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傳統建築的“大陸印記”

清代嘉慶元年（1796年），台灣淡水，工匠們正修建一座主祀媽祖的福佑宮。工程已近尾聲，一旦落成，工匠散去，人們很難再得知建築出自誰人之手。然而，一位來自福建惠安的石匠打破慣例，在前殿牌樓石垛的頂垛上悄悄留下落款。

1996年，台灣傳統建築研究專家李乾朗在淡水福佑宮實測時，發現了這個罕見的落款：“惠邑石匠陳柄檨”。這個有籍貫、姓名、職業的落款，成為追蹤台灣工藝發展史的重要線索，也證實兩岸傳統建築技藝不可分割的聯繫。

“古建築表達了人的生存生活之道，牽動歷史、社會、藝術與人的情感，涉及文化極龐雜。”李乾朗説。

如今，福佑宮依然立於淡水老街，緊臨淡水河，遠眺觀音山。這座泉州風格的古建築，格局為兩殿（正殿、三川殿）兩廊式，三川殿後設有一亭。大量繁複精彩的石雕、磚雕是整座廟宇的精華，兩塊“尺二磚”雕出當時人們期盼的生活目標，是福佑宮最具特色的磚雕。

根據李乾朗的研究，清朝時期，台灣各地新建宅第或寺廟，主人或倡建者會派人回閩粵故鄉聘請良匠。因此，清朝留存至今的台灣傳統建築可見明顯閩粵風格。

台灣著名建築學家夏鑄九告訴記者，台灣建築深受大陸影響，清朝時建造民居或寺廟，除從大陸延請工匠，主要建材如石頭、杉木、紅磚、瓦片及漆料也多用船從閩南或粵東運來，當時這樣的運輸方式叫“壓艙”，形成台灣建築的移植現象。

始建於清乾隆年間的台北艋舺龍山寺印證了建築學家的説法。這座中國古典三進四合院的宮殿式建築，是台灣第一座出現轎頂式鐘鼓樓與銅鑄龍柱的廟宇。它是台北城市歷史發展的見證，最初的捐贈者以泉州移民為主，經多次改建，現貌仍出自清末民初泉州惠安名匠王益順的設計。

艋舺龍山寺由前殿、正殿、後殿及左右護龍構成。前殿為11開間，分為三川殿、龍門廳、虎門廳。三川殿前有一對島內僅見的銅鑄蟠龍柱，正面墻堵由花崗石與青鬥石組構而成，墻上故事多出自《三國演義》和《封神演義》。正殿屋頂採歇山重檐式，四面走馬廊由42根柱子構成，殿內螺旋藻井全由鬥拱相嵌築構。後殿屋頂也為歇山重檐式。左右護龍配鐘樓、鼓樓，轎頂式扁六角形屋頂造型獨特。全寺屋頂脊帶和飛檐由龍鳳、麒麟等吉祥物造型裝點，飾以剪黏和交趾陶，色彩瑰麗，堪稱台灣剪黏藝術的精華。

夏鑄九説，台灣眾多廟宇都有明顯的中華文化印記。“這些建築，只看一眼，就很容易勾起兩岸共同記憶”。

李乾朗介紹，清朝閩粵匠師來臺，使台灣建築承接了與唐宋一脈相承的建築傳統木結構技術，許多細節、手法與宋李明仲《營造法式》所載相同。規模較大的宅第與寺廟採用木梁柱，利用榫卯結合，特別是瓜筒、吊筒及鬥拱技巧，有效強化木構造建築。這些建築因匠派不同呈現多元風格，泉州匠派梁架疏朗，以鹿港龍山寺、艋舺龍山寺為代表；漳州匠派棟架飽滿，如台北保安宮；潮州匠派雕琢細緻，可見於台南三山國王廟。

台灣傳統民居源於大陸的風格更明顯。清代以來，大量大陸先民來臺，俗稱“唐山過台灣”，尤以來自閩粵的族群為多。這些族群在台灣落地生根，修建宅院也延續了聘請大陸工匠的傳統。

位於台灣新北的蘆洲李家是一座三進三落四合院，興建於清末。不忘本源的李氏先祖聘請山西名建築師來臺，按中原合院建築模式，融合在地風情，修建了這座祖宅，當地人稱之為“中原厝”。院門匾額上寫著三個大字“隴西堂”，道出李氏家族的淵源。

據台灣文化學者林谷芳考證，過去移民到台灣的閩粵族群，建房總強調“起祖厝”，祖厝總須立“堂號”。林姓，一般叫“西河堂”；陳姓，叫“潁川堂”；鄭姓，叫“滎陽堂”。堂號追溯的祖居地，往往都遠在隋唐之前。

“‘家國天下’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基點，家族或宗族成為生命認同的重要標記。”林谷芳説，對歷史的追溯，在文化凝聚、家族發展乃至個人認同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這些遍佈于寶島的傳統建築，深深烙上中國傳統文化印記，也印證了兩岸割捨不斷的情緣。正如夏鑄九所言：“兩岸的文化共鳴是歷史積澱而成，消除不掉！”（新華社台北11月16日電 記者齊湘輝、黃揚 參與采寫：楊丁淼、陸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