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涉臺文化遺存，提高對臺史學話語權

摘要：台灣2300多萬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與台灣同宗共祖，根脈相連。福建涉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産眾多，每一件文物、每一橦歷史建築、每一項“非遺”都是閩臺鄉親的共同記憶、情感和身份標識，保護好福建歷史文化遺産就是保護兩岸融合的根脈。兩岸融合發展需要正本清源，糾正被台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

 

關鍵詞：福建歷史文化 文化遺産 兩岸融合 培根固本

 

閩臺地緣相近，血脈相聯。福建是台灣同胞的祖籍地，是台灣文化的主要根脈。兩岸下融合發展，首先閩臺要先融合。

 

近三十多年來，福建省積極開展涉臺曆史文物的保護、展示和宣傳,從歷史文化遺存角度不斷強化“閩臺一家親”，增進兩岸同胞的情感融合,推進兩岸合作與融合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一、保護臺胞祖籍地歷史文化，正本清源台灣歷史

 

清代龔自珍在《定庵續集》中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由此可見，歷史話語權充滿政治屬性。

 

眾所週知，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一部分留學歐美日的台灣學人為了打破國民黨對權力的壟斷，開始借助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所倡導打破“大寫的歷史”，鼓吹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小寫的歷史”，聲稱要“回歸敘事史學”，“歷史”闡述進入文學化和泛審美化，呈現“非歷史”性特徵。“台獨”思潮借後現代主義的軀殼，編造、演繹、敘述歷史，為台獨服務，産生歷史虛無主義“台獨史觀”。為了對抗大國民黨執政當局的大中國歷史文化體系，強調“歷史文化的本土化”，企圖建構台灣區域“獨立的歷史文化體系”。在史學領域，具有台獨傾向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打著後現代旗號，借後現代史學之殼，以虛構、曲解等方式，臆造“台獨歷史”和“台獨文化”。如，有“台獨理論家”之稱的史明（施朝暉）編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把台灣歷史從中國五千年曆史中分割出去,妄稱台灣只有400年曆史,台灣做了400年殖民地。聲稱“元朝、清朝對台灣的統治,與荷蘭和日本殖民統治一樣，都是外來政權”。在“台獨”勢力活動早期缺乏系統“理論”的情況下，《台灣人四百年史》成為“台獨經典之作”，為當時島內反國民黨威權人士人手一冊的必讀書籍。在史明“台獨史觀”的影響下，曹永和也于1990年提出“台灣島史”的概念，企圖從“海島”的角度審視與形塑台灣“獨立歷史”，認為“台灣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臺”。周婉窈于1997年撰寫的《台灣歷史圖説·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也聲稱要建構“在地本土觀”，要以台灣島的人群活動為主要素與空間舞臺來研究台灣歷史。她提倡由在地本土觀點所建構，以台灣島(台灣本島及其周邊諸島嶼，也就是大台灣)的山、海、平原等三個以人群活動為主的重要構成要素與空間舞臺所承載經歷過的歷史來建構融合成的台灣歷史研究。

 

無論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還是曹永和的“台灣島史”、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説·史前至一九四五年》等等著述，都企圖通過歪曲與重新釋詮歷史文化遺存，臆造“台灣獨立”的歷史，培植台獨史觀。

 

