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最高降幅達96%?原來是因為國家級“團購”來了
編輯: 王瑞穎 | 時間: 2020-01-15 15:38:30 | 來源: 央視新聞客戶端 |
山西省清徐縣大北村村民岳樂保和老伴,都是多年的高血壓患者,需要常年服藥。2019年12月1日,到鎮上的衛生院門診就診開藥時,他發現吃了很多年的馬來酸依那普利片降壓藥,由原來的每盒25.02元,降成了8.93元,省了不少錢。
之所以藥價降了下來,是因為自2019年12月1日起,山西省開始執行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的新政策,通俗來講,就是國家組織全國各地的多個醫療機構,組成採購聯盟,帶量採購,“團購”藥品,以量換價。
其實,不僅是岳樂保,也不僅在山西,最近全國範圍內很多患者到醫院看病時都發現,有一些藥品價格比原來低了很多。這背後的原因就是,繼2019年4月份“4+7”11個城市的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試點實施之後,最近試點全國擴圍的正式實施。這個範圍包括全國所有的公立醫療機構、軍隊醫療機構,醫保定點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和定點藥店也可自願參加,可以説涉及到全國絕大多數的醫療機構。這一政策,目前已經在全國各地落地。
根據2019年9月份公佈的第一批國家帶量採購藥品名單,涉及25個藥物品種,與聯盟地區2018年同種藥品最低採購價相比,藥價平均降幅為59%。
藥價是怎麼降下來的呢?關鍵在於藥品的量、價掛鉤,而在此前,量和價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脫節現象。
在聯盟集採之前,各省都已經有藥品採購平臺,醫藥企業的藥品中標後,按説應該進入這樣的一個流程: 藥品中標、進入醫院、臨床使用、及時回款。但實際操作中,由於藥品招標時往往只明確招標價格,對採購數量並不明確,這種情況下,藥企即便中標,要達到實際的銷售量,還得跟以前一樣,需要醫藥代表等行銷人員做“工作”。
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錄文説:“由於沒有徹底地把中間環節切掉,(醫藥)企業仍然還需要配更多的行銷人員,讓行銷人員去做工作才能保證這個(賣藥)量。”
量價不掛鉤,就導致帶金銷售,依然是醫藥銷售的主要模式。以2017年和2018年為例,多家上市藥企的公開財報顯示,銷售費用居高不下,有的甚至佔到了總營收的50%以上。不合理的中間環節,都附加在藥的價格上,成為藥價“虛高”的重要構成元素,帶金銷售也備受詬病。
在這個背景下,國家啟動改革。2018年11月,《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試點方案》出臺,這個方案最大的特點在於明確了量和價的關係。
首先,帶量採購,總量巨大。團購上升到國家級,聯盟的各個醫療機構,會拿出自己總用藥量60%—70%的份額;接下來,保證用量,招採合一。招標後,使用端,也就是醫院等醫療機構必須完成自己承諾的用藥額度;帶量採購、以量換價,不僅如此,最後保障回款。合同簽訂後,醫保基金預付30%的貨款,同時監督最終回款。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藥品採購、使用、醫保支付、貨款結算形成了閉環,中間不合理環節被取消。
量價掛鉤,採購方以量換價、醫藥企業以價換量。對醫藥企業中標的要求是:報價不能高於歷史最低銷售價格,同種藥品,在保證品質和産能的前提下,報價低者中標。
制度設計出來,迅速進行試點。自2019年4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4個直轄市,以及瀋陽、大連、廈門等7個副省級城市,加起來是11個城市,也就是俗稱的“4+7”試點。
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25種集中帶量採購的藥品,涉及到8個科室。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藥劑科主任呂遷洲説:“當(開藥)打出這個通用名的時候,可以看到4+7中標的品種在我們醫院是被要求優先使用的,這樣就從行政、管理、技術或者是學術方面,保證有一個使用的方便。”
這個量價掛鉤的制度設計,實際執行狀況如何呢?
