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個花饃就算過年

快到年根了，單位工會給每個職工發了一箱山東戧面饅頭。饅頭不是普通饅頭，是老鼠形狀的，以此象徵鼠年就要到了。我國很多地區都會做花饃，以山東、陜西做的最好。有一年，山東的一朋友給我送來一箱花饃，那饅頭、花卷、荷葉餅能有五六種，特別是那饅頭又白又大，中間還按著一個大紅點，看著喜興，年味兒十足。

在北方，過年都有蒸饅頭、做豆腐的傳統。現在一切都專業化了，很多人家就不再親自手工做了。人們更多的是拿出時間去上網、玩手機、刷微信，即使是過去的看春晚、唱KTV也很難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小時候，人們過除夕大都守夜，現在守夜的人也有，多是年輕人，他們守夜的方式基本是打麻將、鬥地主。

在北京郊區，過節的年俗不那麼講究。人們忙碌的是買上大小禮品互相拜年。在貧窮的年代，人們對年是相當的渴望的。似乎只有這年到了，這一年的希望才有盼頭。在農村，各村之間的年終分紅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刺激的。十里八村的人們見了，通常會簡單地問，你們村今年合多少啊？這裡所説的合多少，是指一個工分等於多少錢。如果一個人説五毛七，另一個説九毛二，那説少的就會感到無地自容。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京郊的一個鄉政府工作。每到年關，都會接待上訪的社員，有時三五個，也有時一二百人，這些社員到了鄉政府也不外道，抄起我們桌子上的茶杯就咕咚咕咚先喝一杯水，然後就坐在那裏跟我們罵他們村裏的領導怎麼無能怎麼分配不公，繞來繞去，核心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工分低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讓他們説痛快，然後跟他們交換意見，最後再把情況反饋到村裏，盡可能化解矛盾。而有時候則不然，遇到極端情況，如出現幹部社員打架、集體上訪，甚至出現抗議、靜坐的事，我們就要把村幹部叫到鄉政府，進行對話溝通，對關鍵問題，必須表明立場，是幹部的問題，就要當場批評；是社員的無理取鬧，也要針鋒相對，毫不讓步。不管怎樣，最終都要和平解決。正所謂：誰也不要把恩怨留給新年。

比起社員為工分上訪，更讓人頭疼的事還有。第一個，是鄉黨委要開會討論各村各鄉鎮企業的考核分配問題。這裡要涉及糧食産量、上交公糧、生産安全、計劃生育、企業總收入、生産利潤等等，會議常常要開幾天，有時要通宵達旦。我們黨委書記五十多歲，喜歡抽煙斗，喝釅茶，他最大的特點是能熬夜。有許多難解的問題，他一般當時不表態，等到了下半夜，當人們都疲憊不堪的時候，他才亮出來讓大家表態，這時的人們巴不得趕緊散會，本來很多還需要討論爭議的問題，就隨著書記的態度默認了。第二個，是機關工作人員的獎金問題。在八十年代，獎金是很多人翹首以盼的，由於大家平常工資不高，年齡大的八九十塊，年輕的也就四五十塊，到年底如果能發個一兩千元獎金，那這個年可就是肥年了。我們那時的鄉政府歸屬農場管，財政不獨立，經濟來源只能靠鄉鎮企業上繳管理費。鄉鎮企業當時有十幾家，經濟效益好的也就兩三家。這些企業負責人很霸道，錢多的不買鄉政府的賬，錢少的耍賴不交錢，弄得幾個鄉領導非常頭疼。往往到了春節前幾天，黨委書記親自出馬，以檢查生産為名，到各企業溜了一圈，才勉強要上一些錢。有幾次，我和黨委書記在同一個企業遇到，那個企業的領導苦笑著對我説：老爺子又來化緣來了。

在計劃經濟時代，掙工分、評工分、鬧工分，包括企業的漲工資、評獎金，是各基層單位屢見不鮮的問題。即使在年底分發各種福利，也是笑話百齣。我在農場工作時，一年春節，正趕上我媽他們單位和另一個單位同時發福利。我媽他們單位經濟效益好，單位發皮大衣羊卷絨帽子，還有成箱的帶魚、蘋果，而另一個單位效益不好，每個職工只發兩條不大的鯉魚。這兩個單位門對門，平常職工上班經常一起來，見面彼此也熱烈地打招呼。但分發福利這天，我媽他們對門單位的職工下班時間到了，竟沒有敢出門的——他們怕看到我媽他們單位的富豪表情！即使有個別偷著跑出來的，也是把自行車騎得飛快，生怕別人給叫住。我當時就想，真是人窮志短啊!

那個年代過節沒有發饅頭、花卷的。人們習慣到食堂購買，沒有食堂的就家裏自己蒸。看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孫少安家只有到了年才能吃一次白饃。而在電影《人生》中，高加林捨不得自家吃白饃，而是把蒸好的白饃拿到城裏去賣。這就是那個平凡而又貧窮的時代！

今天，當我們面對各種花饃，人們除了欣賞它的好看，誰還在意那麵粉的味道呢？因為再好吃的白饃，人們也只是掰一塊嘗一嘗。不管怎樣，白饃對於我，還是有著許多的憧憬與回味，在這個似乎什麼都有什麼又都沒有的時代，吃個花饃真的是一種過年享受啊！

紅  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