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企業“走出去”風生水起，中國企業遇到的國際投資保護也在增多。面對歐美、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對外資持續增加限制，如何在國際投資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的背景下主動出擊、積極應對，成功“走出去”並實現全球市場佈局，成為擺在中國政府和企業面前急需攻克的難題。對此，國際商報邀請相關專家，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並建言獻策。

　　專家圓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秘書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崔凡

　　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黃志龍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長久

　　（專家排名不分先後）

　　Q1

　　投資保護浪潮緣何再涌動？

　　記者：近日，特朗普政府稱將考慮擴大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權力，強化審查力度、審查範圍和審查程式；意法德三國也要求歐盟執委會強化現有監管機制，提出在阻止外資並購時應考慮收購方是否得到政府補貼等。結合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您如何看待近兩年歐美等國家和地區收緊投資限制？您認為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趙晉平：不可否認，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進軍美國及歐盟等市場，給東道國企業帶來了更大的競爭壓力。美國和歐盟除了擔憂中國企業借此轉移他們的先進技術外，也對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有所不滿，尤其是希望中國能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條件。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加強自身的外資投資審查，倒逼中國進行改革。

　　崔凡：中國近兩年對外投資的迅速增長，可能是引起美國及歐盟加強投資審查的重要原因。在加大國家安全審查力度的同時，美國更強調對關鍵技術系統性收購行為的審查，歐盟更強調基於公共秩序的考量，二者實質上差異不大。

　　黃志龍：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規模越來越大，並購活動越來越頻繁，各國對於中國資本始終持防範心理，認為中國資本海外投資帶有非經濟目的；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反對全球化，導致國際範圍內逆全球化趨勢抬頭，貿易和投資領域保護主義持續發酵。但是各國的情況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是擔心中國企業投資並購的非經濟目的，歐洲則擔心中國企業受到各種補貼或支持，導致歐洲經濟競爭力每況愈下。

　　李長久：任何國家的對外開放都不等於敞開大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對外資投資行為進行審核或改變其審核標準。確實存在企業繞開投資國的國家外資安全審查政策進行並購的行為，一旦涉及關鍵技術轉讓，這將直接威脅國家安全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歐盟及美國加強外資投資審核的舉動無可厚非，而且他們也對外宣稱並非針對中國投資者。不過，中國資本的海外並購勢頭的確激發了這些發達國家的戒備心理，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的提出，使中國企業對技術創新進步的渴求更強烈。根據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是進入排行榜前25名的唯一中等收入國家，這增加了歐美國家對中國企業通過海外投資並購來獲取敏感技術的憂慮。

　　Q2

　　投資保護主義是否會愈演愈烈？

　　記者：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國家安全審查、市場壟斷調查以及行業準入限制是各國收緊外資進入的主要理由。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未來，由歐美等國家和地區掀起的投資保護主義是否會繼續加劇？

　　趙晉平：雖然在立法上的變動尚未最終完成，但美國及歐盟收緊外資投資審查基本已成定局。作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熱土，歐美這一舉措肯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挑戰。至於其他國家是否也會掀起投資保護主義的浪潮，因為各國國情不同，行動可能也會不一樣。不過，無論如何，中方企業和政府應當給予高度重視和警惕，提前做好應對準備。

　　崔凡：目前，美國及歐盟的相關立法仍在考慮和進行中，我個人認為其影響有限，不會愈演愈烈。首先，絕大部分行業希望有外來投資，綠地投資可能更受歡迎。其次，當下並購投資在國際投資中的比例有上升趨勢，盲目排斥是不理智的。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是相關國家在立法過程中是否出現歧視性規定，尤其是出現違反最惠國原則的情況。美歐立法動態確實可能引起其他國家效倣。雖然立法本身有成本，但若美歐率先引入某些新的審查機制，其他國家進行仿傚就容易得多。不過，這種審查也是有成本的，其中既包括審查本身的直接成本，也包括投資流入下降引起的損失。有些國家如果跟風，則可能得不償失，所以這種連鎖反應可能是有限的。

