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在《一堂好課》剖白創作心聲：電影應該有志向、有情感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讓文藝之花為時代和人民綻放，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責任。這個課題看似高深，但它就生動地體現在一部部作品、一幕幕影像、一個個人物之中。

　　今年國慶期間，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用七個故事串聯了共和國70年曆程中七個“全民記憶，迎頭相撞”的歷史瞬間。它的巨大成功讓我們看到，電影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表達，更能為時代畫像和鑄魂。

　　12月1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綜藝頻道和喜馬拉雅聯合出品的《一堂好課》第三期，走進彰顯中國時代風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好課班主任”康輝、“課代表”陳曉陪伴同學們一起聆聽了由著名導演陳凱歌帶來的“時代影像課”。

　　課堂上，陳凱歌導演以《黃土地》《大閱兵》《梅蘭芳》三部代表作為例，剖白融于作品的源於中國人民的土地情愫、集體精神和文化追求，“電影中應當有志向，有情感。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反映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可以驕傲地説，中國電影反映著中國的變化。”

　　變成電影導演後，才明白當工農兵的十年給了自己多少東西

　　作為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中國第一位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的導演，陳凱歌從業近四十年來執導了十七部電影。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紮實的藝術功力，創造了獨特的帶有陳氏烙印的電影風格。

　　“任何一種影像方式，它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地折射著這個時代的”，課堂上，陳凱歌從親身經歷出發，講述自己的成長，和電影的緣起，以及他和作品有著怎樣的精神聯繫。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的戰士們一樣，陳凱歌在青少年時代也曾當過軍人，“我做戰士做了五年。在那之前，我在西南邊疆一個農場裏頭做農工，其實就是一個農民。退伍之後回到北京，我又做了三年的工人，所以工、農、兵我都做過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很多的磨難，很多的奮鬥，很多的夢想，也有很多的痛苦。只有當我變成電影導演之後，我才明白這十年給了我多少東西，它給了我對人民的情感。”

　　1978年，陳凱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之後不久，他拍攝了處女作《黃土地》。當和合作者第一次踏上陜北高原雄渾的土地，眼望黃河浩蕩，山丘縱橫，陳凱歌落淚了，“在我拍攝這部影片的八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世代為農的人們開始離開土地，渴望開創新的生活。《黃土地》就寫出了代表了求變的渴望，但變不等於我們喪失了對土地的感情。”

　　1984年，新中國成立35週年之際，我國隆重舉行了改革開放之後的首次閱兵活動。出於對部隊的情感，陳凱歌産生了創作的衝動。題材確定後，他和主創團隊專門去閱兵村實地觀察、參閱官兵的生活訓練情況，被震撼到“目瞪口呆”——352人的方隊整齊劃一地正步行進在機場的跑道上，方隊上空有一朵雲，“這就是空氣中的微塵聚合起來在戰士的頭頂形成了雲朵。他們的雙腳要以什麼樣的力量去撞擊地面，才會看到這樣的雲朵？中華兒女的腳步震天動地，表達了堅強的意志和決心。”最炎熱的季節，陳凱歌和戰士們在空降兵基地拍攝了兩個多月，和他們汗灑在一塊兒，淚流在一塊兒，最終完成了《大閱兵》。

　　情感的積澱，生活的閱歷，讓陳凱歌總是感覺想要表達。如果説《黃土地》講的是人和土地的關係，《大閱兵》講的是人和集體的關係，2008年上映的電影《梅蘭芳》講的則是人和文化的關係。

　　在《梅蘭芳》這部作品中，陳凱歌將筆墨著眼于梅蘭芳如何克服求新求變的恐懼、如何挑戰走向世界的未知，如何在面對日本人時蓄胡明志，英勇不屈。陳凱歌提到：“影片中説‘輸不丟人 怕才丟人’，我想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間都會遇到‘怕’的情況。在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受人欺侮的歷史永遠過去了，但是我們中國的文化一直激勵著我們向前走，不退縮，不落後，這就是克服我們內心恐懼的意義。”

　　中國的電影反映著中國的變化，它不斷通過影像告訴人們，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時代可以變，但是中國人民繼續書寫歷史的願望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