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超賣萬斤糧，求購自行車，他成了全國新聞人物。進高等學府，當國家幹部，他的人生隨時代大潮奔涌向前——楊小運撞了大運

圖為：5月18日，楊小運在應城楊河鎮大堰村田裏插秧。﹙視界網劉振宇攝﹚

圖為：當年獎售給楊小運的永久牌自行車，如今保存在應城市檔案局展覽室，至今已有37年曆史。據了解，楊小運超賣萬斤糧的發票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視界網劉振宇攝﹚

　　40年前，改革大幕從農村徐徐拉開。

　　應城農民楊小運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中國農村改革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個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分田到戶；另一個就是楊小運超賣萬斤糧求購“永久”牌自行車。

　　5月17日中午，烈日當空。在應城市義和鎮義和社區高標準農田建設現場，湖北日報全媒記者見到了正在監工的楊小運。

　　頭戴草帽，挽著褲腿，滿臉黑紅，汗珠直滴。當了29年國家幹部，楊小運不改農民本色。去年9月，楊小運從應城市農辦副主任崗位上退休。休息了幾個月，閒不住，他又應聘去一家公司做工程監理。

　　路邊停的一輛越野車引起了記者注意。“這輛車我開四五年了。過去那個年代在農村騎自行車都很稀罕，現在買車在農村已不是新鮮事。”楊小運感嘆，這種變化，40年前想都不敢想。

　　大著膽子分田，就是為了“吃飽肚子”

　　1976年，19歲的楊小運當上了應城楊河公社衛東大隊六房生産隊長。之前，他在大隊企業幹了4年，種樹，放鴨子，打鐵，喂豬，做酒。“當時大隊讓我回去，説是前任隊長不幹事，年年完成不了糧食定購任務，大家吃不飽飯。”

　　六房生産隊有122個人、226畝地。人均差不多兩畝地，咋會填不飽肚子？不信邪的楊小運帶著大家苦幹一年，任務仍然完不成，肚子照樣吃不飽。“田裏只長草不長谷。竹葉草長得密密麻麻，野荸薺苗像旗桿。”

　　第二年，再幹，還是老樣。啥問題？“大家出工不出力，用力不用心。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1979年，夏糧收了，失望透頂的楊小運動起了分田到戶的念頭。還沒開始，公社黨委書記夏華樹就找上門説：“中央沒這個政策，不能分。可以試著先分到組，悶著搞。”秋播時，楊小運把生産隊分成3個小組，再將田分到組。“實際上就是將‘大鍋飯’改成了‘二鍋飯’。”

　　第二年夏收，六房生産隊一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糧食定購任務，群眾有了飯吃。楊小運更加堅定了分田到戶的想法。“看我們分田到組搞出了名堂，夏書記同意我們私下分，試一下。”

　　1980年10月，六房生産隊分田到戶，按勞動力，每個5畝；按人口，每人1畝。“我家6口人，3個勞動力，分了21畝地，加上房前屋後的地，一共27畝。”“當時就認一個死理，肚子都吃不飽，咋教育大家‘三熱愛’。”楊小運説，“我個人的願望很簡單，吃飽肚子，蓋三間房，娶個老婆。”

　　打了一個賭，一不小心成了名人

　　1981年8月，六房生産隊用夏糧(小麥)和早稻完成了全年4萬公斤糧食訂購任務，田裏還有110多畝中稻、140畝晚稻沒收。

　　縣裏幹部來生産隊調查時，楊小運表示，還可以向國家多賣1萬多斤糧食。“這還真不是吹牛，當時地裏12畝中稻、11畝晚稻長勢很好，收一萬二三千斤谷不成問題。”

　　幹部將信將疑，楊小運説：“咱們打個賭，如果我超賣1萬斤糧食，就賣給我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當時，農村家庭“三大件”——手錶、收音機、自行車，楊小運就差自行車。“當時我只是隨便説説，並沒有完全當真。”