近三十多年，台灣獨派史學工作者，企圖通過重新“詮釋”台灣區域文化，建構其所謂的“獨立的文化體系和主體地位”。聲稱“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台灣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本質區別”“台灣文化有四大系統：原住民的文化，福佬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大陸係的文化”。另一方面販賣“台灣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文化揉合了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漢文化、西洋文化，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2]企圖把中國文化與荷蘭、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閩南、客家及台灣高山族等區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等同並列起來，來削弱、貶低中國主體文化的地位；企圖將台灣區域文化中某些特殊性和差異性，拔高為主體性，編造所謂的“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等地位”，並以“本土化”之名，對台灣地方的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歌謠、戲劇與民間藝術進行“整理與改良”，支解中國文化。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為達到從“根本上培植”以“台灣”為核心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政治目的，採取各種手段和措施，在台灣民眾中培養“台灣意識”。如，通過成立“文史工作室”收羅具有台獨的文史工作者研究所謂的“鄉土民性和歷史”，以建構“台灣歷史與文化的主體性”。在李登輝授意下，1994年台灣當局“文建會”正式推展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史社團基礎工作研習計劃”和“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地方文史工作處理要點”。在臺當局的“補助或獎勵”鼓勵措施下，“地方文史室”佔據台灣歷史學術主流陣地，從事台灣地方史學的人不僅擁有充裕的資金，更擁有話語權。相反，從事大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者，不僅無處獲得資金，更無其話語的舞臺，逐漸淡出台灣史學界。

 

在教育領域，李登輝自己反復聲稱“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範圍中，台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3]。並聲稱：“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裏多加些台灣歷史、台灣地理等課程”，歷史教育應“以台灣為中心”，要“從鄉土教育”開始。在他的影響下，台灣地區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放棄史學工作者基本職業操守和底線，配合台獨分子臆造符合“台灣意識”、“台灣生命共同體”精神的“歷史敘述”。如，1993年為配合台灣教育當局修訂的“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小學課程自三年級起增列“鄉土教學活動”，中學一年級增列“認識台灣”、“鄉土藝術活動”課。台灣教育當局的“教育研究委員會”和“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相繼成立了“本土語言教材項目小組”與“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項目小組”），參與蒐集資料研擬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本土語言教材和鄉土教材；1994年10月13日，台灣教育當局在李登輝的授意下，以“台灣化”、“本土化”為幌子，對教科書內容進行所謂的“教育台灣化”改造。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又參與編寫，將教材中“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句詞全部刪去了；1996年10月，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台灣教育當局修訂“國民中學認識台灣課程標準”，把台灣本土歷史被列入中學正式教學科目，規定“小學每週要有兩小時進行鄉土教學”。1997年6月又推動中學開設由杜正勝[4]主持編寫的教科書《認識台灣》課程，通過該教科書將其“以台灣為中心的”的台獨歷史觀直接移植入教科書中。在《認識台灣》的“歷史篇”中，肆意篡改歷史，煽動民族分裂情緒。聲稱“台灣400年前是無主的土地”，極力鼓吹、宣揚所謂“台灣魂”“台灣精神”，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詞都一一刪去；極力美化荷蘭、日本等對台灣的殖民侵略。通過強行對青少年學生灌輸“台灣不屬於中國”的思想，以強化“台灣意識”。

 

李登輝獨攬台灣大權12年期間，將史學引向政治化，“台獨”在史學領域也不斷地升溫，台灣史學的“本土論”、“台灣民族論”，以及台灣史學的“去中國”、“脫中國化”論也陸續登場。

 

2000年5月20日，民進黨陳水扁上臺後，不僅政治上延續了李登輝的“台獨路線”；在文化領域，更是在李登輝“去中國文化”實踐的基礎上，加緊推行軟性台獨工程——“文化台獨”。在陳水扁主政的8年裏，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紛紛佔據學術和文化機構的要職，不惜歪曲事實真相，為“台灣文化主體”的“理論研究與造勢”，虛構“台灣史學”，聲稱“要以台灣的立場看台灣”，要以“台灣的觀點看台灣歷史”，“要放棄大中國觀點”。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台獨史觀”更趨熾熱。陳水扁當局利用執政地位和“教育改革”之名，于2001年3月底將李登輝時期所炮製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定為教學範本，強行在中小學推行。同時將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調強行塞進歷史教材中，將台灣史與“中華民國史”進行割裂，把“中國史”塞入世界史；將祖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交往史篡改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史”，並塞進世界史教學範疇。並以偷梁換柱的方式將民進黨的黨史變成台灣地方的“當代史”，將民進黨的黨外運動史拔高為“台灣史”。

