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我从北京毕业后到内蒙古临河县劳动一年，就地分配到县里工作。想不到，还没有打开行李，就直接受命到黄河岸边防凌汛。

　　“凌汛”是北方河流解冻时的专用名词，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冰封一冬之后在春的回暖中慢慢苏醒，冰块开裂，漂流为凌，谓之开河。开河又分“文开” “武开”两种。慢慢融化，顺畅而下者谓之“文开”；河冰骤然开裂，翻江倒海者谓之“武开”。这时流动的冰块如同一场地震或山洪引发的泥石流，你推我搡，挤挤擦擦，滚滚而下。如果前面的冰块走得慢一点，或者冰面还未化开，后面的冰急急赶来叠压上去，瞬间就会陡立起一座冰坝，横立河面。无论“文开”还是“武开”，都可能有冰凌冲击河堤，危及两岸，所以每年春天都要组织防凌。

　　虽然我在临河已生活一年，但还未亲见过黄河。在中国地图上，黄河西出青海，东下甘肃，又北上宁夏、内蒙古，拐了一个大弯子，如一个绳套，被称为“河套”。在这里，黄河造就了一块八百里冲击平原。我这一年在河套生活劳作，虽未与黄河谋面，却一直饱吸着黄河母亲的乳汁。每当我早晨到井台担水时，知道这清凉的井水是黄河从地下悄悄送过来的；当夏夜的晚上我们借着月光浇地时，田野里一片“劈劈啪啪”庄稼的生长拔节声，我知道这是玉米正畅快地喝着黄河水。河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还有一种 “糜子米”，粒金黄，比小米大，味香甜，是当地人的主食，也是供牧区制作炒米的原料。在河套，无论人还是庄稼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片刻不曾脱离。生活于斯你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黄河叫母亲河，是它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前几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普查农业遗产，在陕北佳县黄河河谷发现了1400年的古枣园，在山东黄泛区发现了6000亩的成片古桑园，可知我们的先民早就享受着黄河的养育之恩。沿黄河一带的农民说：“枣树一听不到黄河的流水声就不结枣了。”

　　我受命之后，匆匆奔向黄河。一个毛驴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在长长的大堤上，如一个小蚂蚁般缓缓地爬行。堤外是一条凝固了的亮晶晶的冰河，直至天际；堤内是一条灌木林带，灰蒙蒙的，连着远处的炊烟。最后，我被丢落在堤内一个守林人的小屋里，将要在这里等待开河，等待春天的到来。一般人对黄河的印象是飞流直下，奔腾万里，如三门峡那样的湍急，如壶口瀑布那样震耳欲聋。其实它在河套这一段面阔如海，是极其安详平和、雍容大度的。

　　我的任务是带着二十多个民工和几个小毛驴车，每天在十公里长的河段上，来回巡视、备料、检查和修补隐患，特别要警惕河冰的变化，与指挥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民工都是从各村抽来的，大家也是刚刚认识，都很亲热。河套是我国传统的四大自流灌溉区之一，黄河水从上游的宁夏流过来，顺着干、支、斗、农、毛渠等大大小小的河道，让庄稼灌饱喝足后，再经排水网络流向下游。因水过沙淤，每年冬春修整河道就成了当地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还没有机械施工的年代，全靠人工把泥沙一锹一锹地挑出去，俗称“挑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年轻人欢乐的聚会。民工出发前，会往毛驴车上扔上几口袋糜子米，在铁锹把上挂几串咸菜疙瘩，富一点的生产队还会带上半扇猪肉。人们难得享受一次大干、海吃、打牌、摔跤、说笑话的集体生活。我参与的也属这类劳动，不过不是“挑渠”而是“护渠”，规模也小，人也少，民工的年纪也略大，气氛就安详了许多。

　　住下以后，我到堤上的工棚里看了炉灶、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安排，就出来和他们一起装土、拉车。这时一个他们叫王叔的中年汉子突然走上前来拦住我说：“头！这可不行。你是县里的干部，张张嘴，指指手就行，哪能真干活？”这一句话把我说懵了，我怎么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学生、一个在公社劳动的临时农民变成了“头”？成了干部？真是受宠若惊，我还很不习惯这个新身份。就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我这双手动惯了，一时还停不下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莫非这一年的劳动把我改造成另一个人？我一高兴也吹起牛来，我说：“这点活算什么，我在村里整担了一年的土，扁担都不记清圧断了几根。”他们看着我笑道：“除了衣服上有补丁，怎么看，也还是个学生娃哩。”大家嘻嘻哈哈，一会儿就混熟了。

