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還是預言,科幻小説中的想像會成真嗎

很多科幻作家與其説是預言家,不如説是夢想家。

 

這是一個真事:一家出版社收到一名科幻作者的投稿,作者很著急,問能不能今年就出版,出版社問為什麼,作者説,我怕這個情節明年就實現了。

 

這種擔憂也有“前車之鑒”:《三體II:黑暗森林》中,雷迪亞茲使用的人類最快計算機的運算速度為每秒500萬億次浮點運算。而就在這本小説出版當年,美國IBM公司就研發出“走鵑”超級計算機,運算速度為1026萬億次浮點運算,速度是科幻小説中的兩倍多。

 

那麼問題來了:科幻是不是預言,科幻小説中的想像都會成真嗎,都成真了科幻小説還怎麼寫……

 

與其説是預言家,不如説是夢想家

 

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飛氘,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很多人認識他是因為《科幻世界》雜誌。他在研究中發現,早在20世紀初,凡爾納的作品已被譯介到中國,那時候還是清朝末期,民國讀者就已經很熟悉《海底兩萬里》《從地球到月球》了。

 

“我們經常討論科幻多麼重要,其中一個論據就是科幻小説中的發明在今天已經或者即將實現,凡爾納的作品就是一個典例,比如潛水艇。”飛氘認為,很多科幻作家與其説是預言家,不如説是夢想家,而且這個夢想帶有實現的可能性,因為他表達的是人類經歷了科學革命之後的合理想像。

 

比如,100多年前人們開始使用電話,就想像未來電話可以隨身攜帶;電話既然能傳遞聲音,未來就可能傳遞圖像信息。再比如,100多年前人們發明瞭電影,當時就有人設想,幾十年後在家也有一個裝置,可以接收“總站”發出的信號看電影。以上想像,均已早早實現。

 

而對於80後、90後來説,他們小時候看過的不少科幻小説中的情節,都已經被模糊了科幻的色彩,“經典”的想像顯得“平平無奇”。

 

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長篇小説組一等獎獲得者、在校大學生王藝博第一次看了《海底兩萬里》後,覺得不過是一個講潛水艇的故事。青年科幻作家王諾諾小時候讀的第一篇科幻小説是《小靈通漫遊未來》,成書于20世紀70年代,“第一部講到一個電子錶,不用上發條,也沒有指針,是一個液晶顯示器直接顯示數字。我覺得這個設計很普通,這不就是我每天戴的嘛”。

 

“後來知道葉永烈在20世紀70年代預言可視電話,這是非常成功的。這種想像,與其説多麼有預言性和建設性,不如説我們更應該學習老一輩科幻作者的樂觀態度,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人們的生活會越來越方便。”王諾諾説。

 

還是有很多科幻小説中的情節目前來看沒有成為現實的跡象,比如太空電梯、太陽帆飛船……當然,也有現實發展遠遠超出想像的:劉慈欣寫過一篇《中國太陽》,幻想到2035年時,主人公水娃打工掙到一些錢,就去看房子,售樓小姐告訴他北京的房子一平方米要3500元,水娃大吃一驚,倒吸一口冷氣……

 

很多人可以預測汽車的發明,但科幻作家要預想堵車

 

每一個科幻作者首先一定是一個科幻迷。當初吸引他們走上科幻閱讀和創作之路的因素,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驚奇”與“哲思”。

 

王諾諾認為,科幻小説的想像力分為兩個維度:第一個在於想像是不是足夠跳脫,也就是腦洞是不是足夠大;第二個在於想像是否足夠合理,也就是阿西莫夫提出的“電梯效應”。

 

假設有一名1850年的科幻作者,想像了未來百層高樓的存在,開始通過自己的經驗來構思摩天大樓中的生活:首先,爬樓很辛苦,所以大樓裏的人不會想離開,所以樓裏會發展出獨立的經濟體系;大樓裏會有文明人必需的生活設施,比如餐廳、理髮廳、健身房,因為人們也不會想爬太多層,所以這些設施隔幾層就會循環出現;高層的人要在樓與樓之間來往,所以兩棟鄰近的大樓間會有橋梁,如果要到達地面,坐一個螺旋式的滑梯……

