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永定河畔，我們從抗戰史書走向抗戰史跡

2023年的3月23日的12點40分，一架從台灣桃園機場起飛的BR716航班穩穩地準時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以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理事長、退役中將黃炳麟為團長的參訪團一行帶著行李走出機場大廳，早早等候在此的生活在大陸的抗日烈士後代和我們大陸陪同的人員興奮地迎了上去，擁抱、握手，問候，久別重逢，高興之情溢於言表。

 

因新冠疫情，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組織參訪團赴大陸重返抗日戰場尋訪活動也被迫中斷了三年。2023年初春，疫情終於得到好轉。3月23日至29日，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隨即開啟了第八次重返抗日戰場遺跡尋訪之旅。這次組團參訪地是北京和雲南。北京城郊永定河畔的宛平城、盧溝橋是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地，雲南保山的龍陵、騰衝是中國遠征軍保家衛國發起緬北滇西戰役的主戰場。選擇清明節前夕尋訪抗日故地，是眾願所歸。

 

這次尋訪抗日故地的首站是北京。3月23日，台灣和大陸的參訪團成員42人向北京匯集，相邀匯聚在永定河畔。我曾在疫情開始之前連續三年參與接待和陪同台灣中華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參訪團，到大陸各地尋訪抗日戰場活動，在幾年的陪同中，我們大家在廣泛交流中，尤其是與參訪的退役將領和專家學者，還有學生等都成了忘年交，甚至我也成為了他們心目中的大陸抗戰史“專家”“學者”“親友”。即使疫情期間，彼此也是微信、電話聯絡，其樂融融。此次時隔三年再次受邀加入參訪團，我心中難免有點激動，匆匆從成都趕往北京。

 

我也是疫情三年之後第一次來到北京。在去往酒店的大巴上，我和台灣參訪團的成員們一邊新奇地欣賞著車窗外一晃而過的高大建築和道路兩旁的初春花木，一邊聆聽著旅行社帶團的郭路女士充滿熱情的致詞和對沿途景致的介紹。東方風來滿眼春，北京的祥和很快消除了大家路途的疲勞。

 

 

圖為中華抗協參訪團下榻的在北京永定河不遠處的北京園博大酒店。（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這次參訪之旅的第一站之所以選擇在北京，其一個重要的活動就是要在北京舉行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與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聯合出版的《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會，和參觀久負盛名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尋訪抗戰舊址——盧溝橋和宛平城。

 

3月24日下午，《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如期舉行。新書匯聚了兩岸抗戰史學界專家、學者的多年心血和辛勞。

 

修史知來路，學史聚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一個傳統。”大家還清楚地記得，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兩岸領導人會面時提出，“兩岸雙方應該支持鼓勵兩岸史學界攜起手來，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弘揚抗戰精神，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這一對話在兩岸學界引起積極迴響。成立於2015年10月24日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由台灣學界、企業界及退役將領共同發起成立。該協會組織章程列明以“推動抗戰史料收集”“推動紀念館興建等活動”“照顧烈士後人權益”為自身任務，不遺餘力推動兩岸抗戰史的研究，找回抗戰史真相，宣傳中國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

 

 

圖為2017年11月抗戰老兵郝柏村（右二）率隊在上海參訪四行倉庫紀念館。（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實際上，早在抗協成立前的2014年的4月10日，抗戰老兵郝柏村先生就帶領相關團隊首赴大陸開啟重返抗日戰場巡訪活動。之後，在郝柏村先生2020年逝世前後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協會組織團體相繼七次赴大陸，重溫中華民族那場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走訪了華北、華中、華南的抗戰戰場，每到一地，他們都祭拜英烈，整理戰場史跡，討論戰例得失，撰寫重返抗日戰場日記。

 

