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發現的歷程

作者：徐剛（詩人、作家，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北京時間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的第43屆世界遺産大會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這標誌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主流學術界廣泛認可。在良渚申遺成功將滿一週年之際，讓我們回顧歷史，看看中國幾代考古人是如何一步步“發現”良渚的；展望未來，又還有多少關於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謎有待繼續探索與發現。

 

 

良渚文化神徽 資料圖片

 

吳越史地研究會  

 

在考古學家梁思永的《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我們看見了兩處良渚的身影：其一是文章開卷之近末尾處，“1936年秋……西湖博物館在浙江杭州良渚附近，試掘了6處龍山文化遺址。它們的文化‘相’與在河南山東的有顯著的分別，是很容易分辨的。”其二是在梁思永關於龍山文化區域劃分中，在山東沿海區、豫北區外，專辟一區：杭州灣區，“這個區域包括杭縣附近的遺址。這個地區內的陶器的特徵，有著高度不同的圈足的豆和皿，圈足杯，具有或沒有圈足的短頸罐和實足的特式的鼎。大量的圈底、圈足和平行橫線的凸紋，是這個地區所以異於其他兩區的特徵。圈底顯示出一個重要的技術上的差異。”杭縣即余杭，良渚所在地也。

 

我們已經看到了良渚的出現，或者説出現之初其陶器的特色，梁思永也明確了良渚出土文物，異於其他兩區的事實，但仍歸屬於龍山文化一脈。

 

梁思永是怎樣知道良渚的？當時吳越江南及杭州灣區發生了什麼？

 

趙曄在《湮滅的古國故都：良渚遺址概論》中認為，受千百年來聖帝明王體系的影響，當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轟動世界的幾項考古活動，首先是週口店，還有河南仰韶、安陽殷墟、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河南後岡等，均集中于黃河流域，江南仍被視為蠻夷化外之地。吳越後人為此而煩惱，而被刺激，而被觸動，而不信有吳越春秋豈無遠古文明。“拿證據來！”這一句話改變了人們的大膽猜想，而成為潛心研究，然後再去動手動腳找東西。

 

一個在中國考古史及良渚發現史上被偶爾提及的名字出現了：衛聚賢。趙曄的作品中給了衛聚賢一個公正的評價：“這種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有了變化，由衛聚賢等文化界名流發起組織的吳越史地研究會，在追溯吳、越文化源頭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吳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遺物。吳越史地研究會創辦的《吳越文化論叢》，在傳佈吳越文化及其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麼，衛聚賢是何方神聖？衛聚賢，號衛大法師，出身貧寒，好讀書。他在太原商業專科學校未畢業即往北平。他是清華國學院中唯一一個沒有大學文憑，就連中專都沒有畢業的學生。1926年，衛聚賢以《春秋戰國時代之經濟》的論文參考，並被錄取。畢業後，衛聚賢先在南京蔡元培擔任院長的國民大學作科員。北伐戰爭結束，曾于1928年8月，被派帶領一個小組途經上海，前往北平接收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嗣後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衛任該部編審，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之職。其間，偶然發現了出自杭州的3件石鏃。

 

 

1986年，牟永杭在反山發掘時觀察玉器。資料圖片

 

 

施昕更（左）與董作賓在良渚遺址現場 資料圖片

 

衛聚賢與杭縣古蕩考古

 

1936年3月，南京，正潛心於吳越研究的衛聚賢，偶見立法委員何遂，其當即出示3件石簇，“請衛大法師掌眼”。衛聚賢一看：“老的！”便問“何處購得？”“杭州。”古董商的話一般不可信，他們為了自己的生意，會保守來源地的秘密，甚至指北為南。但衛聚賢因為熟悉史地而又首創研究吳越文化之故，忽然有啟發：倘若吳越之地有故事，吳越先民亦肯定有故事，吳越之地在遠古倘是不毛之地，焉有吳越春秋？稍後，衛聚賢赴杭，遍訪古董市場，衛大法師不僅見識了杭城古董之繁，而且購得一枚石鏃一件石鏟，可謂大喜過望。當然是老的，因其製作加工故，年代當為新石器時代。可是當問到器物來源地時，古董商便開始信口開河，有説內蒙古的，有説金沙江的，有説四川的，可謂眾説紛紜。倘要取信古董商只有一法，即説明自己不是古董商，衛氏以此法得一古董商指點，杭州西五公里杭縣古蕩是也。衛聚賢邀約周泳先趕往古蕩，當地正在修建公墓，有挖出來的各種石器，人皆視為無用之物。衛、週二位卻如獲至寶，經揀選後廣收殘整石器鏟、戈、鏃等30余件（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衛聚賢對古蕩遺址的發現，取了極為認真的態度，他在公墓現場所獲是古物，但缺乏地層依據，決定聯手西湖博物館在古蕩試掘。試掘人員中有時任西湖博物館助理的施昕更。試掘一天的收穫是，石器16件，印紋陶片3塊。時在1936年5月底。