　　因为是上堤第一天，为了庆祝，中午就在工棚里包饺子。当地盛产胡麻油，生胡油拌饺子馅特别香。一脸盆肉馅拌好后，王叔提出一把装满胡油的大铝壶，就像提水浇花一样，对着脸盆大大地转了三圈，看得我目瞪口呆。你要知道那是在物资缺乏的年代啊，城里每人一个月才供应三两油。但是生产队自家地里长胡麻，自家油坊里榨胡油，吃多吃少，谁管得着？况且出工挑河就和当兵一样是要格外优待的。那年我在村里，春天派河工时，挑河人无肉不行。队长无奈，就发话杀了一头毛驴为之壮行。那日我们在黄河大堤上吃开工宴，真有点梁山好汉初上山来喝聚义酒、大块吃肉的味道。这时大堤内外寒风过野，嘶嘶有声，而工棚内热气腾腾，笑声不断。我内心里怎么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给我办的一个劳动毕业典礼，也是身份改变，从此由学生转为干部的“加冕”宴。

　　我白天在河堤上和民工们厮混在一起，晚上就回到自己住的林间小屋里，静悄悄地好像回到另一个世界。这林子是一大片与河堤平行的灌木，专为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而栽。树是北方沙地一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杨”。护林员姓李，一个50多岁的朴实农民。他的任务是每年春天把这些灌木贴着地皮砍一次，叫“平茬”，促使它根系发达，平时则看护好林子，防止牲畜啃食。这是黄河的一条绿腰带。这个林间小屋里热炕、炉灶等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老李在这里白天煮饭、干活、看林子，晚上回村里和老婆孩子一起挤热炕头。他临走时问我：“你晚上一个人住在这片林子里怕不怕？”我说：“不怕。”心想，说怕又有什么用？他说：“我把这条大黄狗给你留下。你现在就喂它一块骨头，先建立一下感情。”在这个半农半牧区，吃肉是平常事，我一进到这个小院就发现半人高的矮墙头上摆满了完整的羊头骨，如果哪个画家来了一定会选一个回去当艺术品。我接过大黄狗摸摸它的头，算是我们击掌为友。

　　后半夜一钩弯月挂在天边，四周静极了，风起沙扬，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大黄狗不时地汪汪几声。微风拂过林梢掀起隐隐的波涛，我这个小屋就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想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过夜，而且还是在黄河边的旷野上。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家，在大学里条件有限，一间宿舍上下铺八个人，再下来就是来到农村劳动，四人睡一条土炕。那晚，脱离了家庭，离开了集体，像被母亲推出了怀抱，说你已长大，快快出门而去吧。我感到几分孤单，又有一点兴奋。人生本是一场偶然，命运之舟从来不由自己掌舵，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如鹰雁在空，借气流滑行。

　　我辗转难眠，就去想那些有关夜晚的诗篇。苏东坡有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不好，太凄苦了。又想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

　　堤外漠漠层林，堤上车马工棚。千万里大河东去，枕戈静待凌汛。那么，凌汛过后，我又将飘向何处呢？

　　天气渐渐转暖，脚下的土地也在一天天地变软,有了一点潮气。按照老河工的经验，今年的开河将是“文开”，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我作为“头”，紧张的情绪也有了缓和。不过从心里倒生出一丝遗憾，既为凌汛而来，却没有看到冰坝陡立，飞机投弹炸冰，好像少了点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想要又怕，又爱又恨。民工们已经在悄悄地收拾行装，我无事可干就裹上一件老羊皮袄在堤上漫不经心地巡走，有时遥望对岸，对岸是鄂尔多斯高原。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曾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国民间风俗，孩子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摆上各种小件物品，看他去抓什么，以此来卜测孩子将来的作为，名为“抓周”。《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到的却是女孩儿用的钗环脂粉，贾政因此心中不悦，说这孩子将来必无所成。现代有类似的新说，小儿断奶后吃的第一口菜是什么味道，就决定了其一生的饮食习惯。我出校门后正式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上带工，这也是一种“抓周”，而且十分灵验，从此我的后半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上起青海黄河源头，下到山东黄河的出海口，不知走了多少遍，采写了多少文字，至今还有一篇《壶口瀑布》在中学课本里。这是黄河发给我的最高奖品。