 

小説家想像不出電梯,所以他對未來的想像在我們今天看來顯得非常可笑。王諾諾説,“一個優秀的科幻小説家想像出汽車非常簡單,但讓汽車跟人、道路發生關係,這需要高超的技巧。不僅想像出一件今天沒有出現的事情,還能將這些沒有出現的事情與其周圍相聯繫,織出一張闔理的關係網,這是每一個科幻作者要去深刻思考的問題。”

 

飛氘説:“很多人都可以預測汽車的發明,但科幻作家要做的是預想堵車的出現。就像元宇宙,我們能預言元宇宙的到來和人們在元宇宙的連接,但能不能預言到現實中的元宇宙公司發不出工資的問題,就很有意思。”科幻與現實之間,不僅是科技的距離,還有了那麼一點社會學和哲學的意味。

 

十幾年前有一部美劇《疑犯追蹤》,設想的是攝像頭遍佈世界各地,採集信息數據,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從制止犯罪、拯救生命的動機出發,若有人預謀想犯罪,可以提前制止。“這是一種個人隱私和生命安全之間的權衡,科幻最有意思的思維方法,就是在藝術領域討論非常切實的問題。”飛氘説。

 

留給科幻合理想像的空間會不會越來越窄

 

今年的想像,也許明年就能實現,留給科幻合理想像的空間會不會越來越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從世界公認的第一部科幻小説講起。

 

那是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弗蘭肯斯坦》,講的是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把不同屍體能用的部分拼接在一起,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給組裝起來的屍體通電,屍體就活了……故事內容在今天看來非常不科幻,甚至是不科學,有些像哥特風的恐怖故事。

 

但為什麼被奉為第一部科幻小説?王諾諾解釋,因為小説創作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風起雲湧的英國,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瑪麗創作小説的出發點,是當時的生物電實驗——幾個科學家給死去的青蛙雙腿通電,發現青蛙的腳還會動。於是,人們猜想,生命與電是否存在某種聯繫。

 

王諾諾説:“前沿科學+精彩故事,就是非常好的科幻。今天也是一樣,科幻作者不必焦慮地去追現在絕對正確的科學定論,因為很多科學是超出我們的認知範圍的。科幻作品最重要的是審美,不僅是文學審美,還有科學審美。一篇小説有沒有對科學基本的尊重,這很容易看出來。”

 

其實,在宏觀層面,科幻對未來的預言有兩種,一種是科技悲觀論,一種是科技樂觀論。前者總是在毀滅世界,後者總是在拯救世界。不僅是對未來科技的想像,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的快速發展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成為科幻小説的主題之一:吳顯奎的《勇士號衝向颱風》,表現了人與自然的鬥爭;何夕的《異域》警示人類,對自然的無度索取必然要付出代價;王晉康的《替天行道》,講述了基因技術讓落後國家的農民陷入不再擁有種子的窘境……

 

不久前,成都遭遇歷史罕見的高溫天氣,身處成都的《科幻世界》雜誌社副總編姚海軍覺得,那正是科幻的好題材,“科幻有太多的方向,人與自然的關係只是其中之一,但它與我們的現實生活關係最為緊密”。對此,憑藉短篇小説《夏日永恒》獲得首屆“鯤鵬”青少年科幻文學獎的徐西嶺透露,他正在創作一部新作品,靈感正是從此次成都的熱浪中來,希望尋找一種對抗環境災變的方式。

 

王藝博讀過斯蒂芬·金的一本科幻小説《卡車》,講的就是車輛覺醒、反過來統治人類的故事。現實中的卡車誕生於1896年,《卡車》創作于1972年。現在讀到汽車覺醒統治人類,覺得非常可笑,但我們沒有資格嘲笑,現在的科幻在寫什麼呢——人工智能覺醒統治人類。

 

“都是一樣的道理。在這個宇宙被探索完之前,科幻都有能寫的東西。”王藝博説。(記者 蔣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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