 

試掘收穫在外行看來少得可憐，在內行看來其前瞻性意義卻非同凡響：其一，何遂及衛聚賢從杭州購得之古石器，得到了出土地確認；其二，古蕩試掘對良渚地區的考古工作，産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施昕更對良渚地區的考古調查與試掘，正是由古蕩試掘所激發。古蕩的發掘催生了良渚遺址的發現，良渚的發現，又與何天行及施昕更兩人關係密切，他們對良渚文化的發展都作了開拓性的貢獻。不久，蔡元培題簽的《杭州古蕩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掘報告》問世。

 

何天行與施昕更

 

1935年，正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求讀的何天行，在考古課老師衛聚賢的影響下，沉醉於考古學，也是在杭州古玩市場得到線索，是年暑假對杭縣良渚、長命橋一帶實地考察，徵集並採掘到若干石器和陶器。那一個聞名考古界，其邊沿有十一個刻畫符號的黑陶盤，就是何天行在良渚採獲的。1936年大學畢業，受衛聚賢等古蕩發掘的影響，又到杭縣良渚、平窯一帶踏訪，並從農人家中收集石器、黑陶100多件。當時城子崖發掘及優美的黑陶早已風傳報章，有圖片，何天行對照後認為，良渚同樣是新石器時代重要的文化遺址。何天行的發現，良渚的石器與黑陶，驚動了蔡元培與甲骨文學者、考古專家董作賓，獲得肯定和讚許。何天行遂即整理完成《杭縣良渚之石器與黑陶》，蔡元培題簽，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發行。

 

施昕更于良渚是又一個重要人物，良渚，是他的故鄉，少小時便見到當地有玉器、黑陶和石器出土，有古董商在村子裏收購，玉器為貴重者，黑陶和石器則棄之不顧，有的為農人喂雞養鴨置放食料所用。施昕更參加古蕩試掘後的觀感是，古蕩出土之物與良渚所見幾乎一樣。良渚，家鄉故里啊，忽然在施昕更腦海裏，生出了一種莫名的神聖且神秘的感覺，誰知道它的地底下埋藏著怎樣的寶物，怎樣的歷史。古蕩試掘後次日，即1936年6月1日，施昕更回到良渚收集石器，獲得了戈、鏟、鑿、鐮等器物。7月、11月，兩次赴良渚踏查尋訪，在棋盤墳附近一個乾涸的水塘底，發現了幾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交給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館長看後以為是很古的東西，鼓勵他要好好研究，説不定是個重大的考古發現。

 

