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件漢服，看中國古典服飾美學的流變

提到中國古典風格服飾美學，旗袍、唐裝早已深入人心，大眾對於漢服卻知之甚少，從對“漢服”概念的混淆，到漢服結構的名稱，都缺乏一定的理解，更毋需説其背後的文化內涵了。所謂“漢服”，指的並不是漢代服飾，而是漢民族傳統服飾，又被稱為漢衣冠、漢裝、華服。漢代前身是華夏族，整個漢族傳統服飾可以溯源至周代，經由秦朝發展，到了漢代逐漸臻于成熟。蔡邕在《獨斷》中講道：“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

 

新年伊始，成都天府古鎮以千人漢服巡遊正式開啟“國風年”——穿華服，逛古鎮，遊竹海，賞國潮。

 

直到前些年，穿漢服出行或聚會還幾乎約等於COSPLAY，受驚路人的內心三連問往往是“熱嗎？”“拍戲嗎？”“合影要錢嗎？”如今，伴著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國風潮”，漢服也越來越被大眾所接受，變得更為流行化和日常化，成為一種生活美學的載體。

 

與此同時，今天的大眾對於漢服的認知仍然存在不少空白和誤區。何為漢服？在漫長的歷史中，漢服有著怎樣的發展流變脈絡？又對國際時裝界産生了怎樣的影響？對很多人而言，漢服或許是一個含義不明的過去時態，但在另一部分人心中它是承載著豐富意味的文化符號。

 

而隨著漢服文化逐漸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愛，時尚品牌為了抓住年輕人，也在漢服的創新上花了許多心思。

 

 

“明華堂”折枝牡丹暗花紗套裝

 

以“明華堂”為例，它將傳統與考究的禮服融合於時尚，締造了一種新穎的中國原創，重現出東方新古典主義的幽雅與莊重，受到大量年輕漢服愛好者的意想不到的喜愛與追捧，成為漢服中的l ogo與大牌。“明華堂”套裝起步價過3000元，上萬元的款型也非常常見。半定制的會員預約，據説已約到了2022年。

 

縱觀全球時尚及歷史碑界，Hau te Cou tu r e（高級訂制）自1858年誕生，歷史超過162年。它代表著西方體系對藝術創作和傳統手工製作工藝的頂禮膜拜，也確是極致的細節魔鬼——所有工藝均由手工完成，一件衣服耗費工時大概在一個月左右。法國高級時裝協會，對高級訂制設計師品牌及手工坊的規模、技術條件、發佈會細節等均做了嚴格規定。在歐洲，Hau t e Cou t ur e（高級訂制）是一個受法律保護的稱號。

 

 

 

西方Haute Couture（高級定制）的開山鼻祖Charles Frederick Worth（查爾斯·弗雷裏德·沃斯）

 

而漢服中的精品，僅以明代舉例，就有600餘年的歷史。其中的藝術與工藝成就十分高超，比如明代的花鳥袍、蟒袍，一件就涉及近百種不同的繡花線，幾十種古法植物染色，以及若干種不同的紗線捻度，僅僅是其中的金銀線，又分出不同的金和銀。不久前，北京APEC會議領導人服裝設計師、北京服裝學院副教授楚艷聯手山東博物館，將其館藏中30余件代表工藝水準巔峰的明代漢服進行了仿製復原。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集中展示及漢服藝術再現，楚艷團隊的復原工作追溯到了紗線，野蠶絲與桑蠶絲，手工紡織與機織，看起來貌似不大的差異，後期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效果，更不必提若干種繁複的針法。那種細膩和講究，讓設計團隊在整個復原的過程中屢屢嘆為觀止。

 

漢服的精緻，對細膩和優雅的追求，是對當代服裝設計和創新的挑戰和榜樣，這些確實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

 

更難能可貴的是，當下的許多漢服品牌，除了重視傳統中的考究和極致還原，也運用了大量的現代技術，創造出當下年輕人需要的，也消費得起的服裝。在穿著與搭配方式上，呈現出更好的組合方式，賦予傳統服飾新生——有學習和傳承，也有創新和超越，是漢服的新風貌。

 

在去年十月，傳統形制漢服和漢風禮服、常服、潮服接連亮相上海時裝周的“漢服專場秀”。從古法植物印染到3D列印配飾，以及中西融合技法共生融洽，這亦是傳承中的創新，表達著年輕一代設計師對漢服文化的理解和認同。

