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丨讓榮耀不再沉默 揭秘在臺隱蔽戰線英烈往事

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紀念日。81年前,台灣重歸祖國版圖。然而,全面內戰的硝煙擊碎了和平,一場無聲的暗戰悄然鋪開。《面對面》專訪隱蔽戰線在臺犧牲英烈後人,讓榮耀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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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將軍在生命最後時刻,最放心不下的是什麼?

 

吳紅: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陸的兩兄妹。

 

1949年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一位將軍帶著夫人和幼子走進台北照相館,留下了這張珍貴的家庭合影。他就是潛伏台灣,後出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

 

 

鏡頭下的吳石,剛剛抵達台灣一個多月,正承擔著一項絕密使命。早在赴臺之前,他就利用職務之便,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大量核心軍事情報。為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吳石帶著妻子王碧奎,以及年紀尚小的次女吳學成、幼子吳健成一同前往台灣,將已經成年的兒子吳韶成、女兒吳蘭成留在大陸。吳韶成就是吳紅的父親。

 

吳石的情報鏈條上,包括他的副官聶曦、國民黨高參陳寶倉以及交通員朱楓。他們協作傳遞了《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台灣各島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等絕密文件。然而,一場席捲台灣地下黨組織的浩劫讓形勢急轉直下。1950年初,臺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在特務威逼利誘下最終變節,出賣了交通員朱楓,吳石情報組隨之暴露。2月28日,國民黨保密局將吳石太太王碧奎帶去盤問;3月1日晚上再次上門,將吳石從家中帶走。

 

在被關押的三個月零十一天裏,吳石留下了一份獄中手記,手記中這樣記錄:

 

三月一日,午夜九時半,被逮入獄,住看守所辦公室之西廳,即晚,第二處葉處長來訊問。二日,葉處長復來訊問。四日夜,葉處長來訊問。五日午後二時,遷禁于獄中五號,嗣後隨時被訊問,均是使人神經異常緊張,心境異常刺激。廿六日,聞最高軍法審審判長蔣鳴三氏予之運命,於是法定矣。此期間不斷在看守所被訊,其緊張刺激為最。五月廿日,房客擠至十三人之多,我血壓陡高,經醫診斷後,認為人數過多,于生命有危險,房中因以減至七人。

 

被關押期間,吳石遭受種種酷刑和反復審訊,一隻眼睛因遭毒打永遠失去光明。

 

很多年後,吳石的後人才從王碧奎寄來的家信中得知他當時的境況。王碧奎後來在吳石故舊的營救下獲釋出獄;在與大陸通信斷絕三十年後,她赴美國生活,並從美國給在河南鄭州的兒子吳韶成寫了一封家信,信中交代了丈夫的遺言:

 

爹爹知道自己活不成,所以求管理人要見我,兩人相見極為悲傷,看他情形很可憐。爹爹親口交代遺囑,最不放心就是在大陸兩兄妹,不知大學能讀畢業否,望兩兄妹能成家立業我就安心。大概你不久就可以回家,與你一點關係沒有,你千萬不可胡思亂想,自己要堅強、保重身體,我的事你不要管。聽你爹幾句話。我悲傷不得了,你爹實在很勇敢,只顧關心兒女,自己不在乎。

 

1950年6月10日,一個陰霾滿天的日子,國民黨當局按照蔣介石殺人密令,匆匆將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4人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這是吳石犧牲前最後的遺照,脖頸間清晰可見兩道緊勒的麻繩。

 

吳石犧牲時,時年57歲。在獄中,他斷斷續續寫下兩千余字的絕筆書,在這份自述裏,吳石回顧一生、記述抱負,盤點畢生治學與著述。身陷牢籠,他把對兒女的牽掛化作最後的叮囑:

 

學女、乖乖,要小心好好地看著,一切家中事請教胡伯伯,並請其照顧幫忙,門戶好好地看,東西要收拾清楚。爹字。

 

絕筆信的最後部分是一首詩: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一個即將團聚的人,為什麼再次選擇離開?

