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劍：來自美國的結構性挑戰與命運與共的海峽兩岸

 

鄭劍（資料圖）

 

作者 鄭劍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

 

2023年7月3日，中共中央外辦王毅主任在青島會見出席2023年中日韓國際合作論壇主要嘉賓時指出，中日韓的朋友們，我們到美國去，他們分不清中日韓。我們可能到歐洲去也一樣。不管你把頭髮染得再黃，鼻子修得再尖，也變不成歐美人，變不成西方人。要知道自己在根在什麼地方。

 

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同屬一國，永遠是中國人。這一點，美國是清楚的。非但如此，“兩岸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一點，美國實際上也是相信的。不然的話，就不會有“毀臺論”這樣的思維。這些認知，也是美國所謂對華戰略競爭時代思考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準則。如果説當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籌劃與實施與以往有什麼顯著區別的話，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美國是從對華戰略競爭、競贏(outcompete)中國大陸、中國統一不可避免等，這些主觀願望及客觀認知出發的。在這些願望和認知面前，台灣這枚“棋子”擔負著階段性遲滯、消耗中國大陸的作用，甚至比之烏克蘭對俄羅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次性消費品”作用。諸如臺積電這樣的精華，不是拿到美國，就是毀於島上，不能留給統一後的中國。所以，海峽兩岸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兩岸的命運與共關係，即便台灣方面也早有論述，甚至曾一度見諸於上世紀90年代高層的某些論述之中。而命運與共的關係，歸根結底是民族大義和共同利益決定的。

 

一、中美戰略博弈條件下海峽兩岸在涉美問題上的共同利益

 

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以《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等三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出臺為標誌，美國正式發起對華戰略競爭。中國大陸堅決反對國際冷戰回潮，反對美式霸權、欺詐、無底線戰略競爭，以“戰略博弈”相應對，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推動中美關係“軟平衡”。這就是“中美戰略博弈”概念的來歷。而從台灣方面來看，在中(陸)美戰略博弈結構下如何定位和處理自身需求與戰略，即，是把美國對華新挑戰當機遇，不惜損害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謀求分裂拒統之利?還是把美國對華戰略新挑戰當契機，重建、增進兩岸互信，乙太平洋大兩岸的調和者、與大陸默契的戰略合作方的角色自處?這是個大是大非、民族大義的問題，也是得失權衡、利益攸關的問題。這其中，如何在中(陸)美博弈框架下認知兩岸的共同利益、權衡各種利益得失，是核心問題之一。

 

目前看來，民進黨為首的“台獨”分裂勢力把美對華戰略競爭看成了“戰略機遇期”，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前的時間窗口看成“最後機會之窗”，聯美謀“獨”，挑釁逼迫、進逼紅線，在“台獨”分裂道路上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更有甚者，民進黨為了2024年繼續執政，樂於臺海局勢高危狀態運行，而非持續降溫並著陸。在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的視角裏，台灣地區的歷史超越整個中國的歷史，一黨一己之私超越全體台灣同胞之利，四百年地區文化超越五千年中華文明，遑論中華國家觀、利益觀、政治觀。

 

但是，目光短淺、視角狹隘、急功近利、一廂情願，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必受其害。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的偏執狹隘，其終極結果將如何，勢必是“灰犀牛事件”，清初鄭經統治集團殷鑒不遠。海峽兩岸之間固然有其分歧，包括兩岸關係定位、政治制度認同、軍事安全顧慮、涉外空間維繫、民眾認知差異等等。但是，站在世界歷史、中國歷史、全球大勢、中國大勢特別是民族大義的高度望遠來看，這些問題都是枝節的、階段性的、可變可塑、可以調和的，絕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兩岸共同利益都遠大於分歧，越是在外部挑戰的情況下，越是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這個特點越是凸顯，其中認識的高度和思維的深度是關鍵。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台灣方面的眼光有多高、多遠，兩岸關係就有多安、多穩，台灣同胞的福祉就會多厚、多博。1949年兩岸分離以來，歷經一次次曲折艱險、驚濤駭浪以及峰迴路轉、春暖花開的兩岸關係，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登高望遠，不圖一時之利;行穩致遠，不逞一時之快，是兩岸關係的“成功密碼”。充分認知兩岸共同利益，攜手維護共同利益，以各自方式在促進共同利益、實現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增進情感、重建互信，融合認知、共謀福祉，是統一前過渡時期兩岸關係的人間正道。

