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幽默藝術“走出去”的一次嘗試
編輯: 張旭 | 時間: 2020-08-13 15:07:31 | 來源: 中華讀書報 |
曲藝是我國重要的傳統藝術形式,也是我國説唱藝術的統稱。相聲屬於曲藝中的一種,而近期當代相聲的火熱似乎讓一度受到冷落的曲藝界看到了一種希望和未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當代中國相聲藝術的域外傳播進行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相聲源於京津,始於明清,盛于當代,是我國寶貴的傳統文化之一,有待於進一步的保護及發揚。相聲屬於中國傳統幽默藝術的一種表達方式,其中蘊含著大量詼諧的語言和喜劇化的內容。因此,研究相聲的對外傳播,離不開對於其幽默話語的翻譯與傳遞。但是在此方面,歷來缺乏嚴肅且系統的譯介。這主要體現在,有關相聲的外文譯本還相對比較罕見,而對其外譯的研究更是鮮有學者關注。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中國文學出版社適時地推出了旨在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去”的“熊貓叢書”。這套叢書包括了兩本專門針對相聲的譯作,即《單口相聲故事選》(Traditional Comic Tales)和《對口相聲選》(Comic Sketches)。
説起《單口相聲故事選》,就不能不提到其所屬“熊貓叢書”的出版性質。“熊貓叢書”緣起《中國文學》雜誌。該雜誌于1951年創刊,2001年停止運作,生存了整整50年。在當時的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的支持下,1951年,剛從英國回來的作家葉君健籌備並創辦了英文版《中國文學》。此刊先為年刊,後逐漸改為月刊。刊物由當時的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擔任主編,實際工作則是副主編葉君健負責。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了黃金時期。在中國文學走勢向好的情況下,《中國文學》新任主編楊憲益於1981年提議出版“熊貓叢書”。在此之前,《中國文學》上譯載的作品有部分已編入外文圖書出版社的書籍裏。“熊貓叢書”則先將雜誌上已譯載過但還沒有出過書的作品結集出版。此後,隨著叢書的發展,陸續又增添了新譯的作品。叢書主要是用英、法兩種文字譯介中國古代以及現當代優秀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出版了少量德文和日文譯著。“熊貓叢書”一經推出,便受到了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和好評,其中的一些作品被重印或再版。由於叢書的影響力日益擴大,1986年,國家正式資助成立了中國文學出版社,專門承擔出版《中國文學》雜誌和“熊貓叢書”的任務。據此可以看出,作為隸屬於“熊貓叢書”的《單口相聲故事選》採取的是“國家機構對外譯介”的運作模式,這一模式的最大特點是“由源語向目標語主動譯介,譯本的生産和傳播不在同一個文化系統內運行”。
翻譯家戴乃迭
《單口相聲故事選》是以14部單口相聲的口述材料作為底本,由戴乃迭(Gladys Yang)翻譯完成的。這14部單口相聲包括:張壽臣講述的《黃半仙》《珍珠翡翠白玉湯》《屬牛》《看財奴》《賊説話》《巧嘴媒婆》《三近視》和《化蠟扦》,劉寶瑞講述的《連升三級》《日遭三險》《風雨歸舟》,郭全寶講述的《借火》,郭榮啟講述的《杠刀子》,以及張永熙講述的《糊塗知縣》。由上不難發現,在選材方面,譯者選譯的文本均為現當代相聲表演藝術家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傳統單口相聲的最高藝術成就。
具體到譯者運用的翻譯策略,首先,戴乃迭對相聲節目的名稱大多采取的是以“直譯”為主的異化策略。譬如,她將《珍珠翡翠白玉湯》直接翻譯為“Pearl-Emerald-Jade Soup”,將《化蠟扦》翻譯為“Melted Candlesticks”,將《杠刀子》翻譯為“Stropping a Razor”。譯者之所以在節目名稱上使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其目的是要讓西方讀者與本土文化産生一種疏離感和陌生感,以此來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增強他們繼續閱讀下去的興趣。