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四塊“壓艙石”

“粵港澳大灣區”是繼世界公認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這三大知名灣區之後的第四灣區。它既是經濟的灣區,同時也應是文化的灣區,文學和審美的灣區。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是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未來的文學,但它同時也是植根于現實的土壤,是在特定文化傳統的浸潤、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文學。因此,在大力倡揚“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同時,我們必須去尋找一些傳統和現實的“壓艙石”,尋找支撐這一新型文學的精神譜係和傳統文脈。唯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才有不同於別的灣區文學的特色,才能生機勃發,既充滿活力和創造力,又能根深葉茂、沉穩紮實地前行。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一塊“壓艙石”,我認為是嶺南傳統文化的“經學”註釋與六祖惠能的佛學禪宗。如眾所知,因氣候、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嶺南文化明顯不同於北方文化。例如,漢代以降以陳欽、陳元父子為代表的“經學”註釋,便明顯不同於北方“經學”。北方“經學”內容深邃、結構宏偉、註釋嚴密繁複,而嶺南“經學”則呈現出生動輕鬆、輕靈簡易的特點,因此被後世稱之為“簡易之學”。再如著名的六祖惠能,他為佛學禪宗注進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內涵,使佛學禪宗變得可親可感可愛。這就是嶺南文化的特色,也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種創新,不僅在研究我們嶺南文化時要進行新的理論闡釋論證,在倡揚“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時也要充分意識到,並融進我們的文學創作中,成為我們作品的血肉和精神養料。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二塊“壓艙石”是嶺南傳統的哲學。在這方面,著名的明代大儒陳白沙主張“學貴知疑”,強調獨立思考,提倡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逐漸形成一個有嶺南文化特色、注重實證的哲學學派。再如康有為的老師朱九江,其著述被稱為“實學”,他倡導經世致用的實證研究,這一批評立場和方法,在後來的許多粵派批評家身上也清晰可見。比如黃藥眠、鐘敬文、黃秋耘、肖殷等的文學批評。他們既面向時代和生活,感受文藝風潮的脈動,又善於獨立思考,敢於質疑時流。另一方面,他們既追求批評的理論性、學理性和體系建構,又注重文學批評的日常化、本土經驗和實踐性,以及對文本的實證分析和詩性呈現。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可以説是“粵派批評”最為鮮亮的一道風景線。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三塊“壓艙石”應是1840年以後的近現代文化。這是嶺南文化最有價值的部分。我們知道,近代以來,在中國各個時間節點,嶺南文化都是獨領風騷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感受並接受多種文明帶來的思想啟迪。他們視野開闊,思維活躍,不安現狀,積極進取,敢為天下先,所以他們能走在時代變革的前列。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要有大的發展和大的境界,就必須重視近現代嶺南文化這份豐厚而多彩的思想資源。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第四塊“壓艙石”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的文學經驗。熟悉廣東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廣東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時期出現了歐陽山、秦牧、陳殘雲、黃谷柳等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文學大家,以及《三家巷》、《蝦球傳》、《香飄四季》、《藝海拾貝》等一大批名著,在全國産生了較大影響。《三家巷》等作品的文學經驗是:這些文學大家既歌頌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寫新的主題和新的人物,又注重嶺南的日常生活、風土人情和地域特徵;他們十分重視個人的經驗,正視嶺南地區複雜的文化生態語境,並將這種複雜性呈現在作品中。他們筆下的文字是有感情,有生命溫度的。正是因此,《三家巷》、《香飄四季》等作品成就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喚起了我們很多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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