 

台灣教育當局于2003年9月22日出臺了“2005學年度《高中歷史課程綱要草案》”，規定台灣的高中學生必須“先學習台灣史，再學中國史，最後學世界史”。《綱要草案》將《舊金山和約》及所謂《中日和約》引入教科書，否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斷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極力掩蓋和否定台灣主權屬於中國的事實，企圖通過強調台灣“主權未定”為“台灣主權獨立”製造輿論。《綱要草案》及依此編寫的各種版本教科書，具有鮮明的“去中國化”、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等的特點。如：對台灣早期歷史，只強調“台灣原住民族”，不談漢民族在台灣的活動，甚至不顧以往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強調台灣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島語系”而與大陸無關；對於明代以來的台灣歷史，將荷蘭、西班牙人入侵台灣的歷史放在所謂“台灣與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續“原住民”來自南島語系的空間歷史架構，略而不談鄭芝龍、鄭成功等漢人群體遷移至台灣的歷史事實；對於康熙統一台灣之後的清代歷史，稱作“清領時期”，突出台灣的“帝國邊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極統治政策，避而不談清政府治臺功績；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改為“日本統治時期”，改“日據”為“日治”，掩飾日本的殖民統治，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等等。

 

通過“改造歷史”、“篡改歷史”教科書，強制性地向台灣青少年灌輸“台獨文化”，讓青少年疏離祖國大陸，強化學生“對台灣的認同”，切斷台灣年輕一代對中國歷史的記憶和文化感情，使青少年“只知台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台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的“台獨”分子主政台灣20年，在青少年中産生潛移默化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目前台灣的青少年人越來越多“只知台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台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上臺執政後，並沒有努力去扭轉“台獨史觀”，也沒有及時修改陳水扁時代編修的“課綱”和“教科書”，以至於具有明顯“台獨”傾向的課綱和教材繼續主導台灣中小學教育，毒害青少年。在“兩國論”“同心圓”等“台獨”理論語境下教育成長的台灣青少年，在“國家認同”方面，“棄中就臺”的傾向日益明顯。其影響與危害越來越大。2014年參與“反服貿”的大學生和2015年參與“反課綱運動”的中學生都是在“兩國論”、“同心圓”意識形態毒害下成長的青年人。

 

2016年5月民進黨理念型台獨分子蔡英文上臺後，雖聲稱“不對抗”，但卻在“維持現狀”中搞台獨，有計劃有步驟地從根本上削弱兩岸一中的政治基礎，不遺餘力地“去除中國標識”、“去除中國國民黨代表中國的合理價值”。從政治層面、法理層面“去中華民國化”。文化教育領域“去中國化”，不僅祭拜“國父孫中山”，也停止遙祭中國人文初祖軒轅黃帝；並將官方語言多元化（將閩南方言、台灣原住民方言、客家方言等都視為“國語”），支解、削弱普通話在台灣的“國語”地位和體系；把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甚至把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對立起來，演繹“獨立的台灣史”。拉抬“親日情結”，縱容台獨學者對“非我族類”進行攻擊，形成語言霸淩。

 

當下台灣島內政治文化生態，台獨史觀氾濫，與始作俑者是“台獨教父”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有相當大的關聯。台獨史觀和歷史論述的荒謬。台灣歷史論述必須正本清源，糾正被台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

 

二、兩岸融合發展，強化對臺史學話語權

 

福建與台灣一水之隔，台灣是福建人向外拓展生存空間、遷徙拓荒的首選之地。自古閩臺是一家，為福建的第九個行政區，有“九閩”之稱。台灣2300多萬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與台灣同宗共祖，根脈相連。

 

