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雕刻時光的年輕人

 

圖①：李曉洋在修復雕像。　　資料圖片 　　

 

圖②：樊雪崧在查閱資料。　　魏 力攝 　　

 

圖③：薄龍偉在做數據採集。　　孫德強攝 　　

 

圖④：俗稱“九層樓”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木構建築。　　資料圖片

 

在敦煌，時間是一種特別的存在。

 

時間是靜止的，上千年的文明仿佛凝固在一尊尊雕像、一幅幅壁畫上；時間又是流動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在這裡孜孜以求，奉獻青春。

 

據敦煌文獻《莫高窟記》所載，十六國前秦建元年間，禪師樂僔途經敦煌三危山，在此地開窟修行。此後漸漸有僧人、民眾來此開窟造像。有人認為，“莫”原指“漠”，意為“沙漠的高處”。後因“漠”與“莫”通用，故改稱為莫高窟。

 

莫高窟，對遊客來説，是新鮮的奇觀；對堅守在這裡的文物保護利用群體而言，卻是真實的生活。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一批批年輕人來到莫高窟，被敦煌藝術所吸引，選擇紮根大漠。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莫高窟人將青春留在敦煌，讓風沙染白兩鬢，以實際行動詮釋著“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如今，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正接過老一輩的接力棒，在這裡揮灑青春，書寫嶄新的篇章。

 

敦煌美術研究者樊雪崧：

 

“希望為敦煌藝術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以回報歷代無名工匠”

 

從敦煌城往東南25公里，經過一片茫茫的沙漠，就到了鳴沙山東麓，那座標誌性的“九層樓”映入眼簾。崖壁上700多個石窟靜立，散發著神秘的光芒。8年前，碩士畢業的樊雪崧第一次來到敦煌研究院面試，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來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紮根大漠。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在戈壁沙漠中種糧，尋找鎖陽、草籽等植物充饑。如今的莫高窟，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參加工作後，樊雪崧住進了一室一廳的單身宿舍，浴室、廚房一應俱全。

 

硬體設施雖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生活還遠遠算不上豐富。每天宿舍、單位、食堂“三點一線”，下班後，除了宅在宿舍看書、上網，就是在“九層樓”前散步。週六週日是採購日，他們結伴坐班車下山，買零食、飲料、小家電……跟搬家一樣往宿舍搬東西。

 

孤獨，是莫高窟年輕人的日常。冬天，莫高窟的遊客少了，天一暗，萬籟俱寂。“遇到沙塵暴天氣，沙子從關著的窗戶鑽進來，人一連好幾天都出不了門。”樊雪崧説，“這樣的日子久了，很多人見了人也不愛多説話了。”

 

莫高窟的年輕人有自己的消遣方式。“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裡的年輕人多少帶點浪漫情結。爬沙山、走孤道，從研究院到敦煌市區，他們可以徒步穿越沙漠，從早上6點走到下午1點。

 

也不是沒有動搖，畢竟遠離城市，家人要多陪伴，孩子面臨上學，這些現實的問題，年輕人也會考慮。“但莫高窟有很好的學術平臺和豐富的學術研究資源，這是讓我留下的重要原因。”樊雪崧説。

 

在莫高窟第254窟的南壁上，樊雪崧一次次觀看捨身飼虎的故事。壁畫採用“異時同圖”的形式，將所有情節都置於一幅畫面中。光從石窟外照進來，絢爛的顏色、嚴謹的構圖、強烈的共情，都給樊雪崧無比的震撼。他一次次地觀摩壁畫，每一次都有新感受。

 

壁畫的精妙，在樊雪崧看來，是一種精神。

 

在敦煌的歲月，樊雪崧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研究美術。在歲月的變遷中，是什麼力量讓敦煌藝術誕生於戈壁荒漠的深處？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敦煌美術又記錄下哪些珍貴史料？帶著這些疑問，他考入南京藝術學院攻讀博士，師從費泳教授。“希望為敦煌藝術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以回報歷代無名工匠。”樊雪崧説。

 

VR製作師薄龍偉：

 

“用數字化手段，讓敦煌藝術煥發新的活力”

 

“是什麼讓你留在敦煌？”

 

這個問題，薄龍偉也問了自己好多遍。2012年，從南昌大學影視動畫係畢業後，薄龍偉衝著敦煌離家近，來到研究院工作。那一年，敦煌研究院招收了16個人，薄龍偉是其中的3個女生之一。她記得，班車接著新人們來到研究院，“路上一片荒涼，車開了好久都沒到，我都快絕望了。”在參加新人培訓時，面對密集的石窟知識、浩大的藝術寶庫，薄龍偉有些發蒙：“我對莫高窟知之甚少，感覺很惶恐。”

 

改變發生在2014年。當時，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改名文物數字化研究所，薄龍偉負責石窟的VR全景製作。數據採集、後期製作、相關研究性課題……都由他們幾個人組成的團隊承擔。

 

她就這樣一頭扎進了洞窟，做起敦煌石窟的數字化。“小洞窟數據採集需要一到兩天拍攝，大洞窟需要兩三天，後期製作還需要兩三天。VR還需要加入語音講解、圖片展示、小視頻等，一個就得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薄龍偉説。就這樣，一點點、一個個，她所在的小團隊完成了200多個石窟的VR製作。