首先是量。根據國家醫保局數字:截至2019年10月底,25個中選藥品“4+7”試點城市採購量22.7億片,採購金額31.6億元,累計完成採購量達約定採購總量的141%。
再來看價格。2018年底,“4+7”試點25個品種,與2017年同種藥品最低採購價相比,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2019年9月,全國擴圍,與聯盟地區2018年最低採購價相比,平均降幅59%;與“4+7”試點中選價格相比,平均降幅25%。
再來看中間不合理流通環節的費用。某家醫藥企業,中標2018年底“4+7”帶量採購,其上市公開財報顯示:2019年上半年銷售費用比2018去年同期減少15.18%,具體數額是8235萬元。
國家醫療保障局醫藥價格和招標採購司副司長丁一磊説:“通過這些城市的試點,蹚出一條改革的可複製、可推廣的模式,這樣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地推開。”
2019年9月,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全國擴圍的公開招標。一家醫藥企業,有5個品種以最低價中標。
某制藥集團副總裁鮑海忠説:“儘管是價格在大幅度下降,但是對企業而言,由於有量的保證,也會有效降低企業的行銷費用,這一切應該説都為企業的正常生産的這种經營,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量價掛鉤,除了數量的概念,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考量因素,那就是藥品的品質。在這個制度設計中,藥品品質如何保障?
現在,我國流通的藥品,主要有兩大類:原研藥和仿製藥。通俗來講,原研藥就是原創性的新藥,研發和推廣成本附加在價格上,價格較高,按照國際慣例,原研藥的專利保護期一般為20年。仿製藥,就是原研藥專利期過後,仿製的藥品價格較低。專業人士指出:原研藥專利期一過,仿製藥馬上上市,價格斷崖式下降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是,在我國,仿製藥的品質,卻一直參差不齊,加上帶金銷售的灰色促銷模式,有些時候劣幣驅逐良幣,造成仿製藥認可度較低,很多過專利期原研藥,在中國一度維持著其它國際市場所無法比擬的高價。
為了規範和提高仿製藥品質,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開展仿製藥品質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國家食藥監部門,參照國際標準,嚴格把關,凡是通過評價的藥品,都有明確的標識。截止到2019年12月5日,已經有193個品種,501個品規通過了這個評價。
基於這樣的現狀,國家第一次集中帶量採購中選的25個藥物品種,22個是仿製藥,必須通過國家仿製藥一致性評價,則是中標的必要條件。
仿製藥與原研藥同臺競價,在仿製藥品質有保證,國家帶量採購,這兩個“量”的因素下,部分原研藥在市場競價的原則下,價格也走出了居高不下的怪圈。
山西太原市民王潤保是冠心病患者,需要長期使用抗血栓原研藥——硫酸氫氯吡格雷片。2019年9月國家藥品集中採購時,原研藥中標,同規格的藥品,價格從原來的每盒91.7元降到了17.81元。
老百姓得到質優價廉的藥價實惠,醫藥企業得到用量保證,二者其中的關鍵環節醫療機構,可以説是改革效果的關鍵所在,又該如何保障其積極性呢?
根據制度設計,現階段,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收支形成結余的,可按照“兩個允許”:允許醫療機構突破現行事業單位工資調控水準,允許醫療服務收入扣除成本並按規定提取各項基金後,主要用於人員獎勵的要求,統籌用於人員薪酬支出。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院長趙國光説:“在醫生的診療過程當中,含金量最高的是醫生的經驗和醫務人員的本身的勞動價值。實際上這個水分擠出來是調高它,使醫務人員受到鼓舞。整體來説能夠促進醫院的一個合理的、有效的、長久的發展。”
在醫療機構和醫生們看來,這種制度設計,體現出了對醫生勞動價值的尊重,真正促進了從以藥養醫,向以技養醫的改變。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宋海慶説:“通過這次改革,其實很多(醫事)服務的價格實際上是上來了,那應該更多去通過服務來獲取利益,在這種導向下,其實醫生還有什麼糾結呢?”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藥醫學部主任、國家藥物臨床試驗機構副主任張蘭説:“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在使用這個藥的時候,就是只會關注這個藥品,它對於疾病治療的價值,而不會摻雜任何其它的因素,所以這個藥物在臨床使用,就會更加合理,對健康的促進,我覺得可能更加回歸它治療的本質。”
據了解,下一步,還將會有更多的品種進入藥品集中採購範圍。改革的目的,不僅僅是價格,更是要擠出藥品採購中的不合理環節。通過改革,患者能用上質優價廉藥品,醫院會更加注重以技養醫,醫藥企業會更加注重創新轉型。如此形成良性循環,就會節約更多醫保資金,讓更多好藥新藥為民眾服務。
目前,“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試點”改革的成功經驗,也拓展到了“高值醫用耗材”領域,安徽、江蘇等一些地方正在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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