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黃浩然：台灣是如何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重鎮的？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電 題：台灣是如何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重鎮的？

 

——專訪華語“詞壇泰斗”莊奴之子黃浩然

 

中新社記者 張曉曦

 

華語流行音樂是在全球華人世界中廣泛傳播的音樂類型，很受聽眾歡迎。華語流行音樂是如何産生和發展的？有哪些獨特性？台灣為何會一度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如今又遇到哪些問題？

 

近日，華語“詞壇泰斗”莊奴之子黃浩然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述了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脈絡，並重點分析了台灣成為華語流行音樂重鎮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華語流行音樂基本的發展脈絡是怎樣的？

 

黃浩然：就我的理解，20世紀初，中國有志之士致力於救國圖強的教育改革，“學堂樂歌”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而興起，開創了中國新音樂心智的先河。當時多以簡譜記譜，曲調多來自日本、歐洲及美國，以中文重新填詞。沈心工、李叔同、李抱忱等為“學堂樂歌”的代表人物，《春遊》《送別》《念故鄉》等歌曲至今傳唱。

 

在1930年代的上海地區，結合電影工業的音樂娛樂産業蓬勃發展，融合了西洋爵士樂、古典音樂、華洋民族歌謠旋律的海派“時代曲”應運而生。黎錦暉、賀綠汀、劉雪庵、聶耳、冼星海、陳歌辛等音樂家的作品，經周璇、白虹、吳鶯音、龔秋霞、黎明暉等人的演繹而傳唱，《毛毛雨》《秋水伊人》《天涯歌女》《何日君再來》《夜來香》《重逢》《玫瑰玫瑰我愛你》等成為熱門流行歌曲。

 

20世紀50至70年代，“時代曲”的基地由上海轉移至香港。以姚敏、李厚襄、陳蝶衣、王福齡、李雋青、顧嘉輝、馮鳳三等為代表的音樂人，與姚莉、白光、潘秀瓊、顧媚等歌手，結合歐美、南洋風情，及粵地文化、影視産業發展等，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包括《不了情》《情人的眼淚》《一見你就笑》《未識綺羅香》《今宵多珍重》《南屏晚鐘》等。

 

而1949年前後，分流至台灣的軍旅、文化音樂人，如周藍萍、關華石、莊奴、左宏元、李鵬遠、慎芝、孫儀等，將“學堂樂歌”與上海、香港“時代曲”帶到了寶島台灣，經歷了約10年左右的軍政嚴管、閩南當地文化適應時期後，台灣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了影視音樂産業的民間社會全面發展階段。

 

中新社記者：台灣為何會一度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如今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發展遇到了哪些問題？

 

黃浩然：在我看來，台灣一度引領華語流行音樂發展，其優勢在於文化相容並蓄、傳承創新、多元包容，同時又有良性競爭。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除了軍政主旋律音樂流派，民間音樂主要以大陸、香港來臺的音樂為主流音樂元素，並結合日本的演歌、閩南歌謠、山地歌謠等，亦有西洋流行音樂融合其中。應社會穩定與市場需求，台灣的流行音樂也開始了原創發展。

 

當年由大陸遷臺的精英人才，融合了西洋與東洋包羅萬象的音樂風格。1962年，台灣首個電視演唱綜藝節目《群星會》推出，該節目由上海渡臺音樂人關華石與夫人慎芝共同製作，以甄妮、白嘉莉、鄧麗君等為首的知名歌星，陸續推出經典作品；同時，由於唱片演出市場的發展及官方“智慧財産局”、民間著作權人協會陸續成立，並結合相關規範的確立等，加上有東南亞、香港及海外華人市場為後盾，華語流行音樂在隨後迎來文化自覺與國際融合的輝煌時期，並奠定下紮實的良好基礎。

 

20世紀80年代，台灣迎來全球化的發展機遇，經濟、文化高度國際化，流行音樂産業蓬勃發展、百花齊放。滾石、飛碟等大小唱片公司成功打造了市場品牌，推出了如羅大佑、李宗盛、周治平等具有代表性的全才型歌手、製作人，不管是個性化的發展，還是流水線的製作，都做得比較成功。

 

台灣人口2000多萬，但單一流行音樂專輯在當時可以賣出百萬的正版銷量，這也吸引了國際唱片公司的高度關注。這些公司隨後瞄準了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市場，結合國際資本、版權、運營等，使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人才的創作和機遇更上一層樓，臻于國際水準，也自然迎來了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産業“大爆發”。

 

在2000年前後，周傑倫等新一代台灣流行歌手出現，大約在同一時間段，互聯網高速發展、“Z世代”(一般指1995年至2009年間出生的人群)崛起。在資訊“爆炸”氾濫、社群認同渴望增強、碎片跳躍式審美觀的影響下，全球流行音樂呈現出“流行無界限”的趨勢，再加上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趨同性、快速消費觀的出現等，流行音樂內容逐漸出現難以沉澱的現象，華語流行音樂也難免受到影響。

