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國家選舉投票率觀察

我們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選舉投票率和選舉制度研究發現，近年來，投票率下跌已經成為國際普遍現象。與全國性選舉相比，地方性選舉的投票率尤低，紐約、洛杉磯等金融中心城市的地方選舉投票率在20%左右，一些大城市投票率僅為個位數。學者研究認為，投票率與選舉的正當性（認受性）沒有必然聯繫，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著選舉正當性（認受性）低。美國兩黨近年來在投票率問題上取態相反、鬥爭激烈，近期的“民主峰會”進一步暴露了美國在選舉投票問題上的政治兩極化。

 

事實證明，投票率是西方民主的一個遊戲，實質是最終贏得選舉、獲取政權的工具；投票率高低從來不是其選舉的關注重點，贏得選舉、維持執政地位才是關鍵。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投票權可言，回歸前的香港所謂“選舉”制度不存在投票率問題，通過操弄選舉獲取最大政治利益才是英國的目的，企圖借此阻礙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實行有效管治。

 

一、低投票率是近年國際普遍現象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全球平均的選舉投票率已明顯下降。以美國為例，其選舉投票率近年已下跌至經合組織國家中的倒數幾名。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投票率一般只有40%，而黨內初選的投票率一般只有25%到30%。

 

與全國性選舉相比，地方選舉投票率通常更低。2021年11月美國紐約市（總人口約800萬，與香港相若）地方選舉（包括市長、市議會議員）中，投票率僅為24%，在490多萬登記選民中，投票人數不超過130萬。2017年的紐約市長選舉投票率為21.7%。2017年洛杉磯市長選舉投票率是20.1%，2013年是23.0%，2009年僅有17.9%。2019年芝加哥市長選舉投票率為32.8%。美國南方最大城市達拉斯2015年地方選舉投票率只有6%。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蒙特利爾近年地方選舉投票率大都為約40%。

 

西方很多地方選舉投票率低，其原因往往是缺乏黨派競爭，候選人之間觀點接近，難以激勵選民投票。西方學者認為，除非出現醜聞或重大舉措，否則地方政治大多處於“平衡狀態”，激發不出選民的投票興趣。

 

二、投票率與選舉的正當性（認受性）沒有必然聯繫，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著選舉正當性（認受性）低

 

美國等國的選舉法沒有規定任何最低的投票率門檻作為選舉成功或者認受性的條件。西方學者認為，無論投票率高低，産生的投票結果不會有什麼兩樣，低投票率不會産生不公平、不公正的選舉結果。美國有1.6億註冊選民，如果從中隨機抽取的1.6萬人剛好能代表全國選民構成情況，那麼這場選舉就已經有了準確的結果和正當性。對同一個選區，70%的投票率和50%或30%的投票率往往有相同的選舉結果；達拉斯市6%的極低投票率也不會被認為威脅到選舉的正當性。低投票率的選舉並不一定缺乏代表性，而應關注投票率的構成，而不是投票者的規模。不投票也是一種選擇，説明那些不投票的選民同意由那些積極投票的選民代為選擇政府領導人和代議士。

 

學者認為，不應為了提高投票率而推動那些無助於實現選舉功能的選民投票。對於那些通常不投票或沒有投票傾向的人，他們投票可能僅僅因為受到強迫，而與實現選舉功能無關，這種情況下，投票率低反而不是壞事。

 

關於投票率與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度之間的關係，儘管美國選民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率遠比聯邦選舉低，但美國蓋洛普公司、德勤公司多年調查都顯示，美國人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長期高於對聯邦政府的信任。

 

一般來説，一個國家（地區）遇到重大挑戰，面臨艱難抉擇，才會出現創紀錄的高投票率。例如，美國2020年大選投票率（66.8%）創1900年以來新高，就是因為美國面臨多方面嚴重困難。當社會發展平穩，選民對未來有較好預期，沒有通過投票來改變政府政策的強烈願望，對選票就不會看得很重。投票率不高反而表明選民對政府施政和現狀基本滿意，感到不需要通過選舉實現大的改變。

 