 

1、美國戰略競爭下的兩岸共同利益。美國戰略競爭的目標是競贏(outcompete)中國大陸,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金融勢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國際影響力及意識形態等方面，保持其世界領先地位。其基本手段有三：一是價值觀聯盟，劃分國際陣營，孤立中國大陸。為此，美國要求台灣“選邊站隊”。但是，台灣“選邊站隊”必然得不償失。中國大陸從容以對，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兩岸更是命運與共關係，需要共同維護。如果台灣方面不維護，大陸方面只能單方面維護。二是經濟科技“脫鉤斷鏈”，現不得已改為“去風險化、多元化”，遲滯中國大陸經濟升級轉型。美國逼迫台灣放棄大陸發展紅利，進入最發達的美西方主導和控制的國際經濟體系，攫取台灣高額利潤，讓台灣的銀行成為美國華爾街的附庸，讓台灣的工程師為美國的利潤服務，讓台灣不再新生優勢産業、企業，現有存量也要掏空、控制、吸納、消解，包括壓臺積電搬到美國。大陸方面堅持全球化主張，維護跨意識形態世界經濟合作體系，對衝美國倒行逆施。大陸經濟體是台灣經濟體最可靠的腹地和依託，如果台灣經濟脫離大陸勢必式微。因為大陸方面可以從台灣的利益出發讓利優惠，但待在西方資本壟斷的經濟陣營裏就沒有這得“尊貴”地位和條件了。三是炒作涉華熱點問題，攻擊、醜化、牽制、消耗中國大陸。美國縱容支持民進黨蔡英文當局興風作浪，把和平發展的台灣海峽變成驚濤駭浪、最危險的戰爭危機爆點，台灣民眾和平安定的生活一步步得而復失。大陸方面真心維護世界和平，和平解決爭端，追求和平統一。和平發展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利益，最大的公約數，而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與兩岸的和平發展是一對結構性矛盾。認識不到這一點並正確應對，臺海將永無寧日，台灣將永無寧日。

 

美國一方面打壓大陸，另一方面操弄台灣，掏空台灣可能“資敵”的各方面實力和潛力，留給統一後中國一個民族“毒瘤”而非進一步發展的優質資産。從台灣的安全與發展、同胞的利益與福祉看，跟著美國走必然失大於得、短多長空。海峽兩岸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下共同的利益，就是避免美國從霸權主義、一己之私出發的圖謀得逞。兩岸要從更長遠、更全局、更民族的高度出發，攜手度過美國的戰略競爭期。維護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利益，降低美國戰略衝動的持續性危害，力避外部操縱下的零和博弈。如果説美國戰略競爭下兩岸共同利益何在的話，這就是最本質的存在。

 

2、美國“以臺制華”下的兩岸共同利益。這一觀點看似矛盾，實質一點也不矛盾，還是個站立點和眼界的高深度問題，不僅是看問題的角度的問題。一是美國“以臺制華”，必拿台灣當“棋子”、“炮灰”、“消耗品”。台灣民眾當然不願意，大陸方面當然支持台灣民眾和政治代表拒當這種角色。這是兩岸共同利益。連蔡英文都婉轉表達過此類觀點，即願當“棋子”但也想當調動美國的“棋手”。二是美國“以臺制華”，必把台灣問題炒起來。把台灣海峽的熱度燒起來，把臺海戰爭的危機激起來，以此調動與國，推動遏華“價值觀聯盟”。儘管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樂觀其成，但台灣民眾普遍希望臺海和平安寧，台灣的發展也需要和平安寧環境，臺積電更願留在島內。這是兩岸共同利益。三是美國“以臺制華”，必將兩岸矛盾撩撥起來。讓兩岸中國人勢同水火，同源一脈的歷史、文化、地緣、血緣關係惡變成百年仇敵、千年宿敵，兩岸關係惡變成俄烏關係，相濡以沫惡變成分外眼紅。這樣的前景海峽兩岸都反對。這是兩岸共同利益。四是美國以臺制華，必改台灣問題“現狀”。即由中國內部的統一問題，變成國際社會的安全問題。如此以來，台灣海峽勢必巴爾幹化。而當3.6萬平方公里的“美麗島”變成火藥桶、薩拉熱窩、中國肌體上的毒瘤時，將悔之晚矣。避免這些年來中東、北非、阿富汗、塔利班、伊斯蘭國(ISIS)的悲劇在台灣重演，是兩岸共同的願望。這是兩岸共同利益。五是美國“以臺制華”，必然把台灣當局的涉外空間進一步掌握在手。美國便宜收放，調控對華關係;台灣當局俯首帖耳，或如民進黨這樣甘做走卒，或如其他政黨那樣不能不做走卒。國際空間本應兩岸共有、共享，彼此零和博弈必然被外部勢力見縫插針、肆意利用，不僅美西方，包括台灣僅剩的13“邦交國”亦如此。所以，兩岸要避免民進黨執政導致的這種態勢持續。這是兩岸共同利益。