　　一天，当我又照例巡河时，发现靠岸边的河冰已经悄悄消融，退出一条灰色的曲线，宽阔的河滩上也渗出一片一片的湿地。枯黄的草滩隐约间有了一层茸茸的绿意。用手扒开去看，枯叶下边已露出羞涩的草芽。风吹在脸上也不那么硬了，太阳愈发的温暖，晒得人身上痒痒的。再看远处的河面，亮晶晶的冰床上，撑开了纵横的裂缝，而中心的主河道上已有小的冰块在浮动。又过了几天，当我迎着早晨的太阳爬上河堤时，突然发现满河都是大大小小的浮冰，浩浩荡荡，从天际涌来，犹如一只出海的舰队。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银光闪闪，冰块互相撞击着，发出隆隆的响声，碎冰和着白色的浪花炸开在黄色的水面上，开河了！ 一架值勤的飞机正压低高度，轻轻地掠过河面。

　　不知何时，河滩上跑来了一群马儿，有红有白，四蹄翻腾，仰天长鸣，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在农机还不普及的时代，同为耕畜，南方用水牛，中原多黄牛，而河套地区则基本用马。那马儿只要不干活时一律退去笼头，放开缰绳，天高地阔，任它去吃草追风。尤其冬春之际，地里还没有什么农活儿，更是无拘无束。眼前这群撒欢的骏马，有的仰起脖子甩着鬃毛，有的低头去饮黄河水，有的悠闲地亲吻着湿软的土地，啃食着刚刚出土的草芽。而忽然它们又会莫名地激动起来，在河滩上掀起一阵旋风，仿佛在放飞郁闷了一冬的心情，蹄声叩响大地,如节日的鼓点。我一时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心底暗暗涌出一首小诗《河边马》：俯饮千里水，仰嘶万里云。鬃红风吹火，蹄轻翻细尘。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还清楚地记着这首小诗，那是我第一次感知春的味道，也是我会写字以来写的第一首诗。

　　我激动地甩掉老羊皮袄，双手掬起黄河水泼在自己的脸上，一丝丝的凉意，一阵阵的温馨。开河了，新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明天将要正式到县里去上班。

　　挑水

　　挑水也是一个淡出生活的词了，不但城市里早已自来水化，现在乡村也都普及了饮水工程。一拧龙头，水就流到锅里。扁担和水桶也成了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收藏。

　　我之念念不忘挑水，是因为它刻骨铭心地记载了一段我初入社会的生活。我是“老五届大学生”，从北京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先在村里劳动一年，就与担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说一下这个劳动工具“担子”，当地称为“担杖”。在我的印象里其他地方都叫 “扁担”，扁而长。我的家乡是丘陵山区，多梯田，盛产麦子。麦子割倒后扎成捆，用一根铁皮尖头的扁担左右一插，担在肩上，挑回村里的场上碾轧脱粒。如果是挑水的扁担，则不用包铁皮尖头，而是平头带钩。那扁担的制作简直是一门艺术。先选一根笔直的一臂之粗的槐木，更有讲究一点的人则不肯取大树上的旁枝，而要从地上窜出的独苗，名“独窜子”，纹路清晰，弹性更好。其意类似蒜里的独头蒜。料选好后去皮，在烟火中煨烤出汗，再阴干。这又类似古代的竹简制作，先将青竹烤出汗来，使之不变形、防虫蛀，才好刻字、书写。就是文天祥说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汗青”。木料定型后，再刨成长条扁平状。这样处理过后更有柔韧性，挑担上路，两头重物上下弹动，再配合挑担人的步法，不用彩排，直接上台，就是最美的舞蹈。山里的路爬高、下坡、拐弯，全靠这纯熟的舞步与所挑之物的律动配合。如果走路累了，不用歇脚，只须将扁担在后脖根上轻轻一捻，就实现了左右换肩，简直是在演杂技。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是家乡的温暖，更是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乡愁。而当我经历了大城市里的中学、大学生活，再到塞外农村时，见到所谓的扁担则是一根极不规整的柳木棍子，甚至皮都懒得去退，更不用说煨软、取直、出汗、修扁了，压在肩上咯得肉生痛。肩上的这一根“担杖”让我水土不服，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