 

而Z世代消費者對於時尚的觀念，則更加直給——做自己且明確自己要什麼。未必非得明白背後的文化內涵，好看就是追隨的理由。近年來借著淘寶、抖音、B站、古裝劇、古風遊戲等極強的傳播力，不少旁觀者也被其影響，欣然入場“古風圈”。除了購買，漢服租賃、漢服體驗館等也應運而生。漢服愛好者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2019年市場消費額突破45億，對比2017年的5億，確是迎來了井噴。可以説漢服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大家喜愛的原因主要是源自顏值和視覺衝擊，流行文化的背後是什麼，可能沒那麼重要。然而，想要得體傳承漢服及文化，還需“知來處，明去處”。去了解和學習傳統文化，如此才能不至於對漢服、對傳統的理解流於表面。

 

或許漢服與美本身一樣，不需要被過度定義，它只是一份元氣淋漓的自信。

 

 

山東博物館藏·香色芝麻紗繡過肩蟒女長衫

 

 

楚艷仿製款，面料採用和館藏品一樣的真絲花羅面料，手工平繡+手工盤金繡，圖案花型、色彩、尺寸、製作工藝完全按照館藏品復刻

 

根據《史記》記載：“華夏衣裳為黃帝所制”，並認為“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製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當然，這種看法是在聖人史觀下的一種認識。隨著現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學家認為中國在仰韶文化時期，就出現了原始的農業和紡織業，開始用麻布來製作衣服，黃帝的妻子嫘祖就是蠶和絲的發明者。自此以後，人們的衣冠服飾日臻完備。

 

在中國，傳統服飾的地位至為重要。《尚書正義》注：“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正義·定公十年》疏則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基於此，中國有了“衣冠上國，禮儀之邦”的美稱，代表了華夏文明的由來及發達程度。

 

漢服通過華夏法係影響了整個漢文化圈，而漢服在古意中的所指，並不僅僅是一套服裝，而是包含著一整套完整的造型，包括衣裳、頭飾、髮式、面飾、鞋履、配飾等。單就衣裳來説，也是兩件的概念，即上衣下裳，衣即衣服，裳一般指的是裙裾。

 

漢服所用的面料，基本就是布和帛，其結構從上至下分為領、襟、衽、衿、裾、袖、袂、帶、韨等十個部分。前後具有對稱性，在製作過程中會取兩幅同等長的布，分別對折，作為前襟後裾，縫合後背中縫。如果前襟無衽即為直領對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為兩幅衽，縫在左右兩襟上，則稱之為斜領右衽衣。其製作流程極為繁複。而在剪裁方面，與西方流行的立體剪裁截然不同。漢服以自然平面大片裁剪為特徵，講究寬衣博帶之美。一套漢服至少需要耗費兩米布料。

 

漢服的服飾紋樣往往採取動物、植物、幾何狀的文飾。對動植物的刻畫往往求真、細膩，而幾何圖形則規整、對稱。服飾顏色更是有著嚴格區分。古人所理解的世界為青赤黃黑白五種顏色，稱之為五正色，是極為尊貴的。至於其他顏色均是調和色，是這五種基本顏色調和而成，稱之為“間色”。並將五色與五行相對應，“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黃土”、“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羽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漢服古法染色，至純至美，光是紅花染出的紅色系，常見的就有石榴紅、牡丹紅、章丹、珊瑚朱、紅梅、銀紅、嫣紅、桃紅、鳳仙紅等等……天成之美。

 

漢服面料上的花紋發展亦是有邏輯的，它與文化和社會發展形態互為映照。比如，明朝的龍袍上流行的四合如意雲紋樣，在明初和明末的形態均有所不同。明初百廢待興，花紋粗糙；明中期社會開始發展，紋樣開始呈現多樣化；到了明末，社會富裕，圖樣變得奢華飽滿。再比如，唐代的紋理相容性極強，在傳統圖案中自如混用許多西域元素，側面呈現出大唐自信包容的一面。由此可見，服飾連貫發展，與文化發展的路徑是一致的。

 

