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不完的書，看不盡的畫”，魯迅與青年不能不説的故事

 

 

“魯迅先生是一本讀不完的書，一幅看不盡的畫。”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鄭亞説。

 

作為年度特展，“願有英俊出中國——上海魯迅紀念館藏美術品展”正在魯迅紀念館展出。工作日下午，記者走入展廳，現場參觀者不斷，有年輕人、有孩子，也有白髮蒼蒼的老人。

 

站在入口處，一位年輕的男士一字一句地讀著展板上的文字：“生命的路——魯迅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當時的一批革命青年、仁人志士不滿于統治者的腐朽，通過自己的行動抨擊社會黑暗，甚至用生命抗爭。魯迅給予了這些青年積極的引導和真切的關懷，而青年亦同樣以實際行動贏得了魯迅的肯定，走出自己的生命之路。”

 

一旁，張充仁創作于上世紀50年代的油畫作品《魯迅像》凝視著往來參觀者。這是畫家根據魯迅先生1933年5月26日的留影所作的，魯迅先生生前曾評價這是自己“最精神飽滿的一幀”相片。畫像中，魯迅的眼神在平靜中見深沉，仿佛一如數十年前那樣注視著今天的青年。

 

 

 

《魯迅像》 張充仁

 

青年，是這次展覽的關鍵詞。從第一部分“生命的路”到“有聲的中國”“大眾的藝術”，魯迅紀念館精選55件（組）館藏美術品和17件（組）文物及複製品，從革命青年、文學青年、文藝青年三個角度，用一幅幅畫、一冊冊書，生動講述了魯迅與青年的故事。

 

在魯迅結識的青年共産黨人中，瞿秋白可以説是意氣相投的。他們原本並不相識，但神交已久，正如瞿秋白在寫給魯迅的一封信中所説：“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就是這樣親密的人。”

 

1932年冬的一個雨夜，一位年輕人悄然走進魯迅的家，他是來接在此避難的瞿秋白夫婦的。瞿秋白已做好離開的準備，他的夫人楊之華隨身只帶著兩個小包袱。

 

“還有別的東西嗎？”來人問道。

 

瞿秋白答道：“沒有了。”

 

“為什麼提箱也沒有一隻？”

 

“我的一生財産盡在於此了。”

 

雇好的黃包車來了，要分離了，魯迅神情鄭重地對瞿秋白説：“今晚你平安到達那裏以後，明天叫人來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然後他與許廣平目送他們消失在樓梯口。

 

多年後，人們才知道，來接瞿秋白夫婦轉移的是陳雲，他當時是全國總工會的黨團書記。

 

以後，瞿秋白夫婦又先後兩次到魯迅家裏避難。其中一次情況特別危急，一時又無處可去，瞿秋白毫不遲疑地説：“到周先生家去。”

 

 

《陳雲到北川公寓魯迅寓所接瞿秋白轉移》 吳捷

 

展覽中，有多幅作品是表現魯迅與瞿秋白交往的，如吳捷的油畫《陳雲到北川公寓魯迅寓所接瞿秋白轉移》、俞啟慧的版畫《戰友——魯迅與瞿秋白》、張漾兮的版畫《魯迅與瞿秋白》等。策展人告訴記者，有別於美術館舉辦美術作品展的展陳方式，出於人物類紀念館的使命，這次年度特展希望以美術品與文物結合的專題形式“講故事”。比如，魯迅與馮雪峰的關係，其中既有版畫《戰鬥的友誼》《魯迅與馮雪峰》，國畫《“陜北來人”》等呈現魯迅與馮雪峰幾個階段交往的故事細節，同時，展櫃中還有為抗議國民黨殺害左聯五作家和其他革命志士的暴行，魯迅與馮雪峰等秘密編印的《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以及印完這本《前哨》後魯迅與馮雪峰兩家在照相館留下的合影。

 

 

《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及魯迅全家與馮雪峰全家合影

 

展品中不乏名家之作。陳逸飛創作于上世紀70年代的油畫《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講話》以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中華藝術大學成立，魯迅在會上講話的情景為題材。畫面以魯迅為中心，採用逆光畫法，明暗配置和反差鮮明清晰，人物層次豐富。魯迅手執香煙站在黑板前，旁邊座椅上放著他的一杯茶。作為發言者，魯迅與認真聆聽的青年們距離極為親近。

 

 

《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講話》 陳逸飛

 

蔣兆和的國畫《記念劉和珍君》創作于1961年，表現魯迅悼念遇害學生劉和珍的情景。1926年，劉和珍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年僅22歲。魯迅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以此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當時，蔣兆和曾在上海聽過魯迅的演講，在魯迅的啟發下，將目光聚焦于“病態社會下的不幸人們”，“為人生而藝術”成為他藝術生涯的主題，遵循徐悲鴻為現實而創作的倡導，最終成為“為民寫真”的藝術家。配合蔣兆和這幅畫作呈現的展品還有魯迅發表在《語絲》上的《記念劉和珍君》以及《京報》上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

 

 

《記念劉和珍君》蔣兆和

 

展覽最後一部分“大眾的藝術”著重表現魯迅與木刻青年的交往。中國新興版畫是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和轟轟烈烈的左翼文化運動中興起的，與魯迅的大力提倡分不開。魯迅對版畫的提倡，一方面緣于其長期養成的對黑白線條藝術的濃厚興趣，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版畫製作簡便，耗費較少，且可一版多印，易於流傳，“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傾刻能辦”。其中，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是魯迅最為推崇的。展品中，可以看到不少魯迅與珂勒惠支的關聯。比如，油畫家俞雲階創作的《魯迅像》，右上方的背景就描繪了珂勒惠支的版畫作品。李以泰的版畫作品《舊像愈催破，人類便愈進步》描繪了魯迅在編輯畫冊時腦海中所呈現的珂勒惠支作品《反抗》；另一幅《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畫面中魯迅先生身後的墻上同樣有珂勒惠支的版畫。

 

 

《舊像愈催破，人類便愈進步》李以泰

 

陳煙橋是魯迅培育出來的優秀木刻家，魯迅對陳煙橋的木刻一直給予很高評價，曾推薦參加法國“革命的中國之新藝術展覽會”展出，還將《窗》《風景》《拉》等三幅作品編入《木刻紀程》。魯迅去世後，陳煙橋與力群等人發起“上海木刻作者協會”，推動新興木刻運動的發展。在展廳中，觀眾可以看到《窗》的原版及拓印。黃新波是眾多廣東籍木刻青年中的佼佼者，也是新興木刻藝術發展的重要拓荒者之一。

 

 

陳煙橋《窗》的原版及拓印

 

1933年，他來到上海，與魯迅初識于內山書店。魯迅欣賞黃新波的創作，將黃新波的《推》編入《木刻紀程》，還推薦黃新波為葉紫小説《豐收》作木刻插圖。作品完成後，魯迅高興地説：“這些不但可以作插圖，如果單獨發表，也可以獨立存在。”黃新波與魯迅通信多次，魯迅曾簽名贈送《引玉集》給他。

 

 

《怒向刀叢覓小詩》 黃新波

 

“從館藏美術品呈現魯迅與青年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正是展覽名稱‘願有英俊出中國’的題中之義。”鄭亞説，魯迅與青年的故事蘊含著上海這座城市“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基因，同時也是“四史”學習教育的豐富資源。“魯迅與共産黨人的交往是紅色上海的一抹亮色；江南文化不止小橋流水，更有俠氣骨氣，魯迅先生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代表；在他的關懷下，左翼文學青年和木刻青年在上海呈現的多姿多彩的文學文藝創作成果及其後的延續，正是海派文化的精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