　　黃志龍：對於此次歐美投資審查相關法律的修訂，加強投資安全審查只是藉口和託詞，根本上還是各國投資保護主義傾向和市場準入門檻提高的結果。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保護主義可能會有所加劇，也可能進一步向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蔓延，出現這一趨勢大的背景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都更加注重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發展，對本國和本地製造業採取保護主義態度。

　　李長久：借國家安全之名行投資保護之實的做法不可取。目前在歐盟陣營中，德意法三國的投資保護主義呼聲比較高，但對於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歐盟版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歐盟內部也始終存在爭議。比如，北歐一些國家就堅定支持自由貿易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投資審查，南歐的一些國家也擔心收緊外資審查制度會妨礙本國招商引資。站在企業角度來看，很多歐美高科技公司雖然有很強的技術，但是缺乏資金，因此都希望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公司進行合作。針對外國直接投資，今年7月舉行的漢堡G20峰會強調了互惠互利的貿易與投資框架的重要性，並就擬定促進和保證外國直接投資的策略作出了明確承諾。看來，由於各個國家的發展需求不同，企業等社會利益團體的訴求也不同，因此目前的投資保護主義是否會加劇或蔓延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Q3

　　中國政府及企業如何應對？

　　記者：中企在這輪投資保護主義中首當其衝，不僅企業利益受損，國家形象和國際經貿關係也受到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及企業該如何應對這一輪國際投資保護主義？

　　趙晉平：對中國來説，最根本的應對措施就是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放寬外資準入限制，在符合國情的基礎上，盡力做到與國際接軌。只有我們自身變得更加開放，國外市場才會更願意接納來自中國的資本。目前，我國正在推廣和完善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我們期待這一工作的穩步推進。當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要不斷加強投資環境檢測及風險預警工作，為企業及時提供相關信息，指導其規避投資風險。同時，中國也應積極推進多雙邊自貿區談判，借助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營造更自由便利的投資環境，增強在國際投資規則領域的話語權，有效破除投資保護主義的壁壘。對中國企業而言，則要更注意維護自己的海外形象，尊重東道國的法律法規，不斷擴展投資佈局，通過産業升級吸納更多東道國的勞動力，利用自身收益積極促進當地社會和經濟發展。

　　崔凡：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這些新的制度障礙不可能阻擋中國企業全球化佈局的趨勢。從企業角度看，企業應該避免快進快出的短期行為，考慮投資目的國本身的利益，多與地方政府和民眾溝通，強調投資的創造就業效應，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從而在當地爭取對中國投資的支持。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首先應該繼續加快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堅持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備案制管理原則不動搖。其次是密切跟蹤美歐立法動態，對任何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單邊規定堅決表示反對。最後就是加快推進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爭取儘早重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在G20投資原則與金磚國家投資便利化共同綱要的基礎上，適時推動多邊投資規則的建立。

　　黃志龍：中國政府和企業應積極應對，逐漸轉變投資的方向，特別是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投資。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多數都是發展中經濟體，因此都比較歡迎中國企業前來投資，為其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其經濟發展水準。同時，中國政府也十分支持和鼓勵中國企業將資本投向這些國家和地區。

　　李長久：投資保護主義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由於東道國政府對資本的不信任。因此，中國政府應繼續堅持對外投資互利共贏的原則，重視雙邊和區域投資協定的談判工作，打造利益共同體，增強戰略互信。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幫助企業提前了解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及政策變動，做好風險預警，併發展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為企業提供更多保障。對企業來説，要更加重視理性投資。具體來説，企業要主動去聘請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的服務機構，與東道國政府機構溝通時要多強調企業將如何在當地履行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企業要提高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減輕對國外技術的依賴。當然，這也需要政府的幫助，不斷改善全社會的創新創業環境。（記者 王小貝 王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