 

朱容瑢:這時候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

 

1950年農曆新年,舟山沉浸在一片春節氣氛中,一個身影出現在定海碼頭——她就是中共地下交通員朱楓。這裡距離她的家鄉寧波鎮海只有幾十公里,她準備由此返回家鄉。然而,2月18日,農曆正月初二,朱楓沒能等到回家的小船,卻等來了敵人的抓捕。

 

兩個多月前,朱楓還身處香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她剛完成任務,正準備回上海與家人團聚,一封台灣來信卻讓命運的軌跡就此轉向。朱楓的繼女阿菊剛生了孩子,邀她同住,這無疑是她赴臺建立聯絡的絕佳掩護。

 

朱楓接受了這一任務,她託人將帶在身邊的兒子朱明先行送回內地,推遲了回家的日程,並用暗語給丈夫朱曉光寫了一封家書,信中説:

 

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妹如須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做去。

 

臨行前,朱楓寄給丈夫朱曉光一張照片,照片中,穿著短袖的朱楓,安詳地坐在鋪著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寫道:

 

她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給梅留念。

 

1949年11月27日,朱楓以探親商人“陳太太”的身份抵達台灣,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秘密聯絡。一個多月裏,一份份重要情報經她之手安全送出。組織指示任務完成、即刻撤離,吳石冒險為她開出特別通行證,用軍用飛機將她送到舟山。然而,隱蔽兩周後,朱楓不幸落入特務手中,出賣她的,正是她赴臺後的聯絡對象之一、臺工委書記蔡孝乾。為守住這條以生命維繫的情報線,朱楓下定決心,吞金自盡。

 

第二天,看守發現朱楓已經昏迷,國民黨保密局火速派飛機將她送到台北進行醫治。在這張略顯模糊的照片中,發黑的物體就是當時朱楓吞下去的金石。她暫時保住了性命,而等待她的卻是軟硬兼施的折磨。

 

朱楓被捕後,國民黨國防部的資料中曾留下這樣的記載: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作準備,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在三個多月的關押審訊中,國民黨特務始終未能從朱楓口中獲得任何有用信息,最終只能在檔案中承認,她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1950年6月10日,已經暴露的吳石情報小組四人被押上國民黨軍事法庭。朱楓身著碎花旗袍,披著一件針織外套,雙手交疊搭靠在欄杆上。宣判後,他們被押赴刑場,記錄行刑過程的攝影師拍下了這張照片。照片中,朱楓身縛繩索,卻神色從容,雨水打濕了她的衣衫,她在幾聲槍響中英勇就義,這一年她45歲。朱容瑢後來了解到,朱楓當時身中七槍。

 

朱楓的家人沒能等來她回家團聚,卻等來了她犧牲的消息。這封寫于1950年1月14日的信,成了朱楓的絕筆,家人過了很久才收到這封信,這是她托友人給遠方的親人報平安的信:

 

逸兄、慰姊,別久頗以為念,遙維闔府康泰為頌。鳳將於月內返裏一行,約有一週至旬日可留,便望轉告小女及曉妹等,多年不見想念彌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威鳳手上,一月十四日。

 

朱楓托友人轉告家人,自己很快就要回家團聚,這一句期盼,成了永不能兌現的訣別。

 

一個家庭如何在失去父母幾十年後,重新認識他們?