　　媒體的關注，讓這個“賭”成了熱點。1981年9月5日，《孝感報》刊發了一條百餘字消息“楊小運願向國家超賣萬斤糧──只求買到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這則消息很快引起了各級媒體關注，《人民日報》、新華社、《湖北日報》分別進行了報道。楊小運一下子成了全國新聞人物。

　　很快，上海自行車一廠作出回應，不僅願意滿足楊小運的要求，還承諾：凡是當地農民超賣萬斤糧的，都將獎售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廠長王永昌還專程趕到應城，送來一輛龍頭上扎著紅綢花的“永久”牌自行車。

　　9月20日，楊小運賣了10380斤稻穀。27日，公社通知他去開會，獎售給了他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花了169元。有人讓我騎一圈，一騎就倒了，大夥兒都笑了。”

　　11月，楊小運參加了全國新長征青年突擊手錶彰大會，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不搞責任制，我賣不了那麼多糧食；不是那輛自行車，我成不了‘名人’。沾改革光，我楊小運撞了大運。”

　　聽了萬里委員長一席話，成了武漢大學“特招生”

　　1983年6月，楊小運在北京開人代會時，參加了一個農民代表座談會。“萬里委員長問我多大年紀，我回答説：26歲，初中畢業。他説，做好一個農民，還要多讀書，多學知識。”“聽了委員長的話，我當時也動過去讀書的念頭。為啥沒馬上去呢，一是家裏剛蓋房子，外面還欠了6000多元賬，二是文化底子薄，擔心跟不上。”

　　一晃4年過去了。1987年，楊小運找到華中農業大學當時的校長陳華奎，正式表達了自己求學願望。“當時外債還得差不多了。另外，當了幾年村黨支部書記，感覺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

　　考慮到楊小運的實際情況，陳華奎建議他去武漢大學讀成人教育大專班。“當全國人大代表期間，我認識了武漢大學經濟學家李崇淮教授。找到他後，他答應，儘快將我的情況告訴劉道玉校長。”

　　沒過多久，楊小運見到了劉道玉。“他對我説，你是對農村改革作出過貢獻的人，學校已向國家教委打報告，申請破格錄取你。”

　　9月，楊小運走進武漢大學，成了經管學院經管專業的一名特殊學生。“學校對我特別照顧，當時是4個人或6個人住一間寢室，唯獨我一個人住一間寢室。兩個研究生輪流給我補課。”

　　1989年7月，楊小運完成學業，拿到了夢寐以求的大學畢業證。“22門課只有微積分沒有及格。老師説我：基礎最差，進步最快。”

　　回應城後，楊小運參加招考，當上了楊河鎮紀檢幹事，成為一名國家幹部。

　　好政策一個接一個，“交了好運”還得努力幹

　　從巡檢管理區副主任、副書記、主任、總支書記，到楊河鎮副鎮長，再到市農辦副主任，不再是農民的楊小運始終在農民圈裏摸爬滾打。

　　有過迷茫的時候。“徵收農業稅時心情很複雜，收不起來就拿不到工資；但催著農民要，心裏又不是個滋味。給你算個賬吧，那個時候糧食不值錢，一畝田也就三四百元的收入，交‘三提五統’、農業稅就得200多元，農民哪個願意種田？”

　　煩惱去得也快。2005年，湖北省決定全部免征農業稅及其附加。“做夢都沒有想到，稅費改革會這麼快。想想也是，我們國家發展了，富強了，到了反哺農業、農村的時候了。”

　　農業補貼、新合作醫療、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好政策一個接著一個！“現在農民真是交了好運。種田有補貼，看病有醫保，老了還有養老金。”

　　“好日子天上掉不下來，政策再好，也得靠個人努力。鄉村振興關鍵是要把農民積極性調動起來，不能用國家的錢硬推，應該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水到渠成。”楊小運有些激動。（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陳春保 通訊員 劉振宇 丁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