其時，城子崖考古報告已問世兩年，施昕更在省圖書館查看資料時發現，如獲至寶，始知良渚發現的陶片應稱作“黑陶”，與山東龍山出土物有相似處。於是擬作考古發掘，根據當時的《古物保存法》，由西湖博物館出面報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準，決定對良渚一帶進行正式考古發掘，時間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分三次進行。一、二次的發掘地在棋盤墳，發現了紅燒土、殘石器、殘豆把和黑陶片百餘件。曾經判斷這裡是古窯址，從出土物種類分析非僅窯址也，還是一處古文化遺址，所以第三次發掘擴大範圍至安溪、長命和大陸等鄉鎮。其收穫可稱空前：發現良渚文化遺址或遺存12處，出土文物計陶器有：鼎、壸、簋、盤、豆、罐等；石器有：斧、鉞、有段石錛、破土器、犁、鏃等；璧、環等少量玉器也開始從地下露面。發掘結束後的同年4月，西湖博物館特地邀請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考古學家梁思永、董作賓訪杭，並到良渚實地踏訪，對施昕更的工作表示滿意，對良渚文化有美好的展望。然後是以《城子崖》為樣本，施昕更寫考古發掘報告，名為《良渚》。作者另有對良渚的釋名，高雅而具遠見卓識：“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杭縣境內的古遺址分為三區，良渚列二區。報告副題為“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良渚》一書在“緒言”中説：“如欲明瞭中國史前文化的淵源，及其傳播發展的情形，在固定不變的小範圍中兜圈子，是不會有新的意義的。我們更需要廣泛的在未開闢的學術園地，作擴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區域的遺址，不同文化的遺物，及其相互的連鎖關係，來建立正確的史觀。這是考古學上最大的目的。”施昕更所言，儼然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考古學家所論，其實當時他只有25歲。作者又稱：“浙江在春秋以前，就有一種若明若昩的感覺，真是文獻不足徵也的遺憾。”關於良渚黑陶，施昕更不能超脫當時學界的一般認識，即良渚黑陶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個地域類型，但作者在《良渚》中的記述卻是假設性的：“浙江的黑陶或許是較晚于山東，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區域文化溝通發展及民族繁衍之痕跡，浙江黑陶文化可説是在這種情形下面由傳佈關係而産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屬同一系統産物外，究還有若干的異質成分，當為吳越民族所遺留，吳越民族自古為中國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員，蓋可斷言。”施昕更此番論述，其用詞之縝密，如“或許”“假定”“異質”等留下了諸多伏筆。而關於吳越民族之論，已在追溯良渚人、良渚文化的來龍去脈了，殊為難得。在《良渚》一書中，作者把玉器列入“其他類”，有精彩的描述：“杭縣所出玉器，名為安溪土，駕乎嘉興、雙橋土之上，杭縣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據掘玉者稱，以斬砂土及朱紅土為標識，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證。在出土時所見的葬儀，是很值得注意的，所謂有梅花窖、板窖之稱，排列整齊而有規則，每得一窖，必先見石鏟，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齊全，多者竟達百餘件，而所置部位，亦儼然如周禮正義圭在左，璋在首，虎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的情形相符節。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優劣之別，一方面固因環境不同，一方面更為當時殉葬的階級制度不同所致。”對玉器的介紹，施昕更有“曾匯集各處所見杭縣出土之玉器”語，舉凡琮、璧、環等，無不具備。並稱“玉之色澤亦繽紛燦爛，古色盎然，以青綠色俗名鴨屎青者為主”。施昕更筆下，良渚玉盡善矣！盡美矣！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玉器的精美，舉世無匹，但對此一寶物的認識，可謂篳路藍縷。從金石學到田野調查現代考古發掘傳入中國，“經過60年考古實踐，20年古玉實物考察，才逐漸揭開奧秘，認識其真面目的”（汪遵國：《文明的曙光：論良渚文化玉器》）。中國人愛玉、重玉、制玉，亙古皆然，其時間遠在文字發明之前。中國古代玉器，以其溫潤細膩及雕琢之美的特有形式，記錄了中國不同時期的歷史風貌，包括社會心理、風俗、審美乃至神話傳説之源流。玉文化，可以説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特色獨具的一個組成部分。良渚玉器出土的歷史，近追清代初年皇宮就有收藏，其時良渚玉第一收藏家，乾隆皇帝是也；藏品中有玉琮，帶沁色，古而艷，乾隆為之取名曰“輞頭”，又為之斷代曰“周漢古玉”。長時間以來良渚玉器被定義為周漢古玉，始作俑者乾隆也。遠追南宋官窯燒制的最具特色的瓷器——琮式瓷瓶，有專家認為良渚玉，尤其是造型獨特舉世無二的玉琮，早在宋代以前就有出土。清末金石學家吳大澂著《古玉圖考》，錄有玉琮，這是歷史上玉琮的第一次以考證方式，被載入圖冊，同時還有精美的繪圖、尺寸、顏色、比例等內容。人們始知這種內圓外方的玉器，正是古代典籍名之為琮，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後來的考古發掘證實：其源頭在良渚，良渚人所造之良渚玉琮是也。

 

上世紀70年代後期至1986年，浙江考古界經歷了一段鬱悶乃至痛苦的時光。自70年代後期始，良渚文化的發掘屢有收穫，先是江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遺址發現良渚文化大墓，上海亦于發掘青浦福泉山良渚遺址時，有大墓出現。所謂大墓乃規格更高之謂，墓穴中規格的判定是陪葬品的多寡。而良渚墓葬之最有價值的陪葬品，非玉器莫屬了。

 