　　在农村劳动一年后，我先被分配到县里工作，又调任省报驻当地记者，还是住在县城。虽不再下地劳动了，但过日子还是离不了“担杖”。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日常生活还得挑水。新盖的土坯宿舍旁配有一口手压水井，三口之家，一天挑一担水足够吃用。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未料之事。作为驻站记者少不了下乡，一年冬季正寒风凛冽，我接任务要到边境线采访，前一天买好了长途汽车票，上午八点半发车。早晨七点钟起来，收拾行装，正要烧水下面，水桶里却没有了水。妻子就赶快把两个暖壶里的水全倒到锅里，我则急忙担杖上肩，到压水井上去挑水。走近井边，不想昨夜天气骤冷，手压铁柄与抽水井筒冻在了一起，比焊接的还牢，根本压不动。我的头“嗡”地一声炸了。一小时后我就要出远门，妻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母子俩没有水怎么过？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抬起头飞快地扫一眼这周边荒冷的郊野。不远处有一个村庄，村口有一眼水井。河套地区水位高，井水浅，伸下担子就能提上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心里闪过一线希望，飞快地向井边跑去。当我脱下担钩准备下桶，顿时傻了！原来天气太冷，众人打水，滴水成冰，井口愈冻愈小，已经伸不进一只水桶。扶着这根没有出过“汗”柳木担杖，我头上却冒出涔涔的冷汗。我摇摇晃晃地挑着一担空桶跑回家里，见一碗热腾腾的挂面正摆在灶台上，上面还卧着一颗鸡蛋，就更羞愧难当。我将一对空桶摘下，把那根丧气的柳木棍子狠狠地摔在门外的台阶上。妻子连问：“怎么了？”怀里抱着的孩子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说：“今天老天爷也与人过不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两口水井都冻实了，一个压不出水，一个下不去桶！”妻子也倒抽了一口凉气。她在一所中学教书，现在上课铃声都快响了，仅有的两暖壶水都已用光，今天不要说吃早饭，连喝口水都不可能了。她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回来看见那碗面还在灶台上，就端起送到我的怀里说：“班车也快到了，快吃两口出门吧。”一边又急着去找她的课本、教案，一股脑塞进书包里。我接过饭碗，只挑了一筷子，两颗泪就滚过了腮帮。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没有被生活逼到墙角里。

　　我哪里还能咽得下这口饭？看了一眼手表，抓过书包就往车站跑。老远就看见黄风中一辆老爷车正在靠站，我连喊带跑，跌跌撞撞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开了，刺骨的寒风从窗缝里钻了进来，我能感觉到脸上的泪水冰凉，赶快转过身去怕人看见。一面想着家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妻子中午回来怎么做饭？估计那一碗剩面就是她们母子今天的午饭。她还得一手抱着孩子到井上去压一桶水，但是如果阳光不给力，到中午压井还不能解冻呢？我不敢接着往下想……

　　我看着车窗外，窗外是黄的天、黄的田野、黄的泥房子，北风呼呼地刮。汽车像一头老牛，喘着粗气，顶着黄风往前跑。我心里乱糟糟的，天地一片混沌。

　　一周后我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口大水缸，换了一对大水桶，又把那个该死的柳木棒子摔断，填到了火炉里。高贵的槐木，我的乡愁之木，这里是找不到的。我在附近工地上找到一根榆木棍，请木工刨平，又用砂纸精心打磨，两头装上绳索铁钩。我在努力追寻小时候那一种家的温暖，现在已经独立成家，为夫为父，只好尽力苦中作乐，装点一下这苦涩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回太原探亲，顺便联系工作调动。临走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挑满水缸。这个新水缸足足装下了七担水，直到一周后我探亲回来，缸里的水还没有吃完，母子俩未受一日之渴。

　　年底我调回了太原。在省会城市当然不用再挑水了。但曾经共患难的这两只大水桶我舍不得丢，搬家时带了回来。其中一只用来提煤，当时城里还没有通煤气，每天烧火用的煤要从楼下提到楼上，运水之桶变成了火神的摇篮。另一只桶反扣于地，上面铺上一块三合板，就成了全家的小饭桌，这两只桶与我厮守了十多年，直到我转了一个圈又调回北京。

　　水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它普通得常常被人忘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曾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当理想变为现实，口号已经成为过去，细思量，最难忘记的却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挑水、吃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