福建涉臺曆史文化遺存眾多，無論文物、歷史建築，還是“非遺”項目都是閩臺鄉親的共同記憶和“閩臺根脈相連”身份標識，是閩臺同宗共祖的血緣和文緣的證據，是閩臺所共有的精神財富，也是“一家親”重要依據和歷史見證，也是兩岸文化與民族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及紐帶。保護好福建的涉臺曆史文化遺存，就是保護台灣同胞的根文化，就是保護閩臺區域文化共同體意識，就是保護兩岸一家親和融合的根脈。

 

改革開放後，福建省自恢復歷史文化遺産保護工作以來，就十分重視涉臺曆史文化遺存的保護，1982年3月23日，國務院公佈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2處。1985年10月1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佈第二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8項。1985年12月12日，我國加入《保護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産公約》，開始向聯合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申報文化遺産。2013年5月3日國務院公佈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一至第七批國保單位總數為4295處，福建省入選137處（291點）。2018年9月2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佈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第一至第九批省保單位共926處。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4051處，涉臺文物1515處（約佔了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三），皆居全國前列。

 

福建涉臺文物和歷史建築物眾多，每一項都是“閩臺自古一家”的重要見證，不僅建設專門的展陳館“閩臺緣博物館”，同時在臺胞主要祖籍地建立國家級“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2007年6月）、建立“客家文化(閩西)生態保護實驗區”（2017年1月），涉臺曆史文化遺存保護工作由單體逐漸轉向整體保護。

 

2019年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人大福建代表團審議時指示要求：“要加強兩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廣大台灣同胞的心裏，增進台灣同胞對民族、對國家的認知和感情”。這一政策主張蘊涵著深刻哲理和豐富內涵，包含兩岸人心相通，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兩岸同胞民心相通、心靈契合，是推動兩岸關係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紐帶，是確保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必要條件。

 

兩岸融合發展，首先要解決史觀問題。歷史工作者負起對“台獨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之責，強化對台獨史學的“鬥爭性”,提升對臺史學話語權,必須從學理上加強批判台灣史學界各種形形色色的“台獨史觀”，還原真實的台灣歷史，做好正本清源、培根固本工作，肅清“台獨史觀”和“台獨歷史虛無主義”流毒，從根本上扭轉對臺史學話語失落現象。

 

1、保護祖地歷史文化遺存，增強“閩臺根脈相連”的文化話語。

 

兩岸融合發展，首先閩臺要先融合。八閩大地上所擁有的歷史文化遺存都是回擊“台獨史觀”最有力的武器，保護福建歷史文化遺存，就是保護台灣同胞的根文化，就是保護閩臺區域文化共同體意識。福建的文物古跡和“非遺”都是兩岸一家親的歷史見證。如，福建歌仔戲、高甲戲、閩劇、打城戲、平講戲、木偶戲、傀儡戲、竹馬戲、鐵枝戲等地方戲劇既是“非遺”，也是閩臺鄉親喜聞樂見的，是共同文化遺存。我們要鼓勵與支持各方言劇種及草根演藝團體到台灣鄉村，參與“社戲”、“草臺戲”表演。通過直接參與台灣鄉村民俗活動，發揮祖籍地柔性文化作用，強化祖籍地文化在台灣鄉村和基層的影響力。

 

閩臺民間信俗，同根同源。目前台灣島內眾多的宮廟所祀的神多數源自福建，相伴其祖先渡海赴臺，是其家（族）人或同鄉的精神紐帶和象徵，也是福建對臺交流合作乃至融合的重要介質。具有區域草根性和獨特的信眾。近三十年來，閩臺民間信俗交流活躍。兩岸融合發展要進一步將民間信俗文化交流推向基層，從簡單的信俗交流推向深入，化“神緣”為“人緣”交流。在深化“媽祖”“關帝”、“清水祖師”、“保生大帝”、“陳靖姑”、“廣澤尊王”等信俗交流的同時，拓展更多草根性強、基層小眾信俗交流，如“王爺”、“楊公八使”、“白馬三郎”、“玄帝”、“齊天大聖”、“田西元帥”等信仰在台灣特定區域，有特定的信眾。在抓大的同時，也要重視小眾信俗文化交流。