浙江是良渚文化的發現地，大墓的發掘卻一直是空白。浙江的考古人都在心裏呼喚：琮啊，璧啊，良渚大墓啊，你在哪？1982年上海福泉山遺址的發掘，給出了另外一種啟示：良渚文化大墓與高大土墩的關係，這些土墩又往往被稱為“山”，而良渚所多的是這樣的“山”，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是也。實者非山而是層壘之土也，是疊築的墓葬，考古人稱之為“土築金字塔”，喻其寶貴也。浙江良渚文化考古發掘的一個里程碑是在反山，高大土墩也，時在1986年5月8日。考古人注目反山，還與“文革”時挖防空洞有關，相傳曾出土過玉器。反山的西端有路，從路邊暴露的斷面觀察，卻沒有遺物。那是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高約4米的土築高臺墩。發掘開始後，先是掘出並清理了11座漢代墓葬。再挖到1米半深時，已不見任何晚于良渚文化的遺物，“此墩應是良渚人的堆築，看來已不成問題”。但這畢竟還只是判斷，有經驗的成分，還要看運氣如何。茲事體大，須小心應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在《神巫的世界》中的記述如後：“於是領隊王明達指揮大家，一遍遍地在這平面上進行刮鏟，在編號為T3的探方中部，首先找到了一個南北長約3.1米，東西寬約1.65米的像墓葬形狀的遺跡……當挖下去五六十釐米後，未見任何遺物，這已經超出了以往認識的良渚墓葬的深度。”這時候的發掘者往往會著急、猶豫甚至懷疑，曾經認識的良渚墓葬，小墓也，所獲得的經驗自然有局限。但繼續挖，挖下去是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時候需要一個人，一個決斷，一種智慧和擔當。劉斌繼續寫道：“此時王明達仍然很堅定，堅持繼續向下挖。在清理到1米左右深時，第一件良渚玉器終於露頭了，當確認是一件玉琮時，王明達激動地跳了起來……”此即反山12號墓，出土了個體最大的“玉琮和玉鉞”。玉琮的重量達6.5千克，整體寬扇厚重，射部如同玉璧的形態，除四角分層雕琢神徽外，在四面的豎槽中，均刻有兩個完整的豎槽圖案，這種雕刻的方式也屬於僅見，因此被稱為“琮王”，玉鉞為“鉞王”。

 

反山的發掘從5月到10月，筆者有幸在10多年後目睹現場，直至2019年舊地重遊，雖已成為旅遊景點，但墓地依舊，玉器為仿製品，其擺放位置按考古記錄一如當年。當年何年？5000年前，5000年前的江南水鄉，5000年前的吳越先人，5000年前的手工創制，5000年前的神聖精緻，5000年前沒有鐵器，5000年前的良渚人如何尋玉、開料、琢磨刻畫出比頭髮絲還細微的線條？反山12號墓是神人精靈魂魄氣息所在地，劉斌説：“我有幸承擔了這座墓下面的清理工作。”他手中的竹籤插進土裏，他是在尋找玉器，他僅僅是在尋找玉器嗎？他在尋覓一處源頭，那是我們古老輝煌的文明發源地，觸摸5000年的歷史和文化，此時此刻，能不生出何其幸運的感嘆！

 

神徽真面目：尋找兩隻手

 

良渚的發現，似乎永無窮盡。琮王和鉞王陪葬的墓主是誰？他無疑擁有特殊的身份，但怎樣才能確定他的身份呢？考古人曾經見過的玉琮上的圖案，原來被視作獸面紋飾，其實不然。劉斌説：“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圖案，在反山挖掘之前，一直被認為是一種類似于饕餮的獸面紋……其實是一個半人半獸的神靈的形象，他頭戴羽冠，雙手扶住兩隻大大的獸眼，扁寬的嘴巴裏，有長長的獠牙伸出，下肢是兩個彎曲的獸爪。”一派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氣概。

 

