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唯一一套絲縷玉衣 它是南越王的殮裝。長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絲縷”的做法不在史籍所載的玉衣金縷、銀縷、銅縷三種等級之內，尤為珍貴。

　　“文帝行璽”金印-印文

　　“文帝行璽”龍鈕金印 它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印面長3.1釐米、寬3釐米，有別於秦漢帝璽和漢諸侯王的規制。

　　四連體銅熏爐 熏爐在廣州漢墓普遍出土，反映了當時熏香之風盛行。此外，廣州熏爐的形態、製作對後來中原地區的熏爐影響也很大。

　　陶鸮形五聯罐 這是廣州考古界最新的重要發現之一。聯罐屬於盛食器，極富嶺南特色，堪稱“食在廣州”的早期佐證。 圖/新華社發

　　陶質托燈俑。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數深目高鼻，有的戴耳環，有的纏頭巾，外貌及裝扮體現了不同族屬、人種的特徵。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除署名外）

　　“考古學聯結著我們過去輝煌不斷裂的歷史與無限的未來”——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海宇攸同——廣州秦漢考古成果展”的開幕現場，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一級調研員徐穎的這番話，打動了現場的媒體和觀眾。

　　今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週年。作為首個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廣州考古成果專題展，昨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主辦，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協辦的“海宇攸同——廣州秦漢考古成果展”開幕。

　　展覽共展出廣州地區出土的秦漢時期精品文物332件（套），包括一級文物38件、二級文物43件、三級文物53件，另外還有廣州地區近年出土的漢代金餅、陶胡人俑燈、珠串、漢代陶鸮形五聯罐等尚未定級的精美文物，將展至2021年11月9日。

　　看點一：南越王墓出土精品文物

　　三枚金印首次一同離開廣東展出

　　本次展覽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目前為止在廣州之外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亮相，共有143件/套。記者在現場看到，這些來自廣州地區的文物精品引起了觀眾的強烈興趣。幾位廣州來的館長、副館長不斷回應著媒體的提問。

　　展覽中能看到全世界唯一一套絲縷玉衣。它是南越王的殮裝。長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絲縷”的做法不在史籍所載的玉衣金縷、銀縷、銅縷三種等級之內，彌足珍貴。因為年代久遠，加上墓室多次進水，所以出土時絲織物已基本腐朽，玉片散落一地。後使用石膏將玉衣“整體打包”運送至北京社科院，共花費3年時間才修復完畢。

　　“文帝行璽”金印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枚西漢金印。印面長3.1釐米、寬3釐米，材質為金，有別於秦漢帝璽和漢諸侯王的規制。展覽還展出了“泰子”（即太子）龜鈕金印和“右夫人璽”龜鈕金印。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副館長林冠男告訴記者，三枚金印同時出省展出，這還是第一次。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2枚衣飾用焊珠金花泡在20倍的顯微鏡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焊接點，很有可能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嶺南地區首次發現的銅勾鑃是古吳越族的樂器，安徽、江蘇、浙江、湖北、山東等地均有發現，江浙最多。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印花織物工具——印花銅凸版可以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紗紋飾相對照。它們展示出秦漢時期廣州與各地的廣泛交往。

　　開放的“海上絲綢之路”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易西兵表示，此次院方提供了144件/套出土文物，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近年廣州秦漢考古重要新成果，如金餅、陶胡人俑燈、珠串，還有2020年新出土的漢代陶鸮形五聯罐等文物精品。

　　廣州兩漢墓葬中出土大量珠飾，據不完全統計多達2萬餘顆，材質豐富，形狀多樣，除了本土製造以外，有些在製作工藝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屬於舶來品。展覽中的十二面焊珠金球在廣州地區出土僅3件，體現了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廣州動物園出土的費昂斯珠無論是化學成分還是器型，都具有西方風格。它們應都是從海外輸入的域外珍玩。

　　展覽中展出的熏爐在廣州漢墓普遍出土，反映了當時熏香之風盛行。而熏香所用的香料多來自東南亞、西亞、中亞與歐洲，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廣州。熏爐的大量出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兩千多年前廣州與海外的交往關係。此外，廣州熏爐的形態、製作對後來中原地區的熏爐影響也很大。

　　展覽中展出了多件陶燈具，又名托燈俑。據介紹，廣州西漢晚期墓中開始出現陶質托燈俑，東漢墓有更多發現，這些或頭頂，或手托燈盤的俑，體貌特徵與漢人炯然有別，被稱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數深目高鼻，捏出或劃出絡腮鬍須，也有的寬鼻厚唇，有的戴耳環，有的纏頭巾，外貌及裝扮體現了不同族屬、人種的特徵。廣州漢墓出土的俑座燈位於主人棺具的前後處，很可能是漢代達官富人來自海外的掌燈家人形象。這些陶俑體現出當時廣州作為“國際都市”的開放性，及對海外的吸引力。

　　趙佗和陸賈飲酒暢談或許就在“華音宮”

　　看點二：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精品文物

　　“讓博物館裏的文物都活起來”

　　“‘天下為一，萬里同風’”，徐穎表示，“廣州秦漢考古揭開了廣州兩千多年統一時代的序幕，展示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區域文化性格形成發展的重要過程。如今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國家中心城市與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城市的廣州，是秦漢大一統背景下區域跨越式大發展的自然延續。”

