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應在制度上強化“威懾力”

作者：燕海鳴（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副研究員）

近日，一年前曾爆出的曾國藩墓保護狀態堪憂一事，再次引發公眾關注。據媒體報道，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國藩墓近年來本體缺乏妥善保護，周邊環境更是紛亂嘈雜，喪失了一個國家級墓葬類文物應有的肅穆感。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曾國藩墓保護的責任主體並非文物系統的管理機構，而是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這家公司同時也是這一區域的開發建設主體。

我國的文物保護基礎工作通常被簡稱為“四有”，即有保護範圍，有標誌説明，有記錄檔案，有專門機構或者專人管理。根據目前披露的情況，曾國藩墓沒有專門文物機構或人員。其保護的責任主體是從事建設開發的某地産公司，並沒有專門科室或是人員來對其進行保護和管理。

誠然，由一家企業承擔文物保護管理的責任，並非不能接受。文物保護法也只是規定了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産經營，並沒有限制企業來參與文物的保護管理。但是，在法律條文的背後，我們更要關注到不同類型的主體對於文物保護“責任”二字的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實際差異。坦白地講，一家以開發、營利為基本宗旨的企業，其面對文物保護時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能否以文物保護為第一考量，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

在現代社會，任何機構與個體本質上都是理性的，其每一個行動都是對行動後果作出評估後進行的。如果一個文物系統的機構承擔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責任，其機構的運行目的、經費基礎，其領導的績效考核，必然都以保護管理的成效作為重要衡量指標。但是，一家企業，無論是其發展目標，還是其領導者的考核評價機制，都是基於效益，即使承擔了文物保護責任，但是這個責任如果違背了經濟效益的大目標，前者讓位於後者非常可能發生，這也是符合一般行為邏輯的。

曾國藩墓面臨的問題，恰是我國目前基層文物保護力量薄弱現狀的一個縮影。當文物保護與建設開發産生關聯時，文物部門微弱的聲音往往被建設的轟鳴聲蓋過，這已經是一個很常見的情形。令人唏噓的是，曾國藩墓其實還沒有那麼“基層”，這是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理應享有高級別的關注，獲得相應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受到完善的管理。但是，實際上曾國藩墓甚至連文物保護法中基本的要求都沒有達到，更別説是按照全國重點文物的保護標準來進行保護了。

文物保護要通過法律和機制的完善，獲得更大的“威懾力”。無論承擔文物保護責任的人是什麼背景、屬於什麼機構、個人知識和情懷有何差異，只要坐在這個位置上，就“不得不”敬畏文物，必須踐行自身的責任，也知道如何去踐行這個責任時，才能使無數個“曾國藩墓”真正擺脫困境。

就在有關曾國藩墓的消息爆出的同時，湖北省也有一則文物新聞——湖北省文物局掛牌儀式在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機關大樓舉行。在此前的機構改革中被“改掉”的湖北省文物局重新掛牌，標誌著這個文物大省的文物保護管理機制的重新整合。湖北省有關領導同志在講話中説了這樣一句：“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本來”兩字，既是指代歷史和文物，也是對全社會的一種宣告，文物保護在制度上必須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