三、美國兩黨在投票率問題上的鬥爭表明投票率高低從來不是其關注的重點，贏得選舉才是關鍵

 

美國民主黨一直自稱代表基層、弱勢群體和勞工階層，一直致力於提高投票率，降低投票門檻，盡可能把少數族裔、新移民、年輕人等群體都變為選民，並盡可能方便他們投票。投票率越高，民主黨獲勝的可能性越高。他們指責共和黨故意使投票變得困難。共和黨人則表示，他們反對投票改革是因為擔心選民欺詐，指責民主黨讓自己的選民自動登記，提高民主黨的投票率，而不關心選票的誠信性。61%的美國人認為，如果改變選舉規則，使登記和投票更容易，不會使選舉更不安全。大多數共和黨人則認為，如果改變投票規則，使投票更容易，會降低選舉的安全性、可靠性。

 

特朗普2020年公開指責民主黨，稱如果實行民主黨推動的擴大選民投票的舉措，“將永遠不會有一個共和黨人在這個國家當選”。實際上特朗普承認了當美國人民更多參與投票時，共和黨就會輸。他知道壓制投票是他和共和黨獲勝的唯一途徑，更高投票率只對民主黨是好事，對共和黨卻不利，共和黨只能依靠較低的投票率獲勝，因此必須盡力壓低投票率。

 

無論民主黨如何想方設法提高投票率，或者共和黨如何竭力降低投票率，他們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投票率，其最終的唯一目的都是贏得選舉。只要能贏得選舉，可以不擇手段鼓勵或者限制投票、提高或降低投票率。贏得選舉、取得政權才是關鍵，投票率必須為此服務。

 

剛剛結束的“民主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提出“捍衛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大力推動關於投票權改革的法案出臺，旨在使投票更容易。這兩個法案在共和黨人的堅決反對下，一直無法獲參議院通過，而共和黨控制的19個州的立法機構已經以防止選舉欺詐為名通過了限制投票的法律。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認為，在美國，投票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基本的黨派分界線，大多數民主黨人認為投票是一種權利，而大多數共和黨人認為這是一種特權。皮尤中心調查發現，有3/4的特朗普支持者拒絕接受拜登作為合法的美國總統，他們支持特朗普對2020年大選投票存在廣泛欺詐的指控。2021年11月，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研究所首次將美國列入其“民主倒退國家”名單，認為美國民主的明顯惡化，表現在對可信的選舉結果提出質疑的趨勢增加，努力壓制選舉參與，以及失控的兩極化；在沒有任何欺詐證據的情況下美國出現對2020年的選舉進行暴力抗爭，這已經以不同的方式在秘魯和以色列等地複製。

 

美國媒體批評：“民主峰會”上拜登的講話顯得異常空洞，拜登並沒有為改變國內的民主倒退做出足夠努力，美國的民主正處於嚴重危險之中，而扭轉美國國內的民主倒退對於保持美國在國外的民主“領導地位”至關重要；對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來自於內部，這不是一個美國有資格向其他國家講授民主的時刻。正如美國投票權組織“黑人選民重要”的創始人所説：“當拜登總統正在主持‘民主峰會’時，我們自己的民主就在這裡崩潰。當你無法在國內保護民主時，你不能試圖向全球輸出和捍衛民主。當你自己的房子著火時，你不可能成為全球消防員和民主火炬手。”

 

四、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投票權可言

 

香港最早引入選舉成分的公共機構是潔凈局（市政局的前身），市政局的選舉權範圍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非常狹窄，只屬於較富有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草根階層被排除在外。據估計，1979年香港約有44萬人符合選民資格，但只有不足3.5萬人申請成為選民，而其中更只有不足1/3會參加投票。1981年的市政局選舉總投票人數只有6100多人，代表性非常有限。

 

進入20世紀90年代，香港“選舉”制度一直並非由香港本土的政治力量所決定，英國等外部勢力始終試圖操縱香港選舉制度。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末期，別有用心地引入和擴大選舉，目的是阻礙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實行有效管治，延續英國的政治影響。回歸前的香港“選舉”制度從來都是西方勢力利用的政治工具，通過操弄選舉獲取最大政治利益。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 王振民  李正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