其次,針對相聲中的內容,譯者在充分尊重源語文化的基礎上,對一些“異質性”過強的成份選擇了歸化性翻譯策略。具體來説,在對一些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頭銜、稱呼、文玩、單位等專有詞語的翻譯上,戴乃迭採用的是帶有歸化傾向的“意譯”翻譯法。例如,她將“九千歲”“曾爺”“夜明珠”“一天四錢,十天四兩”分別翻譯為“Prince Wei”“Master Zeng”“a priceless pearl as big as a longan nut”“Four tenths of an ounce a day. Four ounces in ten days”,如此等等。最後,還需指出的是,除了直接運用翻譯手段之外,譯者還利用“副文本”(paratexts)的方式對原文的意義進行了建構和補充。所謂“副文本”,指的是“封面、標題、序言、前言、註釋、後記、插圖等在文本中連接讀者和正文並起協調作用的仲介性文本材料”。譯作的副文本與譯者、與譯本的外部生産環境和接受機制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在譯介《單口相聲故事選》時,戴乃迭即運用了兩種不同的副文本形式對原文加以闡釋:一種是“序言”。其主要內容包括有關相聲的背景知識以及譯者翻譯的心路歷程;另一種是“插圖”。插圖的使用是戴譯本的顯著特色。利用插圖,讀者可以更好地將圖片信息與文本信息聯繫起來幫助理解原文。
《中國文學》雜誌
至於《單口相聲故事選》在西方國家的傳播效果,我們先從宏觀上來看一下“熊貓叢書”的總體接受情況。根據相關學者的調查,“熊貓叢書”在西方文化系統中主要通過三種途徑進行傳播:一是當地圖書經銷商;二是圖書館;三是報刊。首先,就經銷商而言,叢書大都選擇的是專門銷售中國文學和文化書籍的圖書經銷企業,而不是當地主流的連鎖書店或著名的獨立書店。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叢書的傳播渠道,從而對其銷量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其次,針對圖書館這一傳播途徑,閱覽叢書的讀者大部分是高校師生或科研工作者,他們一般屬於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特定讀者群,而西方的普通讀者對於這些譯本産生的閱讀興趣並不強烈。最後,就報紙和雜誌上發表的評論來看:第一,刊登評論的刊物大多為西方高校主辦的純學術性刊物,其閱讀受眾有限;第二,刊物的評論者基本上都是中國文學和文化領域的漢學家或專業研究者,而鮮有研究西方文學的本土知名學者或批評家參與;第三,對叢書評論的內容相對缺乏深度,評論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探討譯本的文學價值和翻譯品質兩個方面。綜上所述可以説明,“熊貓叢書”“雖在英美的文學場域內得以傳播,但只有少量譯本引起了英美讀者的注意,而多數譯本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接受效果”。
就《單口相聲故事選》的譯介效果而言,它雖未引起西方大眾的普遍關注,但相較于叢書中的其他譯著,似乎獲得了更多讀者的青睞。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單口相聲故事選》被西方多所圖書館列為館藏。這些圖書館既包括讀者類型廣泛的公共圖書館,也包括讀者相對固定的大學圖書館。例如,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克利夫蘭公共圖書館和牛津大學圖書館等都收錄了此書。其二,亦有西方學者重點推介《單口相聲故事選》。例如,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討論“熊貓叢書”的影響時,就詳細分析了《單口相聲故事選》,並稱讚“它是令人感興趣的譯作”。概而論之,《單口相聲故事選》作為我國傳統文化“走出去”的一次嘗試,成功地叩啟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幽默藝術的大門。“它是以西方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逐漸輸入新的元素,使他們向新的幽默觀念和表達方式逐步開放,視域漸次擴大。有了這些前期準備,在未來的譯介活動中,中國傳統幽默中的‘異’便不再顯得那麼陌生,因而也就更加容易被西方讀者所接受。”(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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