頭飾亦是漢服的一部分。女子頭飾主要由副、編次等構成。發髻也呈現出多樣性，有時還會在發髻上佩戴珠花、步搖等各色飾物，並在鬢髮兩側飾有博鬢。唐代初期，簪花多為點綴，即使滿頭插花也多為小花。到了開元盛世，簪花的文化內涵和表現形式更為豐富。據記載，唐明皇親自為楊貴妃插簪花。此時還出現了簪花鬥花比賽，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長安士女，春時鬥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為勝。”每當春日盛開之時，女子們插花滿頭，誇富鬥艷，美不勝收。從上層豪門一擲千金的鬥花活動，到民間的鬥花之戲，頗為盛行。民間男女還借鬥花的機會，自由交往，選擇心目中的佳配。敦煌歌辭《鬥百草》中有描寫鬥花定終身的句子“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取”——兩兩相捻取，即是暗謂成雙配對，結為秦晉之好。

 

除了簪花，簪釵也往往被視為定情之物。陸游與唐婉曾以一支家傳鳳釵作信物訂親，陸游十九歲（紹興十四年）終與唐婉結合，然而唐婉的才華橫溢以及與陸游的親密感情，不知何故竟引起了陸母的不滿，遂命陸游休了唐婉。西元1151年（紹興二十一年）禮部會試失利後，陸游到沈園遊玩，偶遇唐婉，兩人再見面都非常難過。陸游感傷地在墻上題了一首《釵頭鳳·紅酥手》。西元1156年，唐婉再次來到沈園瞥見陸游的題詞，不由感慨萬千，和了一闋《釵頭鳳·世情薄》。同年秋，唐便抑鬱而終。

 

此外，宋代還在簪釵的端頭懸吊釵符，也稱“釵頭符”，或“寶符”、“靈符”。曾豐《端午家集》中言：“戲纏朱彩索，爭帶赤靈符。”釵頭往往被做得小巧玲瓏，宋人也常稱作“小符”。歷代詩詞多有表現，如蘇軾《浣溪沙·端午》：“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挂綠雲鬟。”又如，崔敦詩《淳熙七年端午帖子詞·皇后合》：“玉燕垂符小，珠囊結艾青。”

 

面飾即花鈿，是女子貼在兩鬢、眉間、面頰的花朵裝飾物。關於花鈿由來的美麗傳説，有一年正月初七，宋武帝劉裕的女兒壽陽公主仰臥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樹被微風一拂，吹落梅花一朵，正落于公主額頭，其額中被染出了梅花印。這奇特的美麗被宮中女子爭相效倣，然而奇遇難求，大家便直接剪下梅花貼于額頭，成為一種新的美容術。牛嶠《紅薔薇》中“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粧”説的就是這個。

 

 

 

 

一些花鈿的圖片

 

梅花狀的花鈿有紅、黃、綠三色，一般以紅色居多。眾人熟知的《木蘭辭》裏的“對鏡貼花黃”，貼的便是黃色花鈿。綠的是“翠鈿”，由名貴的各色翠鳥羽毛製成，呈青綠色，晶點閃爍，清新別致。溫庭筠《南歌子》中“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張太華《葬後見形詩》中“尋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指的都是這般稀罕之物。

 

花鈿的造型除了常見的梅花，後來也發展出許多複雜多變的圖案，比如牛角形、扇面形、桃子形等，此外也有各式小鳥、魚鴨等造型，十分美妙嬌俏。花鈿一般會以金、銀箔及珠寶製成，此外也有用紙、魚鱗、茶油花餅，甚至蜻蜓翅膀做的。可謂別出心裁，不拘一格。宋人陶谷《潸異錄》：“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涂翅，作小折枝花子。”描述的就是蜻蜓翅膀制的花鈿。

 

順帶一提，粘花鈿的膠叫“呵膠”，是由粘箭羽的魚鰾製成，對之呵氣，再蘸點唾液，便能牢牢依附——一氣呵成，故稱“呵膠”。

 

關於鞋履，大禮服（朝服、祭服）一般使用紅雲履；深衣則使用黑雲履或黑布鞋；女裝的部分，正裝通常搭配弓鞋；圓領袍一般搭配皂靴或皂皮靴（隋唐時期）；道袍、直身等正裝，除了布鞋之外，可選雲頭履；便裝配布鞋、灑鞋最常見不過了；戎裝（軍裝），可搭皂靴、布鞋。

 