 

改變就這樣悄然發生了，以前進入石窟，她轉一圈就走了，現在她一進洞窟就半天出不來。看繪畫方式，研究構圖方法，對比不同朝代的用色、下筆……不知不覺，她就可以看上好幾個小時。之前進石窟看不出門道，現在只要一進洞窟，她就能大概判斷是什麼朝代的石窟。薄龍偉形容這是“內心的改變”：“進洞窟狀態不一樣了，我變得愛看壁畫了，進了洞窟就覺得清凈。”

 

她喜歡壁畫上的小動物。294窟壁畫上有一隻朱雀，因為年代久遠，顏色褪去，沒了光彩。在對洞窟進行數字化過程中，她將朱雀的線稿調出來，根據之前的研究成果給朱雀填色復原。看到小小的朱雀在螢幕裏活起來、動起來，她的喜悅無以言表。隨著時間的流逝、環境的變化，石窟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壁畫也在慢慢消失。“用數字化手段，可以實現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讓敦煌藝術煥發新的活力。”薄龍偉説。

 

在研究院，她收穫了友情，年輕人湊在一起聊天、喝茶、做飯，其樂融融。讓她高興的是，當年和她一起進入研究院的16個同事，一個也沒有離開。她也在這裡遇到了愛情：她在61窟拍攝，他在66窟修壁畫，他一下子看見了她。如今，他成為她的丈夫，他們的孩子3歲多了。

 

薄龍偉計劃就196窟的本生故事做一個敦煌壁畫故事繪本，那是一個褒善貶惡的故事。她想將壁畫故事做成兒童繪本，講給孩子聽。

 

敦煌的氣候並不舒適宜人，尤其是對於愛美的女生。夏天光線格外刺眼，需要戴墨鏡、口罩，冬天天寒地凍，需要裹長羽絨衣。但這裡，有薄龍偉最愛的雪天。下雪天，她會爬到三危山上，雪飄落在遠處的沙漠、飄落在近處的石窟。天地間空無一人，眼前一片純凈、雪白，一切都好靜、好美。

 

壁畫修復師李曉洋：

 

“壁畫也是有生命的，我們要善待它們”

 

一邊是綿延的石窟、一邊是浩瀚的星空，敦煌的夜晚是如此璀璨、如此奇幻——這是李曉洋從小就熟悉的星空。1989年出生的李曉洋是在敦煌長大的孩子。他的爺爺李雲鶴，是敦煌研究院壁畫修復大師，參與修復壁畫近4000平方米，修復彩塑500余身，當選“大國工匠年度人物”。

 

儘管是個名副其實的“敦煌三代”，但成為一名壁畫修復師，並非李曉洋最初的人生設計。高中出國，室內設計專業畢業，他本想著在外闖闖。作為家中獨子，他是被父母勸回敦煌的。

 

來到敦煌研究院上班，李曉洋的第一課是和泥巴。因為做石膏沒有達到要求，一向和善的爺爺發了脾氣。在李曉洋的印象中，“這是爺爺第一次對我發脾氣”。

 

對修復壁畫的興趣，發生在真正接觸這門手藝後。

 

2015年冬天，李曉洋參與了莫高窟360窟的壁畫搶修。360窟在莫高窟不算一個大窟，大概有40多平方米。李曉洋剛進入360窟的時候，壁畫起甲（指壁畫顏料層與繪製顏料層的泥層脫離並捲起的一種病害狀態）非常嚴重。經過他們團隊持續一年多的工作，第二年5月工作組照例拍攝了修復後的照片。回到辦公室，看到壁畫修復前後對比圖，李曉洋驚呆了。這是主室北壁西側的壁畫，色澤鮮艷、構圖精巧，畫中人物的鼻子、眼睛栩栩如生。雖然有些顏料層脫落了，但整體畫面妙不可言。“那一瞬間，忽然覺得很震撼。”李曉洋説，“這件事情後，我忽然覺得這份工作有意義了。修復能把壁畫原來的樣子展現給大家，很有成就感。”

 

壁畫修復是一件非常耗時的工作，“一個工程耗時幾年，是很平常的事。”李曉洋説。在外人看來，他們面對墻壁，波瀾不驚。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指尖涌動著波濤洶湧，稍有不慎，就可能對壁畫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爺爺常跟我説，壁畫、塑像就像病人，我們就像是醫生，它們生病了，才需要我們去修復。”李曉洋説，“別看它們不會説話，壁畫也是有生命的，我們要善待它們。”

 

頸椎不好，是久坐落下的職業病；與家人聚少離多，是修復工作的常態。但年輕的李曉洋已經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節奏：除了在莫高窟修壁畫，甘肅天水、河北曲陽、山東泰安、四川成都……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還參與了援外項目。

 

2017年，李曉洋離開敦煌研究院，組建了自己的修復團隊。

 

儘管離開了敦煌研究院，但李曉洋的心還在莫高窟，覺得自己離莫高窟的星空仍然那麼近。“今年是修復壁畫的第九年，我感覺每一個新項目都是新的起點、新的嘗試。”李曉洋説，“修復壁畫已經變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接觸越多越熱愛。”

 

“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也是李曉洋的座右銘。帶著這些“財富”，他選擇繼續面壁而“修”。

 

版式設計：張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