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愈益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和最大亂源，嚴重破壞臺海和平穩定，嚴重挑戰祖國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線。針對兩岸關係嚴峻複雜的形勢，5月29日，中央臺辦和全國人大法工委隆重召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週年座談會，向海內外發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強烈信號。當晚，為了回顧歷史，啟迪今天，昭示未來，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家記憶》欄目重磅推出十集大型文獻紀錄片《一九五八炮擊金門》，首次深度、全面、權威披露炮擊金門這一軍事行動的歷史內幕，展現60多年前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計劃遭到重挫、美國“劃峽而治”圖謀宣告失敗，海峽兩岸形成“一個中國”的默契過程，彰顯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祖國終將統一的歷史必然。

據了解，《國家記憶》是一檔以重大黨史、國史、軍史為內容的央視品牌欄目，該欄目歷時兩年完成該系列的拍攝製作，該片以1958年8月23日大陸炮擊金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敘事主線，從“炮擊金門的國際國內背景”、“對美外交鬥爭”、“中央決策內幕”、“解放軍三軍調兵遣將”、“炮擊金門作戰過程”等方面，對炮擊金門進行了深度剖析，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現了炮擊金門這一軍事行動的重要意義和現實價值。節目播出後，社會各界反響熱烈，海內外觀眾乃至專家學者也就此發表不少評論，作為一名長期研究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的學者，筆者也不揣淺陋談談炮擊金門的當代啟示。

啟示一：統一目標堅定不移，統一手段操之在我

兩岸關係70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便成為中國政府始終不渝的政治追求，也是中國共産黨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大陸都會綜合運用一切必要手段排除萬難去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目標。炮擊金門作為國共內戰的延續，儘管炮擊有諸多複雜的國內外背景和不斷變化的政治軍事目標，但從本質上講，它是中國政府不斷追求國家最終統一過程中的特殊階段和特殊方式，核心是為了統一，這是大陸炮擊金門軍事鬥爭的基本性質所在，並非一些論者所説的屬於國際危機管理的模式。

中國統一目標的唯一性決定統一方式和手段的多樣性，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懷疑大陸謀求國家完全統一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意志。金門炮戰期間展現出的錯綜複雜的兩岸對抗、中美較量與美蔣衝突，以及三方政治軍事與外交和談交織在一起的各種矛盾鬥爭，歸根結蒂都是圍繞要不要實現統一、如何實現統一這一目標展開的。正是為了統一，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盱衡國內外形勢，適時將統一台灣的設想從先奪取沿海島嶼再解放台灣的“兩步走”戰略，調整為讓臺、澎、金、馬留在蔣手中、未來“一攬子解決”的方針，從而粉粹了美國“劃峽而治”隔離兩岸的圖謀；為了實現統一，大陸對金門的炮擊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展開，“打打停停”、“邊打邊談”、“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單日打雙日不打”，這一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不僅彰顯了大陸牢牢掌握著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也表明大陸綜合運用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推進統一的靈活性。即使對於美國軍艦的護航，周恩來總理也嚴正警告，“如果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美國政府必須承擔由此而産生的一切嚴重後果。”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清晰地勾勒出祖國大陸對待統一問題的基本立場，即，“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你們與我們之間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當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終究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何去何從，請你們酌定。”可以説，炮擊金門的豐富實踐為中央對臺大政方針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奠定了基礎。和平統一是最佳方式，軍事手段是遏制分裂、推進統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

在炮擊金門62年後的今天，臺海地區的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面對島內外“台獨”分裂勢力不斷挑釁統一底線、挑戰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行為，全體中華兒女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必須用好用足《反分裂國家法》這把“達摩克利斯劍”，充分發揮該法在遏“獨”促統方面的重大積極作用，並針對臺海形勢的發展，與時俱進地推進《反分裂國家法》實施和完善，一旦有事，按照該法的有關規定，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堅決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啟示二：兩岸共同捍衛一中堅決排除外部勢力的干涉