與此同時，抗協還加強兩岸抗戰歷史的研究。2017年以來，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相繼在南京、武漢、南寧和北京聯合主辦了四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與抗戰精神傳承研討會，進一步增進兩岸學術界在抗戰歷史研究方面的共識，吸引了海峽兩岸退役將領、專家學者、教師、青年學生等累計1500余人參與，其活動得到了有關部門和抗戰史學界的高度評價。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3月24日下午，北京的天氣晴好，春陽高照，暖風習習，位於北京豐台區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區草木吐露新芽。在紀念館學術大廳前壁背景墻上，“《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會”幾個朱紅色主題大字在聚光燈柔和的光線照射下格外顯眼，莊重肅穆。發佈會背景墻下，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各自出版的《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圖書同時陳列在展臺上，這是兩岸歷史上第一次共同撰寫同一題材、共同署名作序、同時各自出版、同臺展示的史書。此次出版的《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精選了四屆研討會上兩岸學者的40篇論文，是兩岸共研抗戰史的重要成果。發佈會開始前，兩岸部分史學專家和學者紛紛來到前臺翻看厚重的書籍，先睹為快。更有兩岸學者甚至直接把展臺陳列的繁簡兩種圖書拿下來捧在胸前合影留念。

 

 

圖為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學術大廳舉行的《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會。（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圖為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理事長、參訪團團長、退役中將黃炳麟在新書發佈會上致辭。（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當天下午的新書發佈會，國臺辦有關領導、兩岸專家學者、退役將領、抗戰英烈後代及學生代表等60多人出席。發佈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金以林和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專案副秘書長張自治共同主持。

 

在熱烈的掌聲中，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王建朗致開幕辭。他在致辭中表示，抗日戰爭勝利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民族團結奮戰的結果，《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的出版對強化兩岸同胞共同歷史記憶、增進民族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台灣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理事長黃炳麟表示，希望通過共同研究抗戰歷史和出版論文集，繼續擴大兩岸年輕一代對抗戰歷史的認知，共創兩岸美好明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金民卿表示，近代史研究所連續承辦四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與抗戰精神傳承研討會，今後將繼續推進兩岸抗戰史的共同研究與宣傳闡釋。

 

台灣科技大學教授羅臺生表示，《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學術成果，對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強化抗戰共同歷史記憶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羅存康表示，《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的編撰出版是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弘揚抗戰精神的重要成果，將助推兩岸合作開展抗戰研究。

 

在融洽的氣氛中，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士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研究員、國防醫學院教授何邦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戴宏沅，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研究員、文化大學博士生白中琪等也先後發言。他們表示，將繼續深入合作，持續加強抗戰歷史研究，共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共同書寫民族榮光。

 

一部抗戰史，追述的是中華民族魂。在場外，兩岸的專家學者對於新書的出版給予了高度的評讚。“兩岸都承認，抗戰勝利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取得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的榮光。兩岸要共同書寫民族榮光。”談起兩岸史學界共同研究抗戰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這樣説。周勇指出，《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無疑是近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之一。並且，經過多年交流，從中能看到兩岸學界對抗戰史的許多認識在逐漸接近。周勇説，抗戰史是國共兩黨間有共同語言的歷史話題，更是所有中華兒女共同認可的光輝歷史，兩岸史學界共同研究抗戰史意義重大。更何況，許多抗戰史當事人漸次離世，這項工作不容懈怠。

 

《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從史料共享到觀點切磋、共同落筆，這一過程並不容易。台灣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前主任邵銘煌曾表示，兩岸共享史料，方能推動抗戰史研究求真求實。他希望，兩岸能在抗戰史研究上持續學術交流、持續開放檔案，也希望更多台灣青年投入到抗戰史研究中來。

 