　　他同時指出，廣州還是世界著名的沿海港口城市，我國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秦漢時期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肇始階段的重要港口。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統一，為海外貿易的開拓、為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跨板塊節點的持續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年，配合城市建設，廣州開始大規模考古發掘研究工作。秦漢考古是廣州考古的重點工作。60餘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廣州市區先後發現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及大量漢代臣民墓葬。其中南越文王墓是華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漢代彩繪石室墓，被稱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考古五大發現之一；南越國宮署遺址是我國現存最早、保存最為完好的漢代宮苑；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是世界上迄今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處木構水閘遺址，反映了漢代的高超水利技術。

　　在同一城區內同時發現保存較為完好的王宮及禦苑、王陵和水利工程等系列漢代遺存，這在中國考古史上實屬罕見。此外約2000座秦漢時期臣民墓葬的發現，為復原研究秦漢時期廣州的都市風貌、風俗民情及嶺南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王宮、王陵、水閘和臣民墓葬，共同展示了秦漢時期廣州（蕃禺）以至嶺南地區的生動歷史圖景。

　　“我們力圖讓這些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都活起來，為全社會增加歷史文化滋養。”徐穎説。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讓我們對秦漢時期廣州對外貿易、交流的許多細節有了更具體的了解。兩千年前的秦漢南域以其獨特的位置佔據著秦漢版圖上光輝璀璨的一角，兩千年後的廣州則延續包容開放的歷史傳統，繼續書寫發展復興的全新篇章。

　　展覽中展出了出土于南越國宮署遺址的“嶺南第一簡”南越國木簡。它是南越王宮的紀實文書，反映出宮室管理、職官刑律、物品進貢和社會風俗等多方面內容。南越王宮博物館副館長李灶新對記者説，木簡上的文字與同時期國內其他地區發現的簡牘文字很接近，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多枚秦半兩錢等流通貨幣，“這些小東西充分説明瞭當時‘車同軌，書同文’推進的程度。”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特大方磚邊長達96釐米，厚度16釐米，重達150公斤，尺幅超過秦漢中原地區眾多宮殿建築的鋪地磚，堪稱秦漢考古發現第一大磚。展覽中展出的一件大方磚邊長也接近70釐米，厚12.5釐米，重達107.8公斤。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萬歲”文字瓦當數量眾多，文字寫法多樣，表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與多變的藝術風格。“萬歲”是歡呼祝頌的代語，寓意長壽吉祥。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帶釉磚瓦的釉呈青灰色，玻璃質感強，可有效防止雨水滲漏，是當時磚瓦燒制工藝的一大進步。這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釉瓦實例。李灶新説，過去我們認為中國的釉瓦出現于北魏時期，而它的發現將這一建築工藝上的創造時間大大提前了。

　　2003年南越國二號宮殿基址出土南越王宮博物館藏10陶器蓋殘件，表面戳印“華音宮”三字。“華音宮”未見史籍記載，應是南越國自主設置的宮殿。“華音宮”應當是寓意“華夏之音”，有學者認為這三個字或許寄託著南越國主趙佗對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李灶新甚至進一步提出，它可能與當年陸賈南來與南越王趙佗相談甚歡的歷史事件有關，也許，當時他們飲酒暢談的地點，就在這座華音宮裏。

　　“所有的細流最終匯成大海”

　　“如果説，考古發現揭示的秦漢廣州文化是涓涓細流，那麼它的征途是奔向華夏文明這個大海。正如展覽名稱‘海宇攸同’所揭示的：地域文化是大一統文化的細節呈現，所有的細流最終匯成大海，文化的最終願景是實現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政治文化格局”，李民涌表示。

　　近年來南越國宮署遺址、象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漢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遺存相繼被發現、發掘，為今人一睹兩千多年前嶺南歷史文化風貌提供了條件。而將這些成果集結送至省外則屬首次，“可以説此次展覽匯聚了廣州秦漢文物精華”。李民涌説。

　　展覽從“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和“絲路序章”四個單元，為觀眾展示秦漢一統的視角下廣州秦漢時期的歷史文化面貌與特色。

　　“南域明珠”主要講述秦拓南土、南越建國及帝國一統的歷史進程。西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開啟了中央王朝對嶺南的首次經略。經過秦漢帝國四百餘年的積極經營與大力開發，嶺南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榮。廣州迅速崛起，成為海內外貿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華的大都會，也成為秦漢帝國南域最耀眼的一顆明珠。

　　“四宇同光”涵蓋了漢、楚、越、胡等風格的器物。秦統一嶺南以前，嶺南與中原地區在經濟、文化諸方面就有過聯繫。秦始皇統一嶺南後，中原文化在嶺南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期。嶺南越族人民一方面吸收了中原文化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長處，另一方面又保持和發揚自己的民族特點，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南越國時期的文化藝術是嶺南越族、中原漢族和相鄰兄弟民族共同的智慧結晶，嶺南越族博採眾長而創造出來的燦爛文化藝術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史上輝煌的一章。

　　“食在廣州”，飲食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代人們的日常生活，涵蓋著物産、風俗、禮儀、歷史等多方面的內容，透過考古發掘出土的“美食美器”，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嶺南地區極具特色而又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內涵。

　　作為“絲路序章”的廣州地處中國大陸的南方，位於珠江出海口，瀕臨南海。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居於南海之濱的南越人祖先，就已利用舟楫之便，在東南沿海巡遊並已涉足太平洋群島，從事季節性的生産活動。秦平定嶺南之後，建番禺城，為廣州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漢中期，漢武帝平定南越後，積極開展海外貿易，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開啟了持續兩千多年不斷繁榮發展的悠久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