 

如果僅站在台灣單方面的角度，不顧兩岸共同利益和民族大義，就認為美國“以臺制華”必然傾向台灣、支持台灣、保護台灣、壯大台灣的話，那也是目光短淺、上當受騙了。這些“角度論”者們應當深思和質疑：美國的戰略利益是什麼?是競贏中國大陸。什麼情況下才能競贏中國大陸?當然包括兩岸分離或“台灣獨立”。但“‘台獨’意味戰爭，分裂沒有和平”。在美國“以臺制華”卵翼下“永遠拒統”也不可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台灣如果一意孤行走拒統路線，必然採取與大陸相逆而行的政策，台灣執政勢力又如何保證大陸方面始終隱忍不發、不斷然出手?等到兩岸角力到台灣的綜合實力下降到大陸一個二線、三年城市的水準、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實力地位達到新的平衡直至反轉的時候，台灣如何“維持現狀”?再退一萬步講，如果哪一天台灣果真以某種形式“獨立”了，那麼這個“獨立”的台灣能存活幾天?難道美軍第七艦隊要巡航臺海一百年?一支第七艦隊就夠了嗎?因為屆時大陸方面勢必無時無刻不謀求再統一，源源不斷投入雄厚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資源，“舉國體制”、總體作戰，“台獨”如何永續?美國如何“永保”?會不惜血本持續加碼挹注更大資源挺臺嗎?美國會保證不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棄臺”嗎?美國會保證永遠不拋棄一度追隨其後的台灣政治勢力嗎?民進黨蔡英文當局急功近利，一黨一己之私淩駕台灣全局和長遠利益之上，必然導致中美戰略博弈加劇或緩和之日，台灣生變之時。

 

3、美國對華備戰下的兩岸共同利益。美國對華備戰，似乎意味著投入更大軍事和戰略資源支持台灣。但是，美國的投入越多越快，説明臺海形勢越危險，大陸越有力量。一旦臺海戰爭打起來，台灣的毀滅也就越快、越徹底。美國策動塑造臺海戰爭風險包藏禍心，絕大多數台灣民眾、臺軍官兵從歷史經驗、現實感受中，認識越來越清晰。把美國對華備戰看成機遇而非風險，是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的想法，不是藍營、中間勢力主流以及臺軍官兵的認知。

 

緊跟美國對華備戰的步伐，就是讓台灣地區的民眾為美國利益而投身戰火，為美國利益而消耗元氣，為美國利益而放棄和平;就是讓台灣軍隊按照美國的全球霸權和戰略謀劃調整建設、部署和運用，聽從美國政客和軍隊的指揮，登上建國以來只有16年沒有發動戰爭的美國的戰車流血，台灣的主導權盡失;就是要消耗台灣的資源，逼台灣民眾掏更多的血汗錢買質次價高的美國武器，打美國利益代理人戰爭，墜入台灣海峽版俄烏衝突……這其中沒有一條真正符合台灣的利益，沒有一條不是衝著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而來，沒有一條即便在台灣單方面的角度來看不是被利用。美國在台灣設置的“區域應變彈藥庫”既可能在臺海戰爭中使用，也可能被迫在印太其他區域戰火中使用，台灣引火燒身。在美國對華備戰條件下，海峽兩岸應該遠離“拱火促戰”的美國，珍惜和平、維護和平、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才是兩岸共同利益所在。

 

