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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歌在《一堂好課》剖白創作心聲:電影應該有志向、有情感

2019-12-02 11:09:47|來源:中央廣電總臺國際在線|編輯:武若曦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讓文藝之花為時代和人民綻放,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責任。這個課題看似高深,但它就生動地體現在一部部作品、一幕幕影像、一個個人物之中。

  今年國慶期間,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用七個故事串聯了共和國70年曆程中七個“全民記憶,迎頭相撞”的歷史瞬間。它的巨大成功讓我們看到,電影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表達,更能為時代畫像和鑄魂。

  12月1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綜藝頻道和喜馬拉雅聯合出品的《一堂好課》第三期,走進彰顯中國時代風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好課班主任”康輝、“課代表”陳曉陪伴同學們一起聆聽了由著名導演陳凱歌帶來的“時代影像課”。

  課堂上,陳凱歌導演以《黃土地》《大閱兵》《梅蘭芳》三部代表作為例,剖白融于作品的源於中國人民的土地情愫、集體精神和文化追求,“電影中應當有志向,有情感。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反映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可以驕傲地說,中國電影反映著中國的變化。”

  變成電影導演後,才明白當工農兵的十年給了自己多少東西

  作為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中國第一位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的導演,陳凱歌從業近四十年來執導了十七部電影。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紮實的藝術功力,創造了獨特的帶有陳氏烙印的電影風格。

  “任何一種影像方式,它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地折射著這個時代的”,課堂上,陳凱歌從親身經歷出發,講述自己的成長,和電影的緣起,以及他和作品有著怎樣的精神聯絡。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的戰士們一樣,陳凱歌在青少年時代也曾當過軍人,“我做戰士做了五年。在那之前,我在西南邊疆一個農場媕Y做農工,其實就是一個農民。退伍之後回到北京,我又做了三年的工人,所以工、農、兵我都做過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很多的磨難,很多的奮鬥,很多的夢想,也有很多的痛苦。只有當我變成電影導演之後,我才明白這十年給了我多少東西,它給了我對人民的情感。”

  1978年,陳凱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之後不久,他拍攝了處女作《黃土地》。當和合作者第一次踏上陜北高原雄渾的土地,眼望黃河浩蕩,山丘縱橫,陳凱歌落淚了,“在我拍攝這部影片的八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世代為農的人們開始離開土地,渴望開創新的生活。《黃土地》就寫出了代表了求變的渴望,但變不等於我們喪失了對土地的感情。”

  1984年,新中國成立35週年之際,我國隆重舉行了改革開放之後的首次閱兵活動。出於對部隊的情感,陳凱歌產生了創作的衝動。題材確定後,他和主創團隊專門去閱兵村實地觀察、參閱官兵的生活訓練情況,被震撼到“目瞪口呆”——352人的方隊整齊劃一地正步行進在機場的跑道上,方隊上空有一朵雲,“這就是空氣中的微塵聚合起來在戰士的頭頂形成了雲朵。他們的雙腳要以什麼樣的力量去撞擊地面,才會看到這樣的雲朵?中華兒女的腳步震天動地,表達了堅強的意志和決心。”最炎熱的季節,陳凱歌和戰士們在空降兵基地拍攝了兩個多月,和他們汗灑在一塊兒,淚流在一塊兒,最終完成了《大閱兵》。

  情感的積澱,生活的閱歷,讓陳凱歌總是感覺想要表達。如果說《黃土地》講的是人和土地的關係,《大閱兵》講的是人和集體的關係,2008年上映的電影《梅蘭芳》講的則是人和文化的關係。

  在《梅蘭芳》這部作品中,陳凱歌將筆墨著眼于梅蘭芳如何克服求新求變的恐懼、如何挑戰走向世界的未知,如何在面對日本人時蓄胡明志,英勇不屈。陳凱歌提到:“影片中說‘輸不丟人 怕才丟人’,我想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間都會遇到‘怕’的情況。在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受人欺侮的歷史永遠過去了,但是我們中國的文化一直激勵著我們向前走,不退縮,不落後,這就是克服我們內心恐懼的意義。”

  中國的電影反映著中國的變化,它不斷通過影像告訴人們,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時代可以變,但是中國人民繼續書寫歷史的願望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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