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時評：美國制度設計的初始邏輯背離民主真諦——揭穿美式民主真相之一

美國又在張羅所謂“民主峰會”了。一年多以前，美國以最不民主的方式炮製“民主峰會”首秀，假民主之名在世界上製造對抗和分裂，最終淪為一場鬧劇。美式民主亂象舉世昭彰，霸權本質早已暴露無遺，如此世情民意之下，美國卻仍執迷于打著“民主”旗號搞集團政治，自顧自地上演意識形態“政治秀”。

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核心是人民當家做主。然而，美式民主制度設計的初始邏輯就是圍繞資本利益運作，註定是“少數人的民主”。近年來，美國政治持續極化、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社會明顯撕裂、種族歧視難除、決策效率低下……各種問題集中頻發，主要根源就在於制度設計的利益導向與多數人民的民主訴求存在著先天的背離和固有的矛盾，“美式民主敘事”早已無法為失序的社會現實提供邏輯自洽的説服力，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成了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所謂“民有”只是假像。金錢政治貫穿美國選舉、立法、施政所有環節，構築起常人難以逾越的政治門檻，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早已轉變為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嚴重限制了普通民眾的參政權利。嘴上“一人一票”，真相卻是“少數人統治”和“富人遊戲”。據統計，91%的美國國會選舉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少數富豪以及利益集團成為選舉資金主要來源。所謂“民意代表”當選後，往往為其背後金主服務，而不是為普通民眾發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1%的人掌握40%的財富，幾乎所有的美國議員在任時都屬於1%的成員，依賴1%的人的錢連任，為那1%的人服務，甚至離任時再靠那1%的賞賜。美國《新聞週刊》民調顯示，僅有49%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6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政府僅僅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

所謂“民治”成了謊言。在“美式民主”運作中，民眾無法擁有參與國家治理的民主治權。選舉之後，民眾進入休眠期，公權力被少數寡頭集團綁架，成為謀取利益的工具，民眾利益訴求難以通過立法轉化為治理效能。美國槍支氾濫問題怨聲載道，卻因利益集團介入而難以解決；墮胎、基建、公共債務等涉及民生方方面面的立法，成了黨爭博弈的擂臺和籌碼而舉步維艱……臺前大喊人民、幕後大搞交易，各種黨同伐異、否決政治根本不能為民眾帶來高品質治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對近1800項美國政策分析研究後得出結論：美國普通民眾幾乎沒有獨立政治影響力，而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卻有極強的左右政策能力。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指出，進出“旋轉門”的美國“權力精英”操縱著國家機器並擁有各種特權，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相互緊密聯繫，掌握著決策的權力。難怪美國前總統卡特曾感嘆，“美國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頭政治。”

所謂“民享”更難實現。美式民主“以資為本”，人民自然無法公平分享國家發展成果，這一點集中體現在貧富分化和階層極化的加劇。美聯儲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財富總和達45.9萬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底層90%美國人的財富總和，1990年至2021年美國的中位數財富只增加了5.37%，同期億萬富翁的總體財富增長了19倍，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近20%的美國家庭已花光全部積蓄，超過6萬美國民眾失去家園，被迫露宿街頭……不公平的經濟分配又反向助推政治權力的極化和民主機制的退化。美國暢銷書《贏家通吃的政治》裏寫道：美國1970年代以後富者愈富的主因，是富人利用自己既有的財富影響政治決策進程，制定於己有利的遊戲規則並因此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然後又利用這些資本強化其政治影響力，例如通過立法取消政治捐助的金額上限等等，其結果是普通民眾越來越難以通過民主機制實現利益訴求。《經濟學人》認為這種政治不公的直接後果是：“不平等的提升帶來資源的集中…財富的集中帶來權力的集中…直至導致災難”。

“美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卻無民主之實，諸多歷史局限和現實弊病已讓這個自詡為“山巔之城”的美國淪為“民主洼地”。儘管自身民主“重病纏身”，美國卻仍居高臨下充當教師爺，編造和渲染“民主對抗威權”虛假敘事，圍繞美國私利在全世界劃分“民主和非民主陣營”，再次執意張羅“民主峰會”。這些做法無論是打著“道義”的花言巧語，還是操著利益的掩飾手段，都隱藏不住將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推行集團政治、服務維霸目標的真實意圖。

美式民主二元對立的對抗思維，與地球上多數人關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追求背道而馳，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為一己之私搞所謂“民主峰會”只會讓世人看到其背後的不堪和治理的無能。這樣的峰會不是政治秀和地緣政治脅迫工具又是什麼？

新華社記者葉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