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星空下的凝思——談談中華文化基因的層累與共現

作者：王一川（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文藝發展史與文藝高峰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

仰望星空，是我們人類個體自幼至長都有的一種習慣：透過綴滿天際的璀璨群星，仿佛可以洞悉那支配宇宙人生的奧秘。今天談論中華文化基因問題，同仰望星空之間似乎存在某種相通處，目的同樣是著眼于把握中華文化的過去和未來。中華文化基因關涉中國文化傳統、文化特性或民族群體共同記憶等多方面。這個問題誠然由於涉及史前時代、原始時代和多民族關係等，依賴於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的交融和介入，一時難以説清道明，但也不妨礙談點個人淺見，以為引玉之磚。這裡想提出一條粗淺的探討思路：中華文化基因是在漫長歷史變遷過程中歷時地逐層累積即層累而成的，而對當代人而言又是在共時空間中同時呈現即共現的，從而需要從層累與共現兩方面加以探討。

之所以這樣説，首先是基於“三個中國”之變遷節律的現代中國史觀。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1901）認為，中國歷史上曾經依次存在過三個“中國”：在史前至秦統一為“中國之中國”，秦統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有“亞洲之中國”，乾隆末年起有“世界之中國”。假如這一史觀有一定的合理性，那麼，中華文化基因曾經至少在上述“三個中國”中逐層累積和漸次呈現。

上述“三個中國”並非截然斷裂或相互隔絕的“中國”，而是在發展與變遷中仍舊頑強呈現自身連續性模式的中國。按照考古學家張光直的觀點，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有著文化模式的不同：前者是連續式文化，“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後者是突破式文化，“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産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中華文化為什麼能實現連續式發展？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史前時代至今的中華文化基因，歷經代代延傳，得以有效地保存和連續地傳承下來（而有的文化卻遭遇斷裂的命運）。更確切地説，這種文化基因的特點之一在於，在連續中有突破，在突破中有多元融匯或包容，從而實現數千年至今的連續發展。簡要地回看，歷經“三個中國”變遷而又能實現連續發展的中華文化基因，留下了一些獨特品質和共同記憶。

首先，在“中國之中國”時段即史前至先秦時期生成的傳統基因。儘管我們對漫長的史前文化了解不充分，但應當看到，那時的中國文化有著不僅限于黃河流域的多點分佈和多元一體的文化源頭，已知的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等黃河流域之外文化自有其特點和特長。到先秦，中國逐漸形成以中原為行政中心、以農耕文化為主的行政管理格局，也即誰入主中原誰就是“中國”或“天下”。但與此同時，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之間也在産生持續的相互影響，因而中原文化實際上在不斷吸納其他文化的養料，而其他文化也同時在不斷吸納中原文化的精華。如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言，此時的“中國”或“天下”實際上是沒有固定邊界的、可以延伸的開放疆域，是“通過文化交融而構成的一個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種地方文化。……‘中原’向四週擴散，又不斷混合，終於熔鑄為一個人數眾多的文化、經濟、政治共同體”。正是這種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多元一體的“中國”，能夠開創出一系列以中原文化為中心、以不斷吸收遊牧文化特長的農耕文化為主幹的中華文化傳統基因，如同合、中和、正義、遊藝等。遠古時農事依賴於部落群體或家人間的協作，需要講究“同合”價值觀。周代建立後，講求父子、夫妻、君臣等之間的“中和”。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時，需要以“正義”或“正氣”去求取天下和平。真正的“君子”應當自覺地通過“遊于藝”“依仁遊藝”或“遊藝”而達到“文質彬彬”。

其次，在“亞洲之中國”時段即秦統一至清乾隆末年生成的基因。隨著與四週族群如北疆匈奴、鮮卑和烏桓等，西疆“羌”或“西羌”，南疆與西南疆“蠻”及“西南夷”，東南方越人等文化之間，以及與今中亞各國、印度和日本等國家之間交流的深入，中華文化主動吸納其他文化的精華，不斷更新自身的文化基因構成，先後創造出“魏晉風度”“盛唐之音”“宋型文化”等中國古典文化藝術高峰。這時段中華文化生成的傳統基因有包容、感興、品評等。中華文化得以在歷次危機（如所謂“五胡亂華”等）中仍然實現連續性發展，在包容中創新，無疑正倚靠著這種包容特性。由此可見，包容是構成中華文化基因系統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的文化藝術創造既不像古希臘人那樣相信神秘的“靈感”或詩神憑附論，也不如浪漫主義時期藝術家那樣崇尚個人主觀情感、想像，而是認定“感興”，即感物而興、興而生辭，將藝術創作的動因歸結為外物在藝術家內心中觸發的興騰及其“乘興而來”或“即興”的創作行為，其結果是創造擁有“興象”的和能夠引發興味蘊藉的藝術品。這種“感興”説及其延伸的興味蘊藉美學觀實際上堅持了外物感發與主體內心響應的主客體交融的辯證立場。同時，中國還發展出以人物風範去品評藝術風格的以“人物品藻”為標誌的美學傳統。

再有，在“世界之中國”時段即乾隆末年至今生成的基因。直到此時段“中國”仍然始終處在不斷地建構和變遷以及持續認同和融合的過程中。特別是隨著世界各國文化間相互交流的普及和深化，中華文化主動吸納外來文化資源中的優秀成分而為我所用，助力中國現代文化的獨立自主的卓越創造。此時段生成的中華文化傳統基因中，必然融合了風行於世界各國的現代性文化因素，如民主、科學、自由、革命、改革等。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借助於“五四”運動而迅速傳播和延伸。在“鴉片戰爭”以來的歷次反抗鬥爭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中國人民，自覺地必然地選擇了中國革命的道路。而革命的價值觀內部也包含改革的價值理念，也就是對革命成果進行自覺的反思和調整，以便使革命走在正確軌道上。

可以看到，在上述“三個中國”中歷時性地累積下來的文化基因（遠遠不限於此），對於我們當代人來説，其實是共時地呈現給我們並同時起作用的，就像夜空中綴滿天際的星座，它們或許生成年代各異、且相距遙遠，卻可以在同一瞬間向我們釋放出熠熠星光，給予我們不同程度的影響。

不過，我們不應當僅僅滿足於欣賞星光的照耀，而是需要在欣賞此前“三個中國”所層累和共現的星座之光芒的基礎上，根據創造“未來之中國”新生活的需要而重新凝視星空，從浩瀚星空中尋找、辨識和選擇那些足以給我們創造未來新生活以寶貴啟示的星座，把它們匯聚和保存起來，按照理想範式的指引，運用想像力加以自由組織、豐富和創造，直到讓所謂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的文化基因等一道共現，成為共時地照亮未來新生活的新光芒。按照這個考慮，我們應當對中華傳統文化加以辨識、鑒別和選擇，找到其中有價值的成分並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