來之不易的成果，受到的是肯定。在國臺辦新聞發佈會上，國臺辦發言人、新聞局副局長朱鳳蓮就有關兩岸合編抗戰史料回答了記者的提問。她介紹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兩岸史學界四次合作召開抗戰史研討會的情況和取得的成果，並就這次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組團參訪北京和雲南的行程和與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舉行的《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發佈活動進行了通報。朱鳳蓮這樣評價兩岸同研抗戰史、共出抗戰書：“這些工作的開展和持續推進，對促進兩岸同胞銘記抗戰歷史、弘揚抗戰精神，共同捍衛民族尊嚴與榮譽、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新書的出版把兩岸的距離又往前拉近了一步。變“求同存異”為“求同化異”，這是參訪團團長、抗協理事長黃炳麟先生在新書發佈會上提出的，這為同為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又多了一個探討和商量的話題。

 

關於抗戰，的確有太多的共同話題。3月29日上午，在大陸訪問的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先生身穿深色西裝、配戴黑色領帶，率團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訪。進館前，他手持白菊，在遇難者紀念墻前獻花、默哀致祭，隨後進館參觀。結束參訪後，在紀念館廣場接受媒體聯訪時他一度哽咽，多次深呼吸。他直言，過去雖曾看過一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籍、照片，但從未像這次參訪受到這麼大的衝擊，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罕見野獸般的行為”。他強調，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從南京大屠殺事件中吸取教訓，要自立自強，要擁有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才不會被人欺淩、任人宰割。並在紀念館留言簿題字：“歷史絕不可遺忘”。是的，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共謀中華振興，絕不能讓歷史重演。

 

馬英九先生一行此次登陸祭祖之旅，與抗日戰爭相關的行程不少，包括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長沙南嶽忠烈祠、湖南受降儀式所在地、重慶張自忠烈士陵園以及在上海參訪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等。大陸經歷了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自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中國台灣，台灣的抗日更是持續了70年，中華民族最終打敗了侵略者。可以説，抗戰就是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參訪抗戰遺跡何嘗不是更大意義上的祭祖以及慎終追遠呢？

 

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用血肉之軀抵禦日本侵略者長期鬥爭中共同鑄造的民族之魂。早在馬先生開啟訪問大陸時間3天前的3月24日下午，結束新書發佈會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參訪團一行，尋著抗戰論文史書的墨香也移步來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以下簡稱“抗戰館”）參觀，追尋那段每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的崢嶸歲月。

 

我是隨團第一次來到抗戰館參觀。據陪同我們參訪團的抗戰館館長羅存康介紹，抗戰館距北京市中心標誌性建築天安門廣場僅19公里左右，佔地面積35000平方米，建築面積36100平方米，是全中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專題紀念館。他説，抗戰館目前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優秀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國防教育基地、全國廉政教育基地、全國百家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對於抗戰館地位和取得的榮譽，羅館長如數家珍。

 

我們在羅館長的引導下，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抗戰館廣場，抗戰館主樓高大寬體建築矗立在眼前。整個抗戰館的外墻面，滿飾白色磨光花崗石，上覆灰色琉璃瓦，在白石墻和瓦之間是一道茶色鋁合金採光帶。鑲嵌于抗戰館正面寬大的花崗岩石門額上的由鄧小平題寫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1個2米余高的鎦金大字在下午的陽光下熠熠生輝，格外耀眼。

 

 

圖為中華抗協參訪團參觀完史館走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在抗戰館正前方，是面積達8600平方米的抗戰廣場，廣場中央矗立著象徵中華民族覺醒的“盧溝醒獅”，廣場中軸線兩側各分佈著7塊草坪，寓意“七七事變”爆發地和中華民族的十四年抗日戰爭。廣場北側矗立著基座為漢白玉、高達14米的國旗桿。覆以乳白色大理石的展館外墻與鑲嵌著獨立自由勳章的鍛銅大門，使抗戰館顯得更加肅穆、莊嚴。門前空地上鑲嵌有“獨立自由勳章”雕塑。“獨立自由勳章”是根據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議，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有功人員的勳章。整座雕塑寓意中國人民為追求和平正義、捍衛民族獨立自由而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鬥爭精神。該雕塑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按下啟動按鈕揭幕。