但發掘者對此神徽的認知，卻不是一步到位的。蓋因羽冠獸面神人手臂等處的浮雕，細微到似現似隱，如煙如霧，加上在野外，光線明暗不定而模糊，幾被忽略，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只當是雲雷紋飾密布的底紋而已。當反山的出土玉器被小心翼翼地送進庫房，經過整理後，領隊牟永杭復端詳這個獸面神人像，他想弄明白朦朦朧朧中的所有細節，然後判斷此物何物，它和玉琮的關係是什麼，於是便有了劉斌《神巫的世界》中的有趣記錄：“牟永杭先生愛好攝影，試著用各種光線拍攝玉器上的紋飾，有一天攝影師張超美在觀察剛剛衝出的照片時，興奮地發現了刻在浮雕圖案周邊的紋飾，她驚奇地叫了起來，説：‘你們快來看吶，獸面的兩邊原來是兩隻手！’我們趕緊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門口來看照片，我們很快都看清了，那確實是兩隻手，大拇指向上翹起，是那樣的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樣的兩隻大眼睛。”讀完圖片以後再看玉琮，便是豁然開朗了：“在側光下，我們終於看清了刻在琮王豎槽中的神徽的真面。”它是良渚人心目中神的形象，它是良渚人唯一的神。它也明示了墓中人的身份——王，或者巫，而巫、王一也。

 

無盡的探索與發現

 

玉琮是良渚文化發現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但既非開始，也非終結。反山發掘之後是瑤山、匯觀山，以及山頂多重土色的祭壇。然後是良渚古城，及其中心地帶莫角山遺址。2007年12月3日，《光明日報》以《良渚古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為題，向世界公佈：“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佈，良渚文化核心區域發現一座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良渚古城。”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認為：“良渚古城發現的意義不亞於殷墟的發現……良渚古城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古城遺址，堪稱‘中華第一城’。”

 

我們現在所説的良渚古城，由古城的核心區及城外祭祀地及良渚水利系統組成。其中有綿延5000米的塘山土垣，至2014年共發現水壩10處，與土垣組成了古城週邊的治水體系，“通過碳14測年，則可以相對了解到水壩營建的絕對年代。目前，水壩的測年數據都落在距今5100年至4700年，屬良渚文化早中期，與莫角山高臺的始建年代，反山王陵的年代基本一致”（朱雪菲：《神王之國》）。水利專家告訴我，這匪夷所思的水利設施，在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約13平方千米的水面，蓄水量約275萬立方米。測年數據還顯示，良渚水利體系並不是短時間內完成的，它是在數以百年計的時間內，在湖沼濕地環境中，不斷完善、建造而成。治水即治國，良渚古國乃首創首善者也。筆者多寫幾句水利，呼之欲出的便是良渚農耕了。沒有堅實的農耕為基礎，何來制玉，何來神徽，何來琮王？農耕之初，先是野生稻，後來培育稻，水稻也，與水密切相關。《天工開物》雲“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良渚多水，且有水利系統工程。

 

在良渚，石犁、石錛、石鐮、石刀、千篰、竹罱等農具的先後出土，給出的信息是良渚當時已非刀耕火種，而已進入比較成熟的、生産力大為提高的犁耕農業。在良渚遺址中“發現的那件帶木座的石犁，連托帶底有1米多長，再算上前面拉犁的人，後面掌轅的人，那麼這件石犁使用時所佔用的前後間距有3至4米，因此推測良渚文化時期，每個田塊的面積已相當可觀”（朱金坤：《飯稻衣麻》）。千篰與竹罱，均為取河泥以作肥料的農具，上世紀50年代筆者兒時，崇明農人還使用千篰挖河泥，先木質，後鐵質，其稱謂未曾變過，千篰是也。竹罱，是用兩根長竹竿底部連著可開啟的夾子，坐小船于河中間，深入河底夾取淤泥再放進船艙而積肥，江南水鄉多此景象，南宋毛珝以此入詩曰：“竹罱兩兩夾河泥，近郭溝渠此最肥。載得滿船可插種，勝似賈販嶺南歸。”良渚人，食稻之民也。

 

至此，良渚的發現已漸趨豐滿，卻遠未完成。良渚人的祖先是誰？良渚玉琮是怎樣遠走至南越王墓、三星堆、金沙遺址、殷商婦好墓的？當良渚時代，中國與世界特色各具的滿天星斗的文明之星火，是怎樣互相碰撞的？5000年前的世界，是隨大江大河而涌現的人類早期文明相映生輝的時代，良渚其一也。它尚玉，它以玉琮為代表的禮器是禮制的開始，它的神徽是良渚人信仰的明證，它的刻畫符號及文字，是當時之世文明信息的傳遞，它代表中國，它怎能不代表中國？且看良渚古城就有8個故宮之廣大……

 

還有卞家山碼頭及一件木槳，一隻出土的完整的獨木舟，良渚人，你是要去遠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