 

李黎:不但是追尋我們父母親,而且等於是,自己的一個思想的追尋的過程。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這樣一封家書:

 

愛我的珠妹,我倆不該為了愛而忘了生活、大眾和國家。也可以説我愛你的動機,就是我倆的志同道合。你的愛哥,介。

 

信中的介哥名叫薛介民,珠妹名叫姚明珠,他們是一對潛伏台灣的隱蔽戰線革命伉儷。捐出這些信的,是他們的兒子薛人望與兒媳李黎。15歲那年失去父母,薛人望選擇性地遺忘和回避過往;但歷史系出身的李黎深知,這些泛黃的信紙承載著一段不該被湮沒的歷史。

 

 

薛介民、姚明珠是福建同鄉。外敵入侵的年代裏,薛介民棄醫從軍,成為飛行員;姚明珠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畢業後成為一名醫生。抗戰勝利後,兩個相愛的人本以為從此能夠長相廝守,過上安穩的日子。然而,全面內戰的爆發,讓薛介民面臨沉重的抉擇。他和一批愛國青年不願將炸彈對準自己的同胞。從那以後,他的飛行日記裏只有出勤記錄、任務機種、飛行高度,再無戰鬥心得。而這本日記在1947年9月戛然而止。同窗好友趙良璋因地下情報工作暴露被捕,薛介民隨即被捲入其中。雖然最終因證據不足獲釋,卻從此被終止飛行生涯。

 

然而,在蔣介石部署空軍總部撤往台灣的計劃中,薛介民也出現在隨軍赴臺的名單裏。1948年11月,經姚明珠介紹,薛介民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並受命轉移至台灣。中共黨組織委派姚明珠一同前往,繼續潛伏。

 

國民黨空軍飛行員毛履武是薛介民的航校同學,在薛介民的引導下堅定了起義的決心並加入中國共産黨。1949年5月,在陝西漢中的毛履武收到薛介民從台灣發來的暗語,擇機起義。6月15日,在執行偵察任務時,僚機因故障返航,毛履武果斷切斷無線電、調轉航向,隻身飛往河南安陽。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17架飛機飛過天安門上空,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毛履武就在其中。他曾秘密寫信給薛介民,説這是他一生最高的政治榮譽。

 

1950年6月,由於形勢惡化,為安全起見,黨組織暫時中斷了與薛介民、姚明珠的聯絡。沒有了上級黨組織指示,薛介民伕婦一邊耐心等待,一邊繼續在國民黨空軍中開展策反工作。1958年,在同學的資助下,姚明珠期盼已久的育德診所終於開張,一家人特意拍了一張全家福。

 

這幾張照片定格下薛介民、姚明珠一家難得的美好瞬間,但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成了他們一家人最後的合影。1958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一個陌生人突然闖進育德診所,薛介民、姚明珠甚至來不及向家中三個孩子做任何交代,便被匆匆帶走。身陷囹圄,他們只能把牽掛寫進一封封家書,陪伴孩子們度過那段艱難的歲月:

 

龍、鳳、凰,愛兒,爸爸總是希望你們三個小孩,注意吃飯吃菜,一定每頓都要吃好,功課自己先分配好,休息一下再做完了就可以玩了。要聽姨姨她們的話,出門上學,小心騎車,三個人要互相愛護、幫助,不可隨便跑出去,要乖,要做好孩子。

 

姚明珠曾在看守的監視下外出與兒子見過幾面,更多的時候,只能靠一封封信安慰他們:

 

爸媽的事情很快就會弄清楚,不久就會回家來的。你們一定要乖,要忍耐、等待,不可以心急。

 

在獄中被關押4年多後,薛介民和姚明珠提出了一家人見一面的請求,夫妻倆與孩子有過一次短暫的團聚。但很快,他們的判決下來了。在這份國民黨國防部的檔案中,記載著叛亂犯薛介民、姚明珠二人各處死刑。1963年1月31日,農曆大年初七,薛介民與姚明珠夫妻並肩走上刑場。一夕之間,他們的三個孩子成了孤兒。

 

薛介民、姚明珠犧牲後,他們的摯友張元凱夫婦不顧風險收養遺孤,並替他們保存家書遺物。多年後,張元凱夫婦將薛介民的遺物帶到美國,交給了薛人望。在這些遺物中,有一封薛介民犧牲十三天前寫下的絕筆信,信中寫道:

 

木蘭溪水長久在流,白鴿嶺高壯地站立,鄉親至愛之恩永不能忘。

 

上世紀70年代末,薛人望和李黎開始到大陸探訪。此後李黎多次前往大陸查閱資料、走訪薛介民和姚明珠生前的親友與戰友,正是這些跨越海峽、持續數十年的尋訪與查證,讓薛人望逐漸願意面對父母的歷史。

 

一個年輕女性為什麼願意留下?

