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告人”掩蓋“不可告人”？蔡英文用司法規避責任

台灣《聯合報》今天發表評論説，蔡英文、蔡辦公室秘書長陳菊，和英係要角陳明文，最近各為了不同原因“告人”。他們都説要“以訟止謗”，但這幾個案子明明都很容易澄清，他們卻堅持走上法院，是“以訟止謗”，還是“以訟止血”？

評論摘編如下：

陳菊為了高雄氣爆案的善款使用，提告質疑的國民黨“立委”。她在Facebook上花了許多篇幅談自己多麼高標準，談經費使用經過審核，談自己遭到抹黑，卻只字不提善款是否拿去補助買文具、出國，不談自己當初在相關會議上的角色，豈不怪哉？

至於高鐵上的三百萬疑雲，在蔡英文要求“持續釋疑”後，陳明文終於開記者會“澄清”。結果卻拿了自家監視器照片，説錢是銀行領出給兒子創業用，但提款明細卻不公開，只説“交給司法”。若真的沒問題，把資料攤開給外界檢驗，應該更能有效澄清吧！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案更離譜。有人跑去英國翻了論文，列出疑點；但蔡英文從頭到尾只有一招回應：“有畢業證書為證”。至於其指導教授、以博士身份投稿與實際拿到學位的時間落差、論文內容等諸多疑問，均避而不談。若真要止謗，只要拿出論文或解禁閱覽限制即可解套，但她卻堅持提告，讓人無法理解。

“告人”是個人的權利，但如果“告人”是因為“不可告人”，那事情就耐人尋味。三個人的事原本可以簡單説清楚，蔡英文、陳菊和陳明文卻都選擇“告人”，説穿了，都是用司法手段來嚇阻質疑，規避説明的責任罷了。（中國台灣網 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