 

步入紀念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反映全民族抗戰為主題的巨型浮雕。展廳由序廳兩側的臺階，通過寬窄錯落的環廊，溝通6個基本陳列展館和半景畫館。序廳的墻面上滿飾潔白的大理石，下部做出細蘑菇石的城堞，與序廳正中反映全民族抗戰為主題的巨型浮雕相呼應，形成了寓意深遠的主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地面採用革命根據地河北省平山縣的墨綠色磨光大理石，寓意著中華民族抵禦外寇的精神萬古長青。頂棚上15個寬大的方形藻井中，有規律地懸挂著八口倣古銅鐘，象徵著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蘊蓄著警鐘長鳴的深意。東西兩側通往環廊和展館的墻壁上，鑲嵌著《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八路軍進行曲》《新四軍軍歌》的紅字詞曲譜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大記事，給遊覽者深刻的第一印象。

 

進入展館後，我們按地上箭頭及墻上“繼續參觀”等字樣逐一參觀。展覽共分為中國局部抗戰、全民族抗戰、中流砥柱、日軍暴行、東方主戰場、得道多助、偉大勝利、銘記歷史等八個大部分，30000多件珍貴歷史文物分佈其中。整個展館以歷史圖片、文字材料和實物為主，輔以景觀、油畫、雕塑、巨型燈箱、幻影成像、影視片，以及聲、光、電等陳列手段，全景式展現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史實，熱情地謳歌了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英勇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光輝歷史，突出表現中國戰場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主戰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做出的巨大歷史貢獻。在抗戰館的各個展區，我們參訪團一行在解説員聲情並茂的解説中，跟著指引，聽得認真，看得仔細，深情專注、凝重，時而記著筆記，有的還用相機、手機拍著展廳的圖片和實物，生怕丟下任何一個重要的史料，還有專人用錄音筆在錄音。

 

在抗戰館，我們還看到了“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的授牌。近年來，大陸有關單位先後在兩岸各地舉辦台灣同胞抗戰專題展覽、赴臺尋訪以“五大家族”為代表的台灣同胞抗戰遺跡遺存、參加兩岸抗戰史學術交流等系列活動，對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增強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情感認同等發揮了重要作用。2015年，在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大陸又在抗戰館裏單獨開闢台灣抗日戰爭紀念館，紀念自1874年日軍首次侵略台灣到1945年台灣光復的抗日曆史，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台灣民眾不屈不撓的抗日精神和前仆後繼的英雄事跡。2019年9月3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在抗戰館舉行“海峽兩岸交流基地”授牌儀式。此次授牌使之成為北京和台灣交流的展示窗口、靚麗名片和重要陣地，為推動北京和台灣交流合作深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圖為大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左一）羅存康向中華抗協參訪團介紹抗戰史料。（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在參觀的中途，抗戰館館長羅存康、副館長賴生亮參加完兩岸抗戰史小組活動後匆匆趕到，親自做起了解説。羅館長邊介紹展廳的內容邊説，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抗戰歷史和抗戰精神是兩岸中華兒女共同的財富。他指出，抗戰館將珍惜、管理和運用好“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不斷加強海峽兩岸交流基地規劃、建設和管理，挖掘和運用抗戰文化資源，以兩岸共同認同的抗戰史為紐帶，積極開展兩岸抗戰歷史文化研究與交流，為弘揚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作出積極貢獻。

 

羅館長的一席話，得到了參訪團成員的一致贊同。大家紛紛表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人民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是的，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這一天，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勝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敗而告結束。日本侵略者發動的這場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苦難，大半個中國被踐踏，930余座城市被強佔，共造成3500萬人員的傷亡，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作為中國人，不能對歷史的傷痛失憶，不能遺忘逝去的英靈。勿忘國恥，警鐘長鳴。

 

