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看“樂感文化”的四重內涵

作者：張鵬舉（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生）

“樂感文化”是李澤厚提出的，它不僅是對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是對中國人詩性智慧的精審總結。在李澤厚看來，中國的“樂感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種文化模式。“樂感文化”以“一個世界”為立足點，以“情本體”為核心，注重個體的感性生命，強調自強不息、韌性奮鬥精神，關注世間幸福、人際和諧，是一種注重涵養人性、尋求人性完滿的文化。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不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中華民族民族性格塑造過程中亦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對“志於道”“據于德”“興于詩”“立於禮”“遊于藝”和“成于樂”等“學以成人”過程的提示，“孔顏樂處”所揭示的安貧樂道、豁達自信的處世理想和人生態度，“曾點氣象”所描述的寓無限于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審美精神，無不體現著中國“樂感文化”的詩性智慧。因此，筆者嘗試從《論語》來看“樂感文化”的內涵並進行分析。

第一，“樂生”的生命精神。《論語·鄉黨》雲：“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馬廄失火，孔子從朝廷回來之後首先問“傷人了沒有”，沒有問馬，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傷人乎”之問可以説是孔子的第一反應，在春秋那個朝不保夕的亂世，當夫子得知馬廄失火之後，並沒有關心自己的財産損失了沒有、損失了多少，而是出於本能地問人怎麼樣、有沒有傷亡，可以看出夫子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論語》中這種“樂生”的生命精神還體現為強調人們要自強不息、韌性奮鬥。《子罕》篇講：“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其實是在提醒我們只有在冰雪嚴寒這般惡劣的環境之中，才能磨礪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發人的生命潛能。夫子告誡我們要耐得住困苦，要有自強不息、韌性奮鬥的精神，無論遇到多麼大的苦難都不要改變我們的初心，“這正是中國樂感文化不同於俄羅斯‘苦難即得救，即歡娛’之所在”（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店2008年版）。其三，《論語》中這種“樂生”的生命精神，還體現為“慎終，追遠”的生命關懷。眾所週知，孔子對生死的態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先進》），對祭祀的態度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于祭，如不祭”（《八佾》）。可見孔子認為，要想懂得什麼是死，首先得懂得什麼是生，他對鬼神是否存在持的是一種未置可否的態度，但卻強調行祭的時候必須設想祖先（鬼神）是存在著的。這就決定了我們中國人的生命關懷之中不僅較為重視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義，而且也重視死後的哀榮，因此《論語》要求我們要“慎終追遠”（《學而》）。“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之所以要“喪盡其禮”“祭盡其誠”，乃是由於我們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樂感文化”相較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而言，是一種立足於此世間的文化，正是由於對此世間的“人倫日用”的無比眷戀與喜愛，才産生這種以“慎終”“追遠”為核心的生命關懷。

第二，“樂群”的生存智慧。中國“樂感文化”以“一個世界”的預設為立足點，不構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獄的存在，因此沒有上帝天國可以依賴，只得靠個人自己的奮鬥、靠人與人彼此之間從物質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這就決定了中國人對儒家所強調的忠、孝、禮、義、仁的重視，對人際和諧的強調。因此，《學而》中才會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的言論。曾子説“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反省什麼呢？反省自己在替他人謀劃考慮的過程中是否用了心，反省自己在交朋友的過程中是否有不信實的地方，反省自己在傳授他人知識的時候，這些知識是否是自己經常講授的，自己是否真的實踐過。為什麼《論語》要求我們這麼做呢？這是由於“樂感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人認為，我們人類走不若馬、力不若牛，又沒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沒有一個“超人”幫助我們。怎麼辦呢？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團結，正如李澤厚所言：“人處於‘與他人共在’的‘主體間性’之中。要使這‘共在’的‘主體間性’真有意義、價值和生命，從儒學角度看，便須先由自己做起。”（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店2008年版）這就迫使中國的“樂感文化”具有一種“樂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會要求我們“入則孝，出則第，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學而》），我們才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

第三，“樂觀”的生活態度。前文提到以儒學為核心的“樂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認為沒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賴，“人生一無所本，被偶然扔擲在此世間，無所憑依，無所依皈”（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店2008年版）。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對生活悲觀失望，而是相信“物不可以終難”（《周易·序卦》），堅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以人為本，依靠“樂群”的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這種堅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便體現為“樂觀”的生活態度，體現為“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體現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梁漱溟先生將這種“樂觀”的生活態度概括為“孔子生活之樂”（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並對之闡釋説：“一個人不過幾十年頂多一百年的活頭，眼看要老了！要死了！還不趕快樂一樂麼？”（梁漱溟《東方學術概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四，“樂感”的人性追尋。就人性完滿的角度而言，“樂感文化”表現為“樂感”的人性追求。所謂人性完滿、“成于樂”從個體心理角度來説，指的即是孔子所謂的“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憲問》）的集合，是通過“詩”“樂”等藝術形式的熏陶塑造一個完人，更是“樂生”的生命精神、“樂群”的生存智慧和“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完滿呈現。這是一種審美結構的呈現，更是一種內在心靈的形上超越。通讀《論語》可以發現，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人生哲學中，很重視“詩”“樂”在君子人格培養中的重要作用。在總共一萬餘字的《論語》之中引《詩》、論《詩》之處竟多達十八處，這充分説明瞭“詩”“樂”教化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正所謂“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泰伯》），此即孔子所理想的“成人之道”，並由之決定了中國“樂感文化”的導向是人的主體性的不斷進步與滿足，是尋求“人道”的不斷完成，是在音樂和藝術的熏陶下達到對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藝術化把握。因之，當孔子問及曾點之志時，曾子不假思索地答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先進》）的“曾點氣象”。由此可見，此一“樂感”的人性追尋，僅靠“詩”“樂”等藝術形式的熏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樂生”的生命精神、“樂群”的生存智慧和“樂觀”的生活態度的相互配合，這樣才能最終培養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終將中國“樂感文化”這一“文化—心理”結構內在的詩性智慧完滿呈現出來。

總之，“樂感文化”包含“樂生”的生命精神、“樂群”的生存智慧、“樂觀”的生活態度和“樂感”的人性追尋等多重內涵，蘊含著豐富的學術價值。對“樂感文化”的研究在堅持中華文化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應對異質文化之間的價值衝突，特別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