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可明鑒，知古可鑒今

 

左圖為點校本“二十四史”書影；右圖為點校工作留影，左起依次為中華書局編輯魏連科、武漢大學教授唐長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白壽彝。

 

“二十四史”的修撰與刊刻，與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載錄綿延數千年的信史，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可以源源不斷汲取的智慧源泉

 

習近平總書記説：“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擁有近4000年連貫、完整的歷史記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二十四史”的修撰與刊刻，與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載錄綿延數千年的信史，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可以源源不斷汲取的智慧源泉。

 

一

 

“二十四史”以紀、傳、表、志的架構，記述了從傳説中的黃帝到明末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涵蓋了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二十四史”大多出自歷代皇帝敕撰，後經清乾隆皇帝欽定，因此“二十四史”擁有“國史”和“正史”的地位。

 

中國素有纂修、刊刻“正史”的傳統，歷代多由官方組織實施，形成各自時代的標準本，通行於世，人們所悉知的宋刊“十七史”、明刊“二十一史”、清刊“二十四史”，無不如是。清乾隆年間《明史》修成，詔武英殿刊刻全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成為有清一代的正史標準本，通行300餘年。一直到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廣搜善本，匯集叢殘，刻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成為當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受到學界盛讚。但是從“殿本二十四史”到“百衲本”，仍然沒有標點，沒有斷句，不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不能適應新的時代需求。新中國成立後，迫切需要一套經過標點校勘，更準確、更清晰、更便於閱讀的“二十四史”新本。

 

1956年，著名學者、長期在文化戰線工作的鄭振鐸先生，在《人民日報》《政協會刊》先後發文，明確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議，首次系統討論整理“二十四史”的問題。1958年，毛澤東主席指示，組織標點“前四史”。吳晗、範文瀾隨後主持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制訂計劃，優先整理出版“前四史”，並兼及其餘二十史及《清史稿》的點校、整理、出版工作，以給讀者提供一套標點準確、錯誤最少、便於閱讀檢索的本子。新中國版“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正式拉開序幕。

 

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歷史傳承，點校本“二十四史”是在黨和國家有關領導的親切關懷和部署下，高效組織有關力量，集中各方面資源，合力完成的一項宏大出版工程。“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完成了從博古架上的“古董”到人人可取而讀之的現代讀本的轉換，是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標誌性成果。其中《史記》首先出版于1959年9月，向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獻禮；《宋史》最後出版于1978年，標誌點校本“二十四史”最終完成、全部面世。

 

二

 

“雨雨風風二十年”，親歷全過程的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趙守儼先生用這7個字來概括“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歷程。從1958年到1978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中華書局集全國學術界和出版界之力，200多位學者編輯參與，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宏偉文化工程。

 

顧頡剛先生1954年進京，在領銜完成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的標點之後，又完成了平生最大夙願——第一個《史記》三家注整理本。1971年，周恩來總理作出批示，決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組織，請人標點，並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年邁的顧先生受命承擔“總其成”之責，用一週時間起草了長篇宏文《整理國史計劃書》。

 

1958年，著名文史學者宋雲彬先生奉調進京，將畢生精力最後奉獻給“二十四史”，協助顧先生完成《史記》點校，獨自完成《後漢書》點校，承擔南朝諸史的編輯工作。

 

1963年，由中宣部、教育部發文，借調武漢、濟南、天津、廣州等地高校多位教授進京，鄭天挺、唐長孺、王仲犖、張維華、盧振華、陳仲安、劉節、羅繼祖、王永興諸先生集中住進北京翠微路2號院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從而留下“翠微校史”的佳話。

 

1971年，在中央直接關心下，校史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並由北京、上海兩地分別承擔。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宋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社科院參與，以中華書局名義出版。其他數史，由北京方面完成。唐長孺、王仲犖、啟功、王鐘翰等學界名宿再次匯聚中華書局，先後參與校史長達十年之久，中華書局因此被啟功先生親切地稱為“第二故鄉”。

 

點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問世後，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作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系統完整、科學規範的現代整理本，點校本“二十四史”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成就的標誌性成果。已故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評價其“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日本著名學者吉川幸次郎在《訪華余錄——出版和書店》中高度評價點校本“二十四史”，稱其“可以肯定超過乾隆殿本，將成為今後研究者的標準本”。早在1960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齊燕銘同志就對“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提出要“超越前人，並繼續修訂以成定本”的要求。半個世紀以來的事實證明，點校本“二十四史”確實達到預期，並且已經取代舊本，成為之後海內外學術界及廣大文史愛好者普遍採用的最通行的版本。

 

三

 

經典的産生，既要充分尊重傳統，又要順應時代發展。老一代學者們以他們豐厚的學養和無私的奉獻，以學術標準和時代需要為旨歸，擔負起存亡繼絕的文化使命，使點校本“二十四史”不僅為研究者們提供一個標準通行本，同時為傳統的文獻整理積累豐富的經驗，確立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堅實基礎，也為當下我國的出版事業提供極具價值的參考經驗。

 

為更好適應學術發展和讀者需求，中華書局進行了更深入和更全面的探索，先後推出“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和包括人名、地名、書名在內的各類專題索引。同時，為滿足讀者的多元化閱讀需求，陸續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全241冊）、縮印本“二十四史”（全20冊）、簡體橫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冊）以及各史單獨編排出版的版本。目前，點校本“二十四史”已經完全實現數據化，中華書局古聯數字公司重點建設的“中華經典古籍數據庫”，使讀者能夠通過手機端和電腦端實時進行線上閱讀，進一步擴大了“二十四史”的受眾面。

 

點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齊，距今已有40餘年時間。受當時社會、經濟、學術等客觀條件制約，加之整理過程時間跨度大，參與點校人員變動等因素影響，各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為適應新時代學術發展和讀者使用的需求，中華書局于2007年啟動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修訂工程被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中國出版集團“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並獲得國家專項資金支持。修訂工作通過全面系統的版本復核、文本校訂，盡力消弭點校本存在的不足，形成體例統一、校勘全面、標點準確、閱讀方便的全新升級本。截至目前，已出版《史記》《魏書》《宋書》《南齊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八部史書修訂本。修訂工程集合全國學術界的力量，承擔修訂的單位分佈于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陜西、浙江、江蘇等省市的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參與修訂工作的學者約300人，是當代學術界、出版界的又一件空前盛事。

 

讀史可以明鑒，知古可以鑒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堅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對民族文化有更準確的理解、更高度的認同，要下大力氣挖掘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追求原創力和傳播力同步增強。在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定會綻放出更加絢爛的時代光輝。（作者為中華書局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