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統一”勢在必行！台灣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的時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5日在京會見前來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汪洋強調在堅持“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的兩岸政治基礎上，中國大陸願意和台灣各黨派、團體與人士就相關問題展開廣泛深入的對話溝通，達成兩岸社會共識。

 

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總結了過去兩岸關係的發展經驗為基礎，形成了促進“兩岸經濟社會文化融和發展”的對臺工作策略，並且表現在各種黨政、國際會議等重要場合的時機，一再呼籲兩岸同胞要攜手共圓“中國夢”，在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上，一方面是鞏固“反獨、促統”，而另一方面則是以“同根同源、民族融合”為情感訴求，體現出來的是兩岸融合與中國崛起的大局觀。

 

可惜的是，台灣的“陸委會”侑于自身政治意識形態，既沒有兩岸融合與中國崛起的大局觀，反而呼籲台灣各界在進行兩岸交流時，要遵守相關規範，不能參與配合大陸的“民主協商”，罔顧其向來所主張的民主跟民意。

 

兩岸統一已勢在必行

 

汪洋在與洪秀柱的會面中強調“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任何勢力阻擋不了”，由此可見，在關係到中華民族復興與核心利益的工作進程上，中國大陸是不會受到任何勢力的干涉的，在國家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大局下，國際上大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的框架是不會改變的，特別是拒絕以兩岸制度差異或意識形態為藉口進行差異分化。

 

其實，早在2015年3月，習近平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時，便提出了“四個堅定不移”，以民族情感來延續 “兩岸一家親”的民族主義訴求，強調台灣的前途與“中國夢”息息相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光明大道，可以説是在2016年台灣“大選”之前就先為兩岸關係定了調，積極掌握了對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宣示了將實現中國領土主權的完全統一，希望兩岸可以從深化交流合作開展到創新融合發展的新階段，在“一手軟、一手硬、兩手都要硬”的一貫主軸下“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加深“軟手促統、硬手防獨”的力道，因此，單純的“維持現狀”已不是大陸考慮的方向了。

 

就辯證法來説，和平與非和平的兩條路線的統一方式是相輔相成的，不是處於對立面，和平統一與不放棄武力統一取決於環境與大勢的演變，必須要堅持以和平統一與政治鬥爭、以及非和平手段混和並用的大原則。因為兩岸統一的根本基礎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實力就是統一的根本，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兩岸力量對比正朝有利於這個方向來發展。

 

習近平在2019年1月《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性安排的“民主協商”，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上，既闡釋了“一個中國”原則、突顯對於“九二共識”的論述，更凸顯“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已提上日程，台灣已經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獨”、“獨臺”、“華獨”等“各自表述”的模糊空間。

 

也由於爭取台灣民心認同統一將是促進兩岸統一的催化劑，所以關於“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方面，中國大陸也一再表示，在兩岸統一後，台灣人民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民眾的私人財産、宗教信仰、合法權益也將得到充分保障，同時，大陸也不會向台灣徵稅課稅，説明大陸已有更多自信、資源及力量來進行對臺工作。

 

台灣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的時機

 

目前，正是兩岸離心力與向心力兩股力量拉鋸的當口，中國大陸已將過去的呼喚轉化為具體實踐步驟，在既有的“反獨、促統”基礎上，直接將“國家統一”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論述上將更具有時間緊迫感，希望做到讓台灣人民可以感同身受、達到“心靈契合”，突顯出大陸當前對臺工作的重要方向與要求，台灣越是拒絕被統、越是讓大陸單方面來單向設計，將來就會被動被統。

 

習近平總書記從民族整體利益與國家戰略的高度，闡述和平統一的必然性，對國家統一的形式與內涵，有較包容性的論述，同時對於“台獨”也提出堅決反對的立場，從“三個任何”到“六個任何”，展現出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分裂圖謀，在兩岸發展道路上劃出一條清晰的底線，同時不斷強調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並且不排斥促統過程的可能形式。

 

可以説，習近平總書記是以“振興中華、共圓中國夢”的民族主義角度，在堅決反對與遏止“台獨”勢力下，冀望達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目標。因此，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以及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等這“四個堅定不移”，便成為了中國大陸對臺工作的基本原則。

 

而面對台灣內部快速變化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國大陸首先是在“九二共識”方面，有別於以往“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説法，推動以“一中原則”基礎上達成“兩岸同屬一中、共謀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顯示在兩岸統一的願景下，希望能夠加深台灣內部對於統一前景的思索，以及對統一議題的緊迫感。

 

其次於制度安排方面，以往是在“一個中國”框架的基礎上，由兩岸行政部門各自授權的代表展開商議;至於現在，由於民進黨與蔡英文當局持續“聯美親日、抗中謀獨”，中國大陸便轉為只要是認同“九二共識”與“反台獨”立場的各黨派、各界團體等非官方性質的代表，都能與大陸就兩岸協商進行討論。

 

第三在“一國兩制”方面，中國大陸則是突顯在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上，旨在表明，“兩制”的內容不是大陸片面制定，而是由兩岸民主協商、共同探索出來的，但從目前來看，台灣主政者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籌碼正在日漸消失中，也讓台灣在兩岸統一的道路與時機上越走越遠，台灣各界更應當把握參與民主協商、共同探索的時機。

 

最後於統一方式方面，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是“兩岸皆是中國人”，如果當台灣內部到了幾乎無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地步，那麼“和平統一”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了，“武統”後的對臺政治新框架必將強化國安思維、更加突出行政管制權，屆時台灣的自主空間會更小。反之，倘若台灣內部的“中國人”認同度有大幅提升，那麼就能“中國人幫中國人”，大陸人民自然也願意讓台灣人民享受更多的經濟利益與發展機遇。（作者 蕭衡鐘 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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