 

而台灣由於受到“自我邊緣化”等政治文化的影響，市場審美出現“自戀式內卷”，雖然音樂元素仍然很多元，但缺乏更大的國際視野去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也就無法引領更大規模的市場流行。

 

中新社記者：與西方流行音樂相比，華語流行音樂的獨特之處在哪？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華傳統文化影響？

 

黃浩然：華語流行音樂的獨特之處在於“文辭與音韻”。我們中國的方塊字，有別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拼音組合字母，是單字單音、重音多義，組合而成的字意、詞藻、語境，為旋律填上符合情感、意境、音韻的歌詞，這是華語流行音樂獨特於世間的要素。

 

如今我們談及華語流行音樂，一般以西洋流行音樂做對照，殊不知，作為歷史不到百年的音樂流派，華語流行音樂是上承傳統戲曲、唐詩、宋詞、元曲，更遠可溯源自漢賦、楚辭、樂府、詩經。

 

自古以來，以文辭入律、吟唱詩歌，是中華音律文脈的正統。譬如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其中《風》記載了周代各地民間傳唱的歌謠，等同於現在的民歌、流行歌曲；《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等同於現在的古典音樂、絲竹民樂；《頌》則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類似于如今的主旋律歌曲。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作家瓊瑤和音樂人林家慶的作品《在水一方》，就是援引自《詩經》。

 

另外，唐詩以“河洛雅音”吟誦咏嘆；宋詞以“詞牌名”填詞合樂，為華夏文化書寫燦爛篇章。由孫儀與翁清溪創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寄託了“千里共嬋娟”的美好思念，亦是如今華語流行音樂的經典作品。這首作品之所以傳唱，也正因為它體現了中國亙古不變的人文審美與獨特的浪漫懷想。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華語流行音樂的未來在哪？

 

黃浩然：隨著互聯網音樂平臺以及更新的流媒體音樂時代來臨，多元文化更加融合，國際格局的變動、生活節奏的加快等，也都在影響著華語流行音樂發展。

 

有人悲觀地指出，互聯網時代以來，以大數據為引領導向的華語流行音樂，在短視近利的資本市場驅動下，再難有經典雋永的佳作，但我不這樣認為。在我看來，如今中華文化復興、民族自信昂揚，華語流行音樂的新時代可以説是剛剛開啟。

 

華語流行音樂要繼續向前發展，需要從溯源紀實、審美教育、傳承開創等各方面齊頭並舉，立論述、開民識、積創作、規市場，在融媒體新世代的傳播浪潮下，繼續傳承“中華音律文脈”。

 

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玫瑰玫瑰我愛你》是第一首走出國門、後被改作為英語流行歌曲《Rose rose I love you》登上美國大銀幕的電影歌曲吧？而為大家所熟知的《甜蜜蜜》，則是由印度尼西亞歌謠《劃舢板》變化，經由莊奴與鄧麗君的通力合作，如今成為國際語種版本相當多、全球傳唱度超高的華語流行音樂代表作。這些都説明，看似短小精練的流行歌曲，有別於影視産業大手筆製作投入，僅僅需要口耳相傳、心領神會，就能夠無遠弗屆、世代相傳。這種文化融合與投入産出的性價比，是十分值得的。

 

美好的流行音樂，應該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寓教于樂。我建議，要繼續擴展華語流行音樂産業的領域，在大眾商業市場中，將創作進一步細分化、專業化，並進行深耕式企劃經營。在鼓勵原創音樂的同時，也要溯源審美、沉澱包容、臨摹借鑒。在擁有虛心的精神、紮實的功底和開放的心胸後，才能夠聽到更多美好的音律，吟唱出更寬廣的人間天籟。

 

華語流行音樂的精髓在於歌詞的意境，以及中華文化中的浪漫思想，不管是大陸、台灣還是其他地區的華語流行音樂，要傳承的恰恰是這個方面，而不是過度注重音樂製作、演唱技巧，在我看來，這會出現本末倒置的局面。(完)

 

受訪者簡介：

 

黃浩然，台北市人，祖籍北京，父親黃河(原名王景羲，筆名莊奴，被譽為華語“詞壇泰斗”，代表作品包括《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見炊煙》《冬天裏的一把火》等)。上海市臺聯特邀理事，台灣資深唱片企劃製作人、時尚音樂人、音樂文學工作者，國際時尚産業品牌管理、商品研發、趨勢發展專家。曾于台灣實踐大學任教，也曾從事演藝經紀及電視、廣播節目策劃等工作。目前專注致力於“莊奴”文化研究與創意發展、華語流行音樂論述、紡織時尚産業鏈整合及兩岸文化交流事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