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求贤不容易？因为贤德的人没有私心，出来做官、做事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看领导者有无诚敬之心，辅佐这样的人能否使自己的学说得以推广，使天下得以治理。

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管仲说：“贱不能临贵。”于是齐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就问：“我已经拜你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贫不能使富。”齐桓公听了，就把齐国一年的税收都赐给管仲，然而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齐桓公又去问原因，管仲说：“疏不能制亲。”于是齐桓公就把管仲立为“仲父”，尊之如父，又给他很好的待遇。最后，齐国大安，齐桓公也称霸天下。

孔子听到这件事，给了这样一句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所以，古人经常感叹：“世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孔子家语》中有一句话，唐太宗经常引以为鉴，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是因为不仅自己经常听这样的劝谏，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教导太子。

《晏子》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齐景公到麦丘去游猎，见到一个当地人，就问他：“您高寿啊？”这个人回答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齐景公听了之后说：“真是长寿！给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长寿，祝您的寿命比国家还长！”齐景公听了说：“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说：“祝君主的后代子孙都长寿，都像我这么年长！”齐景公又说：“说得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就说：“使君无得罪于民。”齐景公听了之后就有点奇怪了，他说：“确实有下民得罪于君主的，这是可能的。怎么还有国君得罪于百姓的呢？”晏子在旁边听到了，就不失时机地说：“国君您说错了。请问像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是君主诛杀了人民，还是人民诛杀了君主？”这一句话说得很契合时机，齐景公一听就说：“寡人过矣。”他把麦丘赐给了这位年长之人作为食邑。

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齐景公，他们对于贤才，不仅非常尊重，委以重任，而且还非常愿意听他们的劝告。这些贤德之人的可贵之处，就是教导君主要经常对百姓施以恩惠，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都是从根本上教导君主国泰民安的道理，而非技巧和枝节上的指导。

《贾子》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王的根本。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汉书》记载，在周初的时候，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也就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役使民众非常轻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过三日，国君有很多的财富用不尽，国库还很充实。但是秦始皇统一以后，他让这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人民来奉养自己，人民筋疲力尽还服不完劳役，财富用尽了还供不上他的需求。为了供养秦始皇一个人，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还是不能令他满足。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无辜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地方去上告。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这样败坏了。然而，秦始皇居于灭绝之境却不自知，因为“天下莫敢告也”。天下人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实情呢？因为他没有养老的恩义，没有辅佐的臣子，没有敢犯颜直谏的士人。他骄纵恣意地实行诛杀，贬退了提出批评的人，杀戮了犯颜直谏的人。臣子们吓得战战兢兢，苟且地投其所好以求能够容身，比喻他德行的时候，就说比尧、舜还贤明；称赞他功劳的时候，就说超过了汤、武。这个典故告诉领导干部，重视人民，必须让人民说话，要能够使下情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