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數量少，土地分散，累死累活一年掙兩三千塊錢。”2016年，在夷陵區樟村坪鎮董家河村的449戶、1700人看來，口糧田猶如“雞肋”，自己種不划算，不種撂荒可惜。年輕人在家裏耗不起，紛紛外出打工。

　　2016年7月，董家河村啟動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盤活了農村長期沉睡的資源，讓資源變資産，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

　　如今，村裏實現了家家分紅，人均分到年紅利823.5元，村民的腰包迅速“鼓”起來。

　　“死資産”變成“活錢”

　　“除了領到兩千元的現金分紅外，社區還發放福利券，每個股東都有一袋米一壺油。”解放社區四組居民尤太平説，他從居民變成股東已經10年了，福利年年有增長。

　　解放社區位於宜都市陸城街辦，2008年，由於集體企業相繼倒閉破産，大量失地農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一時間社會矛盾突出，是遠近聞名的“問題村”“矛盾村”。

　　2008年7月，解放社區被納入湖北省集體資産産權制度創新試點單位之一。12月，解放社區股份合作社掛牌成立。居民和集體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則通過盤活集體土地資源、租賃土地、商業門面等發展集體經濟，沉睡的集體資産迅速甦醒。隨後10年，解放社區從居民手中流轉土地387畝，集體資産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已經連續10年為社區的股東分紅及發放福利，累計分紅近800萬元。”解放社區黨委書記陳永紅介紹。

　　完美逆襲的，可不止解放社區一個。宜昌市農村經營管理局黨支部書記熊勝告訴記者，2017年，伍家崗區伍家鄉共同村通過股改，一躍成為集體收入過千萬元的富裕村，實現了“當年股改、當年收益、當年分紅”的目標。

　　共同村黨支部書記蔡瓊説，這一切得益於一個“很得罪人”的決定：土地補償費不能吃幹分盡，要留30%作為村集體發展資金。

　　依託發展用地和徵遷資金，共同村自主投資3.6億元建成全市首個村級經濟園。目前一期建成，成功吸引世紀聯合等42家高新企業入駐，每年可為村集體創收1300多萬元。

　　“壯大集體資産資源，關鍵在於盤活。”市農業局黨組成員、局直機關黨委書記顏學早一語道出了解放社區、共同村致富的秘訣。

　　農民腰包“鼓”起來

　　“我做夢也沒想到，會有現在的幸福生活！”種了半輩子柑橘的共同村村民陳華喜高興地告訴記者。

　　2017年7月，共同村作為宜昌村級股改試點，首次實現配股分紅。1885名村民“變身”股東，分享501萬元。按人頭股加農齡股，陳華喜一家7口拿到580多股，共分得17400多元。

　　“除了能獲得租金、分紅外，村民們還可以利用空余時間到村裏的企業、合作社務工掙錢。”和陳華喜一樣，董家河村村民李俊也感受到了股改帶來的實惠。

　　29歲的李俊説，原來在外地打工，還要掛念家裏的3畝地。2016年，父母把地入了合作社，現在平時打零工，年底還能分紅，自己也能在外面安心工作了。2017年,李俊父母在家收入30000多元。

　　“合作社經營土地,改變了村民小戶承包、個體經營、單打獨鬥的劣勢。”董家河村黨支部書記陳發智告訴記者，該村村民人均收入達18438元。

　　宜昌市農業局黨組書記、局長熊長權認為，推行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對個人和集體來説是雙贏，開啟了集體經濟的又一次轉型。

　　股改分紅不搞“特殊化”

　　伍家鄉黨委書記岳宏軍説：“股改涉及利益分配，必須保障公平，但實際操作並不容易。”在股東認定時，共同村初報2388人，經過多輪村民大會審查，最終確定的股東只有1885人，篩選掉了503人。

　　共同村的村幹部都以普通村民身份參與分配，不搞所謂的“優質股”。按規定，在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員不能成為股東。共同村社會事務主任陳勇的媳婦，是仁和醫院的聘用工，如果變通一點也能成為股東，但陳勇讓她不參加股東認定。陳勇説：“全村像我媳婦這樣的情況，有20多人。我是村幹部，要帶頭嚴格執行規定，不能鬆口。”

　　“要讓農民分享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果，首先要把有多少資産搞清楚。” 在枝江市董市鎮、安福寺鎮，農村集體資産清産核資在陽光下全面開展——要求村一級的資金、人員、合同、項目等，都由鎮政府審查備案；村級資金、資産和資源“三資”全部公開；村會計由鎮財政所面向社會招聘，下派到村，並直接管轄，確保集體資産顆粒歸倉。

　　目前，宜昌市已完成523個村級清産核資，整體推進改革的四個試點縣（夷陵、枝江、當陽、西陵）已基本完成清産核資工作；已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206個。預計到2020年，全市符合條件的農民都將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東”。（記者 周寒飛 通訊員 蘇廷國 王洪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