1949年之後，若不是因為美國的“扶蔣”政策和朝鮮戰爭，台灣早就被解放了。可以説，沒有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就沒有台灣問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産生、發展乃至久拖未決一直扮演著十分消極的角色，是中國統一最大的外部障礙。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國共內戰的原因，蔣介石並不甘心在大陸的失敗，企圖援引美國的支持“反攻大陸”，國民黨的“反共複國”政策為美干涉中國內政提供了空間；美國從遏制共産主義和美蘇對抗的戰略出發敵視遏制新中國，並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需要，阻撓中國解放台灣和澎湖。美蔣各有所需、相互利用，但在對待金門、馬祖這些沿海島嶼上存在著重大矛盾。美國企圖分離大陸和台灣，不願意為協防金馬等外島打仗；而蔣介石則視外島為戰略支點，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和防衛臺澎的屏障，在法統上增強“反共複國”的信念和決心。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看清了美蔣之間各有盤算，明確指出炮擊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炮擊開始後，美國的反應十分囂張，鼓噪武裝干涉，對此，中國毫不示弱地作出了強烈反應，即使美艦參加護航，解放軍也照打不誤，護航的美艦因此逃之夭夭。美國務卿杜勒斯的聲明講話表明，美國的意圖是，迫使蔣撤退金馬駐軍，實行金馬“中立化”，臺海兩岸“劃峽而治”，以實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謀略。對此，蔣介石堅決反對，公開表示對杜勒斯的聲明“並無接受的義務。”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決定不攻佔金、馬，讓金馬守軍能夠生存下去，促其守而不撤。周恩來後來解釋説，“使臺、澎、金、馬仍留在蔣手裏，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國人手裏。”“蔣介石也不贊成美國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響蔣軍的士氣，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完全受美國控制。我們和蔣找到了共同點，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反對美國。”在10月6日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大陸再一次呼籲，“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於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美國人總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自此以後，金門炮戰逐漸演變成象徵性的，只打沙灘不打工事，逢年過節也停止炮擊。由於國共的“默契配合”，兩岸共同維護了“一個中國”的局面。

金門炮戰的歷史昭示，美國扶持台灣從來都是從自身的國家利益出發的，一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或危及美國的利益，台灣的命運就像杜勒斯拋棄金馬、護航美艦迅速逃跑一樣。台灣作為美國“以臺制華”的棋子和工具，依靠美國是靠不住的。當前民進黨當局加緊“聯美抗中”，挾洋自重，惟命是從，其結果也終究改變不了被美國拋棄的宿命。另一方面，兄弟鬩墻外禦其侮，只要海峽兩岸在堅持和維護一個中國這一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能夠形成共識、聯手合作，外部勢力插手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就不可能實現。毛澤東將金馬留在蔣手中，既是對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的鼓勵和支持，也是反對美國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圖謀。

啟示三：推進統一需要大戰略、大氣魄、大智慧

炮擊金門不僅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也是在政治、外交上的重大鬥爭，各種因素、各種矛盾犬牙交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臺海兩岸進行激烈較量的同時，中美兩國之間，美國與台灣當局之間，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展開了多方面的博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領導集體，以高超的政治軍事領導藝術和堅定靈活的鬥爭策略，始終掌握著鬥爭的主動權，推動台灣問題朝著有利於統一的方向發展。

60多年後的今天，世界正處在百年未遇的大變局中，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國際權力格局脫序、逆全球化聲浪升高；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特朗普政府加大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美國操弄“以臺制華”的力度增強，中美關係正處在尼克松訪華以來最為糟糕的階段；台灣政局由於蔡英文連任，民進黨鼓動“反中抗統謀獨”。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臺海局勢遠超炮擊金門時的尖銳複雜局面，這一新態勢、新格局正在深刻地衝擊著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大業。新時代、新形勢呼喚對臺大戰略、大氣魄、大智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歷史規律和兩岸關係發展經驗，形成關於對臺工作的重要論述，有力地推進了祖國和平統一進程。2019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講話高屋建瓴、視野宏大、內涵豐富、思想深邃，方向明確，富有創意，貫穿著歷史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和創新思維，既體現中央對臺大政方針一以貫之的繼承性，又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性，是指引新時代對臺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體現了祖國大陸推進中國統一的大戰略、大智慧和大氣魄。

當前，對臺工作與統一大業面臨十分複雜的形勢和嚴峻挑戰，我們必須要學習炮擊金門時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洞察形勢、立足現實、著眼長遠、精準發力的戰略遠見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全面準確地認識和把握臺海局勢的新變化及其發展趨向，深刻領會、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1月2日重要講話精神，始終保持戰略自信、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與時俱進地調整對臺工作的策略與部署，靈活運用軟硬兩手，攻堅克難，開拓進取，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堅決防範和化解各種重大風險挑戰，全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大局，全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朝著祖國統一的方向前進。

60年彈指一揮間，昔日的金門已由戰地前線變為兩岸和平的橋梁，這一滄桑巨變深刻昭示著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兩岸關係70載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