 

蕭嶺梅:就讓我留在台灣吧。家鄉和台灣很近,放在台灣和放到家鄉是一樣的。

 

在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珍藏著一本同學錄,其中有這樣一張照片,這位女學生名叫蕭明華,這是26歲的她留給母校的最後身影。1948年,受組織派遣,蕭明華赴台灣任教,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助教為掩護開展地下情報工作,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她的老師,中共地下黨員朱芳春。

 

 

蕭明華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家裏人都叫她“華寶”,她上面有三個哥哥,蕭嶺梅是她大哥的孫女。1949年1月1日,台灣《國語日報》刊登了一則結婚啟事,慶祝蕭明華女士、于非先生元旦新婚之喜。于非是朱芳春的化名,兩人並非真結婚,而是以夫妻名義為掩護開展秘密工作。他們組建的“臺新盟”改組為專門情報組織“臺工組”,于非任組長,蕭明華任副組長。于非帶去香港的情報,都由蕭明華細心處理。蕭明華曾在日記中寫道:

 

日來已耗盡心血和體力,深感戰勝敵人難,戰勝自己更難,多次感到不能堅持,但終於堅持到底,不能戰勝自己,就不能戰勝敵人。

 

隨著臺工組成員不斷發展壯大,潛伏範圍逐步深入到國民黨軍、政、警、憲、特等核心部門。從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兩個月,于非與蕭明華領導的臺工組連續六次報回了重要的軍事情報。

 

1950年初,台灣島內形勢越發嚴峻,臺工組潛伏在警察系統的幾位同志先後被捕。2月4日,蕭明華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這天正值蕭明華三哥蕭明柱的生日,蕭明華和于非正與三哥一家在家中慶祝。

 

蕭明華判斷,于非的身份很可能已經暴露,同志們勸她趕緊轉移,她卻做出截然相反的選擇:留下,照常上課,回家。

 

蕭嶺梅:她是要保護於非把情報送出去,那次於非送出來的情報,就是最關鍵的那個情報。

 

這份情報,包括《台灣兵要地誌圖》以及《海南島防衛方案》《舟山群島防衛方案》等一批絕密文件。1950年2月6日深夜,特務再次闖進蕭明華家。被帶走前,蕭明華不動聲色地取下晾在後窗竹竿上的舊旗袍——這是她和于非約定的暗號,竹竿無物,危險勿入。被捕後,蕭明華遭受連日刑訊。這是蕭明華在獄中寫下的記事,在被關押的278天裏,她在一張橫格紙上密密麻麻寫下了30篇簡短的文字,連同標點符號,共計669個字。手記中有這樣的記錄:

 

8月31日,陣雨、酷熱、沉重、緊張、哭、笑。9月7日,清晨失聲哀哭,瞬息強止。今日星期四,七個月來,第一次“接見”禦香。香,消瘦許多,內心極痛苦,太對不起她,回房後終又淚下。

 

在這份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判決書中這樣寫道:該被告明知于非為叛徒,不能大義滅親,向當局檢舉,不思效忠,竟敢狼狽為奸、著手叛亂,罪無可逭,應從重以意圖顛覆政府罪,處以極刑。1950年11月7日夜,聽完死刑判決後,蕭明華提筆給兄嫂留下了這封遺書:

 

