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大寧：汪辜會談三十週年 回頭再看“國統綱領”

作者  謝大寧 台灣佛光大學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

 

中國人説三十年為一世，看來真是很有道理的。三十年的時間差距不算很長，但也足夠讓我們看到明確的歷史軌跡，汪辜會談只是又為它新添了一個例子。三十年前的汪辜會談，標誌著兩岸關係中的一個無比燦爛的新里程碑，而架構起這個燦爛場景的的“九二共識”，卻清晰地發揮了它作為歷史催化劑的功效。然而三十年過去了，於今再回頭看看由“九二共識”拉起的歷史軌跡，能不令人有唏噓之感?這也是我要以恍如隔世來形容的緣故。

 

這個由“九二共識”所拉起的歷史軌跡，究竟該如何描述呢?政治圈內當然有一種描述方式，於是我們會看到種種伴隨著所謂 “一中”而來的説法，然後就是兩岸的越扯越遠，甚至當蘇起先生以九二共識來概括這些説法後，在台灣所興起的到底有沒有共識的爭論。當然，伴隨著這些爭論，我們也看到台灣內部鬥爭與兩岸鬥爭“若合符節”地展開與擴大，乃至整個質變的過程。不過今天我想換另外一個描述方式，也許可以看到別樣的歷史場景。

 

與“九二共識”

 

形成“九二共識”最關鍵的的一件事，其實乃是近年來絕大多數談論“九二共識”的人都遺忘或是忽略的一件事，乃是因為一份重要文件，也就是台灣稱之為“國家統一綱領”的文件。相信了解當時兩岸形勢的人都知道，正是這份文件讓北京願意拋出兩岸會談的橄欖枝的。換句話説，也就是當台灣表達了願意思考統一問題後，北京才覺得兩岸真正到達了可以對話的時刻。

 

而我也正是想從這份簡稱為 “國統綱領”的文件，它形成的歷史時空背景談起。就台灣而言，這份文件之所以能夠形成，背後是由幾個錯綜複雜的條件共同作用而成的。首先，那時的台灣地區乃是最昂揚、最具有自信的年代。在經濟上，那是所謂 “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那時台灣一年的GDP就差不多是整個大陸的百分之四十，台灣百業騰飛，荷包滿滿。也因此，在那個時刻通過國統綱領，台灣社會雖然談不上對統一有多少熱情，但也並沒有什麼反感，頂多是有些人會覺得兩岸差距太大，離統一條件的成熟還太遙遠，就是説説罷了!但至少絕大多數人的確還是把大陸民眾當成是“本家親戚”的。

 

其次，當時台灣的政治結構也和現在完全不同。雖然那是一個台灣政治上“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民進黨已然崛起，可是國民黨依然牢牢掌控著政權。當時的國民黨不僅把控著所有的政治領域、黨庫之豐盈，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國民黨的確還是個“完全主張統一”的政黨，誰要是不主張統一，是會被立刻清出國民黨權力結構的。即使民進黨與國民黨在權力上展開激烈的爭奪，也確實有人開始推動“台獨”，但是整體來説，民進黨也只多半在操作 “民主對抗威權”的口號，或者煽動省籍意識，把“台獨”包裝為所謂的 “本土”意識而已，他們也並不敢真正挑戰主張統一的意識，這從民進黨創黨大老“信介仙”黃信介先生之出任國統會的副主任委員就可以知道。可是，沒想到的是，在當時國民黨內已經開始埋伏下一個巨變的因子，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李登輝。

 

稍微熟悉台灣當時政治發展的人，大概都了解，“國統綱領”的訂定，固然的確符合當時國民黨之意識形態，也的確是多數國民黨同志的主張。不過無論如何，當時台灣的社會條件雖然還談不上真正推動統一，但是至少已經為國統綱領的出臺準備好了足夠的條件，而也因為這份綱領，在九二年兩岸函電往來中，可以確立 “一中原則”與“謀求國家統一”這兩個兩岸共識，而事實上汪辜會談其實主要是基於這兩個共識才得以登場的。

 

以上之所以要詳述這一個由“國統綱領”所衍生的背景，乃是為了説明一點。在台灣後來關於“九二共識”的“闡述”裏，總是刻意地集中在所謂的“各表”之上。這個各表的由來其實是詭異的，也是一種刻意地擴大解讀。這是因為當時雙方的函電往來中，台灣方面對“一中原則”與“兩岸都謀求國家統一”並沒有異議，但是台灣方面對一中的內涵問題與大陸有不同的表述，可是大陸方面認為當時雙方僅為處理事務性問題，所以可以暫時擱置內涵問題，只要雙方都各自表述一中原則即可。對於這個“擱置”的意思，就被台灣擴大解讀為雙方可以保留差異，於是就用了西方談判桌上常用的 “agree to disagree”方式，認為台灣可以在一中內涵上保留自己的主張。而最重要的是，台灣後來認為兩岸當時之所以能達成協定，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各自表述的空間，並以此刻意隱沒了國統綱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也就不提在兩岸函電往來時，真正有共識的兩點。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回到歷史場景之中，就當然會了解“九二共識”中真正重要的是在那兩個真正的共識上，如果一中內涵問題在當時可以被北京暫時擱置，也是因為北京認為只要台灣不背離國統綱領，內涵問題就不致于影響兩岸交流，也不至於導致後來兩岸關係的惡化。這也就是説，真正導致兩岸後來種種變化的源頭，其實乃是出在台灣的逐漸自己拋棄了國統綱領。這個拋棄的過程當然是後話了，此處我只是先行指明這點而已。

 

“國統綱領”的逐步廢棄

 