4、美國“戰略護欄”下的兩岸共同利益。從拜登當年寫推薦語的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到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以來的保持接觸、防止衝突以及尚有某些進退意識的實際作為來看，美國的“戰略護欄”政策還有一定的可信度。特別是“不衝突”是中美官方共識，這一點明確見之於雙方高層會晤表態中。台灣民眾也普遍求和平，台灣年輕人對民進黨越來越多的厭惡也緣於民進黨一系列“以戰牟利”操作。和平永遠是海峽兩岸的共同利益，大陸方面和平統一政策就是從循著這個共同利益而來的。而只要美國的“戰略護欄”政策不變，其支持台灣當局就會有尺度，玩弄台灣當局就有必然性，“台獨”分裂勢力就不要自作多情，以為美國會為了台灣利益再次冒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之險是天真的，宣傳美國不容質疑別有用心;也不要搞愚民政策，壓制台灣民眾和精英人士對美國對臺政策及前景的懷疑、質疑甚至恐懼;更不要自欺欺人，蒙蔽台灣民眾美國會為兩岸對立赴湯蹈火，甘願冒著比之1962古巴導彈危機更嚴重的核戰爭風險為台灣而戰。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做不到，在越南戰爭中做不到，在俄烏衝突中做不到，今後在涉華問題上也做不到。

 

台灣民眾應該質問美國：美國對臺政策是終極目標是什麼?是台灣“獨立”還是永不統一?美國相信美國能做得到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下台灣的戰略定位是什麼?美國鼓動兩岸之間打仗的意圖是什麼?美國會親自下場流血嗎?美國是如何定位台灣經濟體的、會為保護台灣的經濟科技優勢而放棄自己的超越政策嗎?美國是不是在準備統一後的台灣處理問題?當中國大陸的GDP超越美國的時候，美國的對臺政策會變化嗎?美中(陸)關係會達成新的再平衡嗎?屆時美國會如何處置台灣問題?等等，等等。刨根問底，美國將張口結舌，台灣將更加清醒。而在這方面，兩岸的確應該加強交流了解，認清利益所在，嘗試戰略協調，推演終局進程。只有最清醒的頭腦，才最有清醒的未來。這是海峽兩岸特別是台灣方面必須深思的問題。

 

5、美國對華合作下的兩岸共同利益。美國對華政策採取的是三分法，競爭、對抗、合作三分領域。在其開出的合作清單中，包括宏觀經濟穩定、全球糧食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禁毒等5大領域。這五大合作領域，中國大陸基本是贊同的，不贊同的是美國的三分法、合作領域的狹隘性、破壞合作的瘋狂面。而對海峽兩岸而言，美國對華合作下的共同利益應該包含三個方面。一個是美國開出的合作清單。跨太平洋大兩岸可合作，跨海峽小兩岸當然也是共同利益。這是兩岸共同利益。第二個是目前沒有在美國的清單之內，或者美國清單表述不完整、細緻但大陸方面希望中美合作的領域，包括不衝突、不對抗、和平共處，這是中美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經濟深度融合，面臨新的發展任務，需要從對方發展中獲益，這是中美共同利益;全球經濟疫後復蘇、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地區熱點問題離不開中美協調合作，這是中美共同利益;其他還包括能源、執法、網絡安全、教育、科技、人員往來等等，中美都要合作，這是中美共同利益。上述清單中，台灣絕大多數都有利益，中(陸)美對抗台灣必受其害。台灣方面在這些領域越實事求是，兩岸的共同利益就越多。第三是應對美國三分法的態度和政策。台灣是嚴絲合縫地跟著美國走，還是照顧自身和兩岸利益特別是共同利益與美國進行週旋，做中美合作的促進者、調解人，不做中美合作的破壞者、應聲蟲。這既是戰略問題，也是利益問題。兩岸的共同利益應該是不僅限于維護兩岸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應當體現在促進和拓展跨太平洋大兩岸的共同利益。大兩岸穩，小兩岸才穩，台灣才“安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華可以合作的領域中，美國不會顧及台灣方面意見，但大陸會把台灣民眾的利益和干涉考慮在內。人民至上、同胞至上是唯一原則，大陸方面不會乾親者痛仇者快之事，也不必利用這些問題挑撥美臺關係，那是小兒科。

 

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條件下如何維護和促進海峽兩岸共同利益

 