柱哥、香嫂,請你們不要過分地哀傷,千萬要保重身體,健康第一。害你們受冤枉罪,我很不安,我相信你們很快會自由的。我很平靜,我祝福你們和孩子們安好。不要帶我的遺骨回家鄉,就讓她在台灣吧。

 

1950年11月8日,蕭明華被押往台北馬場町刑場,犧牲時年僅28歲。蕭明華大學畢業時,作家謝冰瑩曾給她寫下這樣的評語:她是一個聰明而最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喜歡綠的顏色,這象徵她是愛好和平的,有文學天才,又肯用功,無疑義地將來一定是中國最有前途的作家。

 

這份評語裏那個“最有前途的作家”,最終沒有走上文學之路,而是把才華與生命一併交給了另一條更凶險的道路。

 

一個父親如何在國情與親情之間作出選擇?

 

馬秉瑩:我也像別的孩子一樣,讓爸爸抱抱我吧。

 

1949年10月1日,30萬軍民齊聚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2000多公里外,在台灣《國語日報》校對員馬學樅的宿舍裏,他和于非、蕭明華、于凱等“臺工組”成員正通過收音機,捕捉開國大典的每一個瞬間。

 

 

馬秉瑩是馬學樅五個子女中最小的一個,馬學樅離家赴臺時,她只有兩歲,對父親沒有記憶,只能從別人的講述中拼湊出父親的模樣。

 

馬學樅是“臺工組”的重要交通員,赴臺前,他在河北師範學校教務處任職,做過小學教員。到台灣後,馬學樅在《國語日報》任校對,與于非、蕭明華相識。在一封家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

 

我現在幫助於先生工作,先辦傳信等等,很有興趣、亦努力。我每天看唯物論,由於君指導,我預備設法多看這些書。我將來可能由於君設法使我回平,大家團聚多麼好啊。我總是想回去,因為北平的一切都合理想了,不過須待一個時期。

 

1949年5月,馬學樅正式加入台灣地下黨組織,直接受于非領導。表面上,他是報社裏愛抽煙、愛説笑的老馬,私下卻負責細緻嚴謹的情報傳遞工作。馬學樅曾用隱蔽戰線傳遞情報的米湯密寫法,給大女兒馬秉嫻寫過一封信,信紙看似空白,需用碘酒擦拭才能顯影,信裏這樣寫道:

 

秉嫻愛女,許久沒見你,亦沒去信,想念得很。沒寫信是因為這邊檢查太嚴。我的好同志於先生奉命回平,我托他帶去金戒指兩個,一個給你媽媽,一個給你,做個紀念。此後我再給秉榮、秉傑、箴、鄉買。根據這邊情形來看,蔣政權一定失敗到底,為日不遠,可以縮短我在臺的日子,回平也就為期不遠了。讓你媽媽做一雙便鞋,托于君帶來,我見著鞋就如見著你們。

 

在台灣,馬學樅完成了大量“臺工組”的情報交接和轉送工作,卻因“收香港信多、來往人雜”引起台灣當局懷疑。1950年5月,馬學樅身份暴露,第三次被捕入獄,這一次他沒能再出來。

 

在獄中的401天裏,馬學樅遭受了嚴酷的審訊。台灣內政部調查局的訊問筆錄顯示,他從未出賣任何同志。1951年6月29日,馬學樅與蘇藝林等18名“臺工組”成員一起,被殺害於台北馬場町刑場,終年46歲。臨刑前的這張照片成了他留在世間最後的身影。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八百多位有名字可考的隱蔽戰線在臺犧牲烈士英名,隱入岩石。吳石、朱楓、蕭明華、馬學樅、薛介民、姚明珠的名字也在其中。廣場上還矗立著一組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四人為原型的雕像。由於隱蔽戰線的特殊性質,他們的身份曾長期不為人知;犧牲後,他們陸續被追認為烈士,遺骨幾經輾轉才遷回大陸安葬。與家人分離數十載,他們終於迎來遲到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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