我必須開宗明義地説，自從“國統綱領”訂定迄今，台灣地區領導人雖已換了四位，其中還有兩位是民進黨籍，但“國統綱領”從未遭到明令撤除，換句話説，“國統綱領”某種意義上説，到現在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早已束之高閣而已。“國統綱領”的遭到冷凍，也象徵著台灣社會各領域在這些年中天翻地覆的變動。

 

“國統綱領”之所以遭到擱置，基本是源自於一連串由李登輝與民進黨裏應外合所發動的政治操作。現在回頭來看，從野百合運動、教改遊行、假借千島湖事件所展開的政治動作，乃至李登輝開始啟動的所謂重返聯合國運動，它們的背後都蘊含著台灣的 “新國族建構”運動，而實質上在兩岸的效果，就是分離意識的高張，台灣不斷積累對大陸恨意的結果，當然就實質上不斷削弱了統一的聲音，在這狀況下，“國統綱領”的擱置當然就是必然的結果。而也由於“國統綱領”的訂定過程，李登輝刻意不循任何立法的途徑，而只是通過一種純政治性的，以臨時任務編組的國統會來進行操作，這也就使得這個綱領之存廢，全然可以操縱在他的個人意志之中。於是，當“國統綱領”實質廢棄後，在台灣“統”這個字眼也逐漸被妖魔化，接著，“九二共識”的實質內容開始逐漸出現了異化現象。

 

不過我們可能也不能忽略另外一個台灣民心變化的影響，這影響大概伴隨著兩岸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而生。九十年代的前半段時間，大概是台灣經濟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刻，但現在看來，也就在那個時間段，台灣開始迅速掉入了中産陷阱之中。對於大多數不懂經濟學的人而言，他們可能説不上什麼原因，但民眾很快就感受到了薪資漲不動了，産業狀況也很快發生大面積的顯著改變，企業外移的速度令許多人怵目驚心，很多商辦大樓開始出現閒置現象，包括台北的東區，高雄的許多地方，乃至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大拖車數目，這些變化都是民眾很容易感受到的。而另一方面，大陸的發展則是不斷增速。剛開始的前十年，對台灣民心的衝擊還不大，台灣的發展雖已逐漸停滯，但兩岸的落差還是顯著的。然而從兩千年開始，台灣民眾逐漸開始感覺到不對了。當新聞影片偶而傳來大陸街頭的景象，車輛逐漸增多到開始塞車，甚至塞得比台灣還嚴重，當大陸朋友不以到台灣來賺外快為樂………等現象出現時，台灣民眾開始逐漸從懷疑、困惑到震驚，然後開始逐漸醞釀出恐懼的情緒。這種情緒無疑對 “統一”意識産生了致命的打擊，台灣社會開始油然而生了一種害怕情緒，面對大陸的日益強大，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認為，統一就是“被統一”，也因此，分離意識轉化為某種逃離意識。

 

這也就是説，之所以導致“國統綱領”被徹底擱置、廢棄的原因，固然政治野心家的操弄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整體台灣的社會氛圍也的確形成了一個制約結構，這個結構不斷強化台灣的逃離意識也是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或者更準確説，由李登輝、民進黨所操弄的分離意識，與台灣社會的逃離意識兩者之間成為了一種迭加的作用，這樣的迭加作用拖拽著整個台灣，都一起逐漸離開了“統一”的論述，“國統綱領”當然也就再也沒有重見天日的時刻了。

 

結語

 

這真是一個不容易説清楚的問題。以上我大致從一個歷史的視角，勾勒了從汪辜第一次會談到現在的有關“九二共識”的歷史場景，我的描述不是一種政治層面對“九二共識”意涵的分析，而是一種歷史眼光的回顧。然後我們看到的這三十年的兩岸變化，以及讓人覺得恍如隔世的汪辜會談的場景，其真正的原因乃在於台灣對於統一議題的根本轉向。“國統綱領”的遭到廢棄，是兩岸這些年所有困難的起點，也是國民黨在論述上只能被民進黨牽著走的起點。對國民黨許多人而言，他們可能覺得備感委屈，因為要在兩岸之間取得論述上的平衡，真是難如登天，但是論分離主義，國民黨的邏輯顯得委婉曲折，不如民進黨的邏輯來得簡單直截，而要對一中原則地強調，國民黨要找到守住自己一畝三分地的説法，又是同樣有著重重艱難。然而不管國民黨自認為有多少委屈，也許真正該問國民黨的問題乃是：為什麼國民黨要走上廢棄“國統綱領”這條道路呢?且不管“國統綱領”最初的訂定，是不是出之於李登輝的陰謀，但當年國民黨的大多數人可是都認為這就是國民黨應該走的道路啊!不是嗎?

 

我常喜歡引用史記項羽本紀裏的一個故事，項羽兵敗烏江，孤身一人逃走時，來到了一個岔路口，他碰到一個漁夫，該往哪邊走可以脫離那片沼澤地，沒想到漁夫騙了他，讓他走左邊的一條路，於是“左，左乃陷大澤中”。是的，撤廢“國統綱領”，從此國民黨乃陷大澤之中!但是國民黨真的知道了嗎?台灣社會又懂得了嗎?

 

去年八月因為佩洛西竄臺，所引起的解放軍的圍臺軍演，讓台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都清楚認識到，台灣的確已經來到了和戰邊緣，一步踏錯，可能就是萬劫不復的深淵了。而在這個時刻，台灣能否藉助明年的“大選”，讓台灣真正可以從這個泥淖中脫困，其實就得看台灣社會能否從這三十年的變化中找到真正的癥結點。而我這篇描述，也只是企圖指出，其實只要回到“國統綱領”的原點，也許兩岸真正的解方就能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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