抗戰館是北京市豐台區中國抗日戰爭紀念地的一部分，整個抗日戰爭紀念地還包括宛平城、盧溝橋等幾個部分組成。帶著沉甸甸的心情，我們從抗戰館出來，接著參觀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即“七七事變”）爆發地的宛平城和盧溝橋。我們往西行進在宛平城長長的街道上，街上人很少，不時遇到參觀的人群，還有看到了抗戰史書上説的當年部分兵營舊址和興隆寺，以及“宛平縣衙”。遼開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縣為宛平縣，宛平二字取“宛然以平”之意，當年宛平縣範圍包括今北京西城區、豐台區、石景山區、海淀區、門頭溝區之全部或大部。直至1952年宛平縣撤銷，共在歷史上存在了940年之久。

 

 

圖為今日宛平城，車轍和城墻的槍炮彈坑永恒地記錄著日本侵略者侵我中華那段罪惡的歷史。（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宛平城原為拱北城，興建於明末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為防範農民軍進擊京師而建。宛平城作為衛城，形制結構與普通城池不同，城內初始並無一般縣城的大街、小巷、市場、鐘鼓樓等設施，僅設東西兩座城門，東為“順治門”，西為“永昌門”。清代變城名“拱北城”為“拱極城”，改“永昌門”為“威嚴門”，全城東西長640米，南北寬320米，總面積20.8萬平方米，為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明朝古城之一，明清時稱作“拱極城”，1928年12月，因宛平縣已改隸河北省，民國政府將宛平縣衙門由北平市內遷至拱極城內，遂改名為宛平城，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110旅第219團3營及保安第1旅第2團第2營駐守。

 

宛平城位於盧溝橋東，西城門與盧溝橋相連，扼守北京西南交通要道，當年興建此城即為保衛北京西南側翼安全，所以軍事地位極其重要，尤其是清朝晚期，隨著京漢鐵路（京師-漢口）的開通，使得宛平城成為扼守北京西南鐵路和公路兩條交通要道的衛城，為北京防守的重中之重。城居永定河東岸，正臨盧溝橋，直扼京畿咽喉，城池有“局制雖小，而崇墉百雉，儼若雄關”之稱。

 

從宛平城主街步行向西，出西城門便是盧溝橋了。盧溝橋，亦稱蘆溝橋，位於北京西南永定河上，建於金代（西元1188年），後經多次重建，最後一次重修為康熙二十八年（西元1689年），因橫跨盧溝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此橋全長266.6米，橋面寬7.5米，橋身總寬9.3米，為11孔聯拱石橋。橋兩側雁翅橋面呈喇叭口狀，入口處寬32米。橋面兩側設置石欄，北側有望柱140根，南側有141根。望柱間距約1.8米至2米，柱高1.4米。柱間各嵌石欄板，欄高約0.85米，每根望柱都雕有獅子，有的是單獅，有的是多獅，且大小不一，形態各異，大的有幾十釐米高，小的只有幾釐米。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著遠方長吼；有的低著頭，好像專心聽橋下的流水聲；有的小獅子偎依在母獅子的懷裏，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獅子藏在大獅子的身後，好像在做有趣的遊戲；還有的小獅子大概太淘氣了，被大獅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北京有句歇後語：“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盧溝橋橋柱上的石獅子的確多得數不清，但是文物工作者已經數清了，總共有501隻。相信，凡到過盧溝橋上的人無不驚嘆于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的石工手藝。

 

 

圖為今日盧溝橋上的石獅子及永定河。（曾和平/攝 中國台灣網/發）

 

整個橋身結構堅固，關鍵部位均有銀錠鐵榫連接，為華北最長、最老、最大、最為壯觀的古代石橋。橋的西端為康熙“察永定河詩”碑和乾隆“重葺盧溝橋記”碑兩個碑亭，東端的乾隆“盧溝曉月”碑亭。盧溝橋雄渾優雅，古樸端莊，建築特色與藝術審美兼備，元代時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它被形容為一座巨麗的石橋，盛讚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橋”。後來外國人就乾脆將盧溝橋稱之為“馬可波羅橋”。以至於這些加持，都給盧溝橋增添了無數的歷史的光輝。

