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應在制度上強化“威懾力”

作者:燕海鳴(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副研究員)

 

近日,一年前曾爆出的曾國藩墓保護狀態堪憂一事,再次引發公眾關注。據媒體報道,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國藩墓近年來本體缺乏妥善保護,周邊環境更是紛亂嘈雜,喪失了一個國家級墓葬類文物應有的肅穆感。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曾國藩墓保護的責任主體並非文物系統的管理機構,而是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這家公司同時也是這一區域的開發建設主體。

 

我國的文物保護基礎工作通常被簡稱為“四有”,即有保護範圍,有標誌説明,有記錄檔案,有專門機構或者專人管理。根據目前披露的情況,曾國藩墓沒有專門文物機構或人員。其保護的責任主體是從事建設開發的某地産公司,並沒有專門科室或是人員來對其進行保護和管理。

 

誠然,由一家企業承擔文物保護管理的責任,並非不能接受。文物保護法也只是規定了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産經營,並沒有限制企業來參與文物的保護管理。但是,在法律條文的背後,我們更要關注到不同類型的主體對於文物保護“責任”二字的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實際差異。坦白地講,一家以開發、營利為基本宗旨的企業,其面對文物保護時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能否以文物保護為第一考量,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

 

在現代社會,任何機構與個體本質上都是理性的,其每一個行動都是對行動後果作出評估後進行的。如果一個文物系統的機構承擔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責任,其機構的運行目的、經費基礎,其領導的績效考核,必然都以保護管理的成效作為重要衡量指標。但是,一家企業,無論是其發展目標,還是其領導者的考核評價機制,都是基於效益,即使承擔了文物保護責任,但是這個責任如果違背了經濟效益的大目標,前者讓位於後者非常可能發生,這也是符合一般行為邏輯的。

 

曾國藩墓面臨的問題,恰是我國目前基層文物保護力量薄弱現狀的一個縮影。當文物保護與建設開發産生關聯時,文物部門微弱的聲音往往被建設的轟鳴聲蓋過,這已經是一個很常見的情形。令人唏噓的是,曾國藩墓其實還沒有那麼“基層”,這是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理應享有高級別的關注,獲得相應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受到完善的管理。但是,實際上曾國藩墓甚至連文物保護法中基本的要求都沒有達到,更別説是按照全國重點文物的保護標準來進行保護了。

 

文物保護要通過法律和機制的完善,獲得更大的“威懾力”。無論承擔文物保護責任的人是什麼背景、屬於什麼機構、個人知識和情懷有何差異,只要坐在這個位置上,就“不得不”敬畏文物,必須踐行自身的責任,也知道如何去踐行這個責任時,才能使無數個“曾國藩墓”真正擺脫困境。

 

就在有關曾國藩墓的消息爆出的同時,湖北省也有一則文物新聞——湖北省文物局掛牌儀式在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機關大樓舉行。在此前的機構改革中被“改掉”的湖北省文物局重新掛牌,標誌著這個文物大省的文物保護管理機制的重新整合。湖北省有關領導同志在講話中説了這樣一句:“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本來”兩字,既是指代歷史和文物,也是對全社會的一種宣告,文物保護在制度上必須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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