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不能像德國一樣反思戰爭罪責？——一位日本學者的觀察

國際問題評論員 唐知遠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在被問及關於亞太緊張局勢的問題時，他表示，今天我們是在德國，不妨對日本和歐洲的戰後處理做一個比較。德國戰後對法西斯進行了全面清算，制定了禁止宣揚納粹主義的法律。而日本至今仍然把甲級戰犯供奉在神社裏，日本政要絡繹不絕去頂禮膜拜，把他們奉為“英靈”。這種現象在歐洲不可想像，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

王毅外長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一個時常令人困擾的問題：同樣是二戰軸心國、戰敗國，為什麼德國能夠徹底反思戰爭罪責，而日本卻始終無法做到？2025年6月，一部由日本學者撰寫的著作《日本與德國：兩種戰後思想》在中國翻譯出版。該書作者仲正昌樹是日本金澤大學法學系教授，生於廣島，畢業于東京大學，專攻思想史研究。作為一位日本學者，他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獨特解讀視角，讀來引人深思。

書中指出，日德戰後思想的區別源於戰敗初期的不同境遇。德國是“徹底的戰敗”，思想層面經歷顛覆性震蕩；日本戰敗是“不徹底的戰敗”，反思帶著明顯曖昧性。

德國戰敗後被蘇美英法四國聯合佔領。盟軍對納粹勢力進行徹底清算，紐倫堡審判從制度和思想上剷除了納粹主義生存的土壤。德國人民親歷戰爭苦難，加上盟軍改造和教育，“罪責意識”成為主流思想。日本則受到“妥協式清算”，東京審判雖然審判了部分甲級戰犯，但並未徹底清除軍國主義勢力。天皇制被保留，大量軍國主義分子重回政界、軍界和教育界。不徹底清算讓日本未能厘清戰爭罪責，埋下了隱患。

書中表示，日德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反思道路。德國形成以“罪責文化”為核心的戰後思想，內化為全社會集體意識。德國政府明確承認戰爭罪責，將歷史反思納入外交政策和民族認同。歷史教育將納粹罪行作為核心內容，讓年輕一代直面黑暗歷史。文學、電影、藝術不斷批判納粹主義。全民性反思讓德國贏得了國際社會尊重，成功融入歐洲一體化。

日本戰後思想則始終分裂為兩股：官方主導的保守記憶試圖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歷史，民間進步人士的反思記憶堅持正視歷史，但官方保守思潮長期佔據主導地位。日本歷屆政府從未像德國那樣徹底承認戰爭罪責，反而不斷淡化侵略罪行，強化“受害者意識”。日本民間雖有一部分進步學者、作家和民眾堅持呼籲正視歷史，但右翼思潮始終存在，近年甚至有抬頭之勢。部分民眾受官方敘事影響，對戰爭歷史缺乏正確認知。日本始終未能形成統一、正確的歷史觀。

書中也對日德兩國為何形成截然不同的戰後思想，從文化傳統、民族認同、社會心理三個維度進行了分析。

作者認為，從文化傳統看，德國有深厚啟蒙思想傳統，理性、自由、平等價值觀深入人心，德國社會能以理性視角審視納粹主義。日本長期受天皇制和武士道文化影響，強調“忠君”、“集體服從”，難以從根本上否定侵略歷史。

從民族認同看，德國將民族身份建構與“反思歷史、融入歐洲”結合，將國家發展與歐洲和平繁榮相聯。戰後日本依附於美國戰略體系，失去獨立外交，冷戰後追求“國家正常化”，走上“修憲擴軍”道路，戰後思想難以突破保守框架。

從社會心理看，德民眾親歷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讓“罪責意識”成為集體心理自覺。日民眾經歷了戰爭苦難，但在官方敘事中，苦難被刻意同侵略歷史割裂，民眾被塑造成“戰爭受害者”，而非“侵略參與者”，滋生了狹隘受害者心理。

剛剛過去的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在這個特殊節點，《日本與德國：兩種戰後思想》一書給予世人重要啟示，它不僅厘清了兩國戰後思想的差異和根源，也為世人反思戰爭、守護和平提供了重要參照。戰爭結束並非歷史的終結。如何面對戰爭歷史，是每個戰敗國都需要回答的問題。德國用徹底反思和堅定行動，走出了戰爭陰影；日本因不徹底的反思，始終未能走出歷史陰霾，不僅與亞洲鄰國關係持續緊張，也讓自身發展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陷阱。兩種結果揭示了一個樸素而深刻的道理：正視歷史是守護和平的前提，徹底反思是民族重生的關鍵。一個國家只有敢於直面自己的黑暗歷史，勇於承擔罪責，才能真正贏得國際社會尊重，才能讓和平理念真正融入民族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