼續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的精神， 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日本則根據第三期“海洋基本計劃”，積極應對“新海洋立國的挑戰”。這意味著中日兩國海洋領域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隨著中日關係的整體改善，尋求新的合作機遇、開拓合作空間也成為必然選項。

 

2018 年 2 月，中日時隔六年重啟防務部門年輕幹部交流活動， 交流內容包括考察部隊、訪問研究機構以及商討建立中日合作開展災害救援的機制等。 其他如中國國防大學代表團訪日、中青年軍官代表團實現互訪等。通過此類交流活動的次第展開，促進了中日雙方防務部門的相互了解。今後，中日兩國在繼續致力於改善整體關係的同時，報告書提出採取以下措施進一步加強中日海洋合作。

 

第一，開展一系列持續有效的防務交流活動，增強安全互信。第二，繼續推進兩國在非傳統領域的海洋合作，如在打擊海盜、維護海上通道安全、治理海洋環境等領域，中日應積極開拓合作空間。 第三， 繼續實施中日雙方確定的“海空聯絡機制”，加強海上熱線對話，避免檫槍走火風險。第四， 繼續探討東海劃界的具體辦法。採取依據國際法與外交協調的雙重途徑，靈活處理雙方不同的劃界主張，爭取逐步達成共識。 第五， 繼續探討在“6·18”原則共識的基礎上，中日雙方關於共同開發東海油氣資源的具體區域與具體開發合作方案。

 

關於美國因素的影響

 

報告書認為，中日關係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他者”特性，美國一直是影響中日關係的最重要因素。特朗普上臺後，日本經歷了冷戰結束後的最大風險。特朗普推行的“美國第一”戰略、退出TPP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令日本面臨巨大壓力。特朗普的施壓政策迫使日本重新審視同盟關係，反思過度依賴美國的負面影響。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加快推動大型多邊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二是推動由中日和東盟共同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三是改善中日關係，變競爭為協調，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通過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日本充當世界貿易自由化旗手的信心進一步加深。

 

但也要冷靜地看到，日本的最終目標不是與美國徹底鬧翻，而是倒逼美國改變貿易孤立主義政策，迫使美國重返TPP。對日本而言，如何維持和穩定對美經貿關係依然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優先考慮，這一點並未改變。由此可見，全球自由貿易協定正面臨重新洗牌，日本的目標是通過增強外交的自主性來緩解外部壓力，從而尋求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目前“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還處於起步階段，走向良性合作的投資項目具體化的前景還不夠明朗。中日兩國如何發揮各自優勢、避免惡性競爭，還面臨很多問題有待克服和解決。

 

關於日本自由貿易戰略

 

當前日本在自由貿易戰略上主要存在三個國家身份設定：“核心”、“主導”及“橋梁”。其中，“核心”是指在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制定中居於“核心”地位，盡可能地參與主要諸邊或雙邊EPA，從而在其國別重疊部分始終位於焦點。“主導”是指在各個EPA談判中起引領作用，努力提高其一體化深度和市場開放的雄心水準。“橋梁”是指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在亞太等不同區域之間起到連接、仲介、傳導的作用，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協調、平衡各方的共同利益。這三個身份緊密交織：“核心”是前提和基礎，“主導”和“橋梁”則分別是在政策議題設置和夥伴關係上的突出表現。

 

與歐美相比，無論是在全球議程設置還是在經濟自由度上，日本要想實現真正的“主導”或“超越”仍具有相當的難度。因此，對日本而言，基於一定“主導”作用的“橋梁角色”事實上是最能體現其比較優勢的身份設定，亞太地區則是檢驗和實踐這一定位最為重要和臨近的地區。考慮到與中國、印度、東盟等核心新興經濟體的地緣經濟關係，與歐美相比，日本在發揮“橋梁作用”上確實更具優勢。這在RCEP和CPTPP等談判中已經有所體現。傳統的研究認為，日本的EPA戰略從相對低調到更為激進的轉變過程中，有兩個因素尤其重要，即財界院外遊説的強度大小以及貿易決策的集權程度高低。

 

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要求日本在經貿領域更加積極有所作為。而特朗普執政之後國際和地區局勢的劇烈動蕩，使日本在經貿領域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態勢，也使其戰略決斷面臨著某種意想不到的“機遇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