 

2、加速建構對臺曆史話語體系，提高史學領域“守土”能力。

 

史學工作者要有歷史擔當，要旗幟鮮明地回擊與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台獨史觀”，提高守土能力。同時要借助歷史文化遺存，批判與駁斥“台獨史觀”及其歷史論述的荒謬，打好“史觀”和“台灣歷史論述”的理論戰，要積極推動閩臺共修台灣史，講好台灣開發和發展下歷史，目前應著手編纂《閩人赴臺家係及開發台灣的代表人物》、《日據台灣史》、《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史》、《二二八歷史真相》等，充分展示閩人渡海與開發台灣的歷史貢獻，用事實批駁日本的“殖民有功論”，扼制親日美日的台獨歷史戲説，以重新喚醒已被日益淡漠的祖地、祖先和中華國族的認同，重新接繼業已被人為割斷與祖地的根脈文化。重新建構台灣史論述，建構“兩岸一家親”史學話語體系，扼制“台獨史觀”和“台獨歷史虛無主義”。

 

3、借助現代通訊技術，建立與青少年無縫連接網絡話語體系。

 

青少年是“社會溫度計”和“政治水晶球”。目前台灣網民約1000多萬，主體是青少年人，他們的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青少年人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社會動員能力越來越強”，網絡媒體的“話語即權力”特徵愈發突出。網絡成為“無記者的筆或麥克風”的話語平臺，其影響力超過現有平面媒體，已成為“社會運動”的一種新模式，網絡、獨立網站、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微信（wechat）、微博（microblog）、社區論壇和個人主頁博客（Weblog）等成為政治串聯的重要管道。必須切合青少年的時代特徵，借助青少年人所熟練、推崇的網絡和微博等，力求與新生代、新型受眾接受資訊方式無縫連接，增強網絡話語權。

 

4、開展紅色文化宣傳，消除“妖魔化”遺毒，破除“恐共”和“反共”的魔障。

 

上世紀50—80年代，國民黨當局為保持偏安島內政局和統治地位，採取欺騙性反共宣傳；90年代以來，以民進黨為首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出於分離與“台獨”的政治陰謀，也不斷抹黑與“妖魔化”大陸和中國共産黨。因受“妖魔化”影響，許多不明真相的台灣民眾對祖國大陸乃至中國共産黨誤解甚深，“恐共”進而陷入“反共”泥淖，兩岸融合，首先要打破、消除這種“魔咒”。

 

眾所週知，無參與就不會産生認同。只有參與，情感投入了，才能産生團隊認同；只有了解矛盾，才能實現化解矛盾。

 

對臺開展正本清源、培根固本工作。要設立“紅色文化”文創中心，吸納台灣青年參與紅色文化為內涵文化創意活動，讓台灣青少年參與到大陸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去，了解中國共産黨在民族解放、民族復興道路的努力與貢獻，以化解與破除被國民黨和民進黨“妖魔化”視聽。要組織力量編寫並向台灣同胞介紹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及社會建設史等紅色文化，講好紅色故事。要用正確的資訊佔領視覺領域，消除對中共的抹黑和“妖魔化”遺毒和不良影響。

 

[1]1962年7月在日本出版，1980年7月台北由蓬島文化公司出版中文版。

 

[2] 陳孔立：“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台灣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3]王京瓊：“簡析文化台獨”，《第十二屆國際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05頁。

 

[4] 杜正勝曾在報紙上發表過大量有關“台灣本土化”的評論文章，聲稱“臺語是咱的普通話”，還提出所謂“同心圓概念”，主張歷史教育應從鄉土教育開始，進而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最後才是世界史，一圈圈向外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