配飾主要是佩玉。佩玉大致説來有頭飾、耳飾、項飾、手飾、身飾幾大類，而常見品種有玉璦、玉環、玉玦、玉衝牙、玉翁仲、玉鐲、扳指、玉劍首、玉帶板等等。貴族們往往是組玉配套齊全，佩戴次序也極為講究。漢服的配飾除了佩玉，還有蔽膝、披帛、襪、帔、香囊、劍、綬、印、笏、牙牌、革帶、玉帶、銙、騰蛇等。

 

從漢服一斑，可見古代漢人的氣韻——從頭至腳，講究何其之多。審美能力，一定是文化教養的結果，是人文教育對一個人共情能力、敏感度、想像力、以及文化視野的開發，它不但決定了審美旨趣，還關乎人格、氣質與靈性。服飾在時間的長河中，從來都不是馴化人的武器，它是一部交織了身體感知與料作品質的協奏曲，是自我欣賞與認定。

 

受到全球設計師鍾愛的漢服元素：（摘編自東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賈璽增著《中外服裝史（第二版）》）

 

 

 

 

意大利品牌瓦倫蒂諾(Valentino)2014年春夏高級女裝中使用了聯珠紋圖案進行時裝設計

 

寶相花

 

寶相花是廣泛流行于唐代紡織品上的重要裝飾紋樣。寶相花是一種圖案化的花紋，現實裏並沒有這樣一種花。它集中了蓮花、牡丹、菊花的特徵，又吸取了傳統紋樣中的雲紋、忍冬紋以及中亞地域色彩的石榴紋等精華，形式上採用四向或多向對稱放射狀作出圓形適合、菱形、方形適合裝飾紋樣。寶相花是魏晉南北朝以來伴隨佛教盛行的流行圖案，具有吉祥美滿的寓意。不同時代寶相花的形態也並不相同，唐代時蓮花的因素居多，到了後來牡丹成為主體。意大利品牌瓦倫蒂諾2014年春夏高級女裝中使用了聯珠紋圖案進行時裝設計。

 

 

美國紐約華裔設計師譚燕玉(Vivienne　Tam) 2012春夏高級成衣使用了夾纈紋樣的設計元素

 

夾纈

 

美國紐約華裔設計師譚燕玉2012春夏高級成衣使用了夾纈紋樣的設計元素。

 

夾纈是指利用雕版在綢棉織物上夾染出預定花樣的印染工藝，為中國傳統印染技藝“四纈”（夾纈、蠟纈、絞纈、灰纈，即今天所説的夾染、蠟染、扎染、藍印花布）之一。夾纈上溯可達東漢，盛于唐宋。唐代白居易《贈皇甫郎中》詩云：“成都新夾纈，梁漢碎胭脂。”敦煌莫高窟唐代彩塑菩薩身上穿的多是夾纈衣物。早期夾纈工藝是紮根於民間並傳到宮廷的。唐代張萱繪《搗練圖》中藍裙女子穿的小袖衫的紋樣就頗似夾纈工藝。

 

 

譚燕玉(Vivienne　Tam)2016年秋冬高級成衣

 

 

譚燕玉(Vivienne　Tam)2018年春夏高級成衣

 

雲肩

 

法國女裝品牌夏奈爾和中國設計師郭培都曾推出過以雲肩為靈感的時裝。

 

在明朝初期，雲肩多用於宮廷慶祝元旦及朝會的禮樂儀隊中擔任女性歌舞伎。隨後，雲肩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女性，特別是青年女性婚嫁時不可或缺的衣飾。大多數雲肩由四個雲紋組成，稱為四合如意式，還有柳葉式、荷花式等，上面都有吉祥紋樣，如富貴牡丹、多福多壽、連年有魚等。

 

 

意大利品牌“就是卡沃利”(JustCavalli)2013年秋冬推出了精美的翠環流蘇項鍊

 

玉環綬

 

意大利品牌“就是卡沃利”2013年秋冬推出了精美的翠環流蘇項鍊。美國婚紗設計師克萊爾·佩蒂伯恩在2010年蘭花禮服系列中就運用了“玉環綬”的元素。

 

宋代女裙流行使用輕薄質料，時有“薄羅衫子薄羅裙”之稱，為了不使裙擺散開影響美觀，宋代女子常在裙子中間挂上一根用絲帶編成的飄帶，中間打環結，串一個玉制的圓環玉佩，被稱為“玉環綬”或“宮絳”，用來壓住裙幅。這在當代中式服裝中比較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