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最不缺的就是一個“新”字。這場由新青年開啟的歷史大事件，形成了1919年前後長達數十年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學的主題是新人類的誕生，以及新人類誕生之後必須面對的處境與必須承擔的使命；五四新文化“旗手們”號召從文化的層面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無一不寄希望於新青年，期望青年一代確立現代化的意識與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進整個國民性的改革，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最新一期的《博覽群書》雜誌從王國維、陳寅恪兩位大學者為切入點，回望百年五四。説是1927年6月2日，民國大家王國維于頤和園魚藻軒自沉昆明湖，留下十六字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作為王國維的生前至交，陳寅恪先生在紀念挽辭中闡明瞭王國維之死的文化意味：“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由此出發，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中國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學斌在專題文章中的落腳點是：“舊綱紀已破，新倫理未立，這即是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術巨擘所面臨的中國文化、社會抑或政治之實相。此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欲解決之難題。”他認為，為破解這一難題，五四逾越了政治、文化的藩籬，走向了社會並改塑了社會，五四作家群體的涌現和平民教育潮流的興起。

　　“從中國政治發展角度看，五四運動的爆發與此前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世紀初中國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繼續和發展。”歷史學家馬勇也從五四運動試圖解決的難題入手，在《東方歷史評論》雜誌發表《今天我們如何看五四？》的署名文章。他説，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事件之一，它標誌著中國人，至少是中國知識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政治意識的覺醒，是1840年以來中國青年知識人群體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即中國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職業政治家範圍，而擴大到了知識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層面；就歷史大勢而言，五四運動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除了這篇文章，《東方歷史評論》雜誌推出“五四百年專輯”，從各個角度全面剖析了百年五四的歷史價值。

　　魯迅研究專家孫郁先生以五四為背景，分析了以魯迅為代表的知識群體對傳統文化的複雜態度。他的《五四·魯迅·孔子》一文發表在最新的《天涯》雜誌上。他認為，魯迅的思想有許多是與孔子的文化遺産碰撞、剝離中出現的。魯迅非儒的背後，有其精神選擇的策略，他以徹底叛逆，抵達了一片精神高地。而那高地，也未嘗不是孔老夫子渴念的所在，只是他們的路徑多有不同。魯迅與孔子都承認人的有限性，不認為自己是先天知之，在一個價值失范的年代，他們都選擇了與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徑。其思維方式、邏輯過程、人格特徵，有一種歷史的連貫性。

　　五四轉眼百年，但其誕生的“新”，迄今看來仍不過時。（作者 鄭文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