 

橋與城的佈局，很像一隻蝎子。據説，順治門外有兩口井是眼睛，宛平城是身子，盧溝橋就是那長長的尾巴。尾巴下就是經流不息的永定河。

 

永定河被譽為北京的母親河，是海河流域七大水系之一，也是北京周郊最大的河流。據考證，永定河形成年代距今約300萬年，孕育了濃郁深厚的文化底蘊，可以貫穿中華文明發展史的流域古人類、古都、古城、古村落文化；以永定河的起源、變遷、治理、開發為內容的流域水文化;以京西商旅古道、進香古道、軍事古道等為見證的流域古道交通文化；近、現代的抗戰文化。這些豐富獨特的人文資源吸引著人們流連忘返。

 

永定河，古稱?水，隋代稱桑幹河、金代稱盧溝，每年7至8月汛期。河水自燕山峽谷急泄，兩岸峭壁林立，落差為320:1，最大流量5200立方米/秒左右。河水挾帶大量泥沙，河水渾濁，泥沙淤積，日久形成地上河。善淤、善決、善徙的特徵與黃河相似，元、明代有渾河、小黃河之別稱，又因河床經常變動，遷徙無常，又稱無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即西元1698年，大規模整修、疏浚河道，加固岸堤，徹治水患。為了給這條河起個吉利的名字，康熙將無定河改名為永定河，沿用至今。乾隆曾在秋日路過永定河上的盧溝橋，得此良辰美景，賦詩“半鉤留照三秋淡，一練分波平鏡明”於此，並題“盧溝曉月”立碑于橋頭。後“盧溝曉月”成為為燕京八景之一。曉月水色橋影景觀不説，單就地理交通位置，是京城西南的門戶，太重要了。現在，自六里橋西南斜去的公路就知，那是古人抄近路進京、從橫跨永定河上的盧溝橋一步步走出來的。水患治愈的永定河滋潤和護衛著這方水土上的人們生生不息。

 

然而，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日本侵略者打破了永定河的平靜，同時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也踏破了中國整個國家的山河。

 

日本佔領中國發動侵華戰爭，蓄謀已久。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吞中國東北後，為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陸續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已從東、西、北三麵包圍了北平。

 

1937年7月7日夜，駐防在永定河西岸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詭稱有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的拒絕，隨即日軍悍然發動襲擊，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被迫奮起還擊，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軍隊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掀開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由此爆發，開啟了中國全民反侵略的戰爭，一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中華兒女不屈不撓、浴血奮戰，徹底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捍衛了中華民族5000年發展的文明成果，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如今的盧溝橋已成為宣傳中華民族革命傳統、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張名片。迎著習習的和風，穿越留有槍炮彈痕的宛平城城頭，耳邊仿佛還能聽到排山倒海的怒吼與震天吶喊；沿著車轍攆過的歷史印跡，步行在夕陽西下的盧溝橋上，仿佛還能看到氣吞山河的衝殺與前赴後繼……

 

撫今思昔，遙想當年抗戰場景，感慨和平的重要。站在盧溝橋上放眼望去，周邊的宛平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永定河河渡碼頭、平漢鐵路橋遺址、抗戰雕塑園等，與盧溝橋一同構成一幅壯觀的歷史文化圖卷。

 

時間荏苒，歲月匆匆，雖然那場戰爭已經久遠，但是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好戰必亡，忘戰必危。從盧溝橋頭捲起的那場戰爭留下的沉痛教訓刻骨銘心。對於中華民族來説，那是永遠的國殤、永遠的奮爭，也是永遠的追思、永遠的懷念。

 

（作者簡介：曾和平，退役陸軍上校，國防教育網總編輯，抗戰史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