新形勢下，在外部勢力的挑戰面前，兩岸應該聯合起來，保護自身優勢，發展新的強勢，互助對方利益，形成兩岸一體合作、軟硬實力融合、一致應對外部的強大力量，“舉國體制”加“兩岸一體”是持久的雙贏之道，也是兩岸共同利益所在。台灣方面應該跳脫“棋子論”，與大陸方面建立“戰略論”，哪怕是“戰略默契論”，共同操弄、調動美國人而不是被美國人所利用、玩弄和操縱。台灣方面也只有擺脫“棋子論”才能走出被動、增強主動，既避免成為美國的“棄子”，也不成為中華民族的“棄子”。

 

1、建立互信，夯實共同美好願景。關鍵是在敵我友關係及未來前途的認知上形成共識和共衛。在結束百年屈辱，迎接民族復興的歷史時刻，只要海峽兩岸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一起，就有互信，其他分歧都好辦。中國歷史有足夠的等待空間，容得下兩岸不同認識的交流融合過程;中國民族有足夠的心胸空間，容得下兩岸不同認知的求同存異尺度。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評判也足夠嚴厲，容不下任何姦佞外道。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事關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也關乎全人類的前途命運。建立互信、並敵一向，才是最佳選擇。

 

2、交流合作，鞏固和平發展基礎。美國在海峽兩岸之間見縫插針，製造隔閡、疑慮和仇恨。海峽兩岸要反其道而行之，突破障礙、保持交流、發展交往、增進合作，以維繫認同。要鞏固“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堅持反對干涉，堅定捍衛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平是目前兩岸最大公約數，交流是維繫和平基本條件，新形勢下維繫和平必須對美國保持高度警覺，拉開應有戰略距離。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拿著誘餌引，一廂情願搞戰略投機，最終只能適得其。

 

3、融合發展，建構穩定制度機制。排除美國和其他國際負面因素影響，堅定走融合發展道路，鞏固和平發展基石。其中一項重要基礎工程，就是相關制度機制建設。兩岸都是法治社會，有效的、有尊嚴的制度機制可以抵禦“台獨”分裂勢力和國際干涉勢力的干擾破壞，保證融合發展的基本面。這些年來，兩岸兩會協議的遭遇、“太陽花學運”的逆流、民進黨蔡英文當局自相矛盾的政策路線，等等，一系列事實證明，建構有尊嚴的制度機制至關重要，保持兩岸交流合作制度機制在台灣地區的穩定的重要性不亞於兩岸協議本身。未來如果有機會推進新一輪兩岸制度機制建設，包括解決台灣同胞關心的RCEP等問題，應當充分考慮“有尊嚴”的問題。換言之，保證制度機制有尊嚴，應當是制度機制的組成部分。否則，協議便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峽兩岸之間是不是可以考慮簽署兩岸協議再保證協議?台灣當局是不是可以考慮廢除或修改“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進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保證自己的信譽?

 

4、分進合擊，勠力民族偉大復興。未來需要努力，也需要暢想，今天的奇思妙想或許會成為明天的現實。海峽兩岸各有其內外環境，各有其特點長短，一方面要在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大目標上秉持民族大義，順應歷史潮流，永走人間正道。另一方面，在方式方法上可以從自身實際出發，最大限度運用自身有利條件，推進兩岸從戰略懷疑到戰略默契，進而到戰略合作、戰略統一進步升級，向民族復興和祖國統一輸入自身最大的正能量，實現最大的兩岸雙贏。歷史有滄桑，亦有亙古綿延的真理。台灣與西方世界聯繫緊密，擁有大陸一些不具備或者不夠強的特殊有利條件，如何把這些有利條件用於促進正義的事業，而非“台獨”分裂邪路上，是考驗，也是機遇。是不是可以考慮：調動意識形態特點，做溝通中國大陸與西方世界的橋梁，不做“打手”;發揮經濟科技聯繫廣泛優勢，協助大陸抵禦“脫鉤斷鏈”衝擊，不做“走卒”;發揮地緣戰略優勢，讓台灣成為美西方圍堵中國大陸鏈條最靠不住的一環，不做“前哨”;發揮人文社會交流優勢，講好中華文化、兩岸故事、復興道理以及中國人的和平本性，不做“噴子”。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台灣不是唯有擁抱西方世界、拒統分立謀“獨”一條路可走，也並非只有被動被安排、被蒙上戰車、被逼歸統一這一種命運。越早越積極越主動融入整個中國對美博弈、民族復興、國家統一進程，就越能為台灣謀求更有利的地位、民眾更大的福祉、更可持續的前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個道理，是淺顯和明瞭的。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固執地走下去，其前景可測，終極結果是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