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記】馬海德之子：父親是最早參加抗日的外國人
開篇語：
陳納德、庫裏申科、柯棣華、馬海德、斯諾、愛波斯坦、原清志……這些人裏，有軍人、有醫生、有記者，雖然都已離我們遠去，但他們的名字卻永遠留存在中國人民的心裏——正是他們，在那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或遠涉重洋或毅然留守，給予了中國人民最無私的幫助和支援。今天，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國際在線將陸續推出《老友記——抗戰中的國際友人》系列專稿，讓我們一起，向這些在艱難歲月裏和中國人民一起並肩戰鬥的國際友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人物背景：
馬海德（1910-1988）
原名喬治·海德姆，中國籍美國人，中共黨員。
馬海德1933年取得日內瓦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到上海考察當時在東方流行的熱帶病。在目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國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他決定留在中國，投身於革命活動。1937年馬海德隨部隊到達延安。1938年，保衛中國大同盟成立後，馬海德通過向該同盟報告陜甘寧邊區的情況，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為邊區爭取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在抗日戰爭時期，馬海德曾先後接待了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米勒等外國醫生，並協助他們去各抗日根據地開展醫療救護工作。在延安期間，他還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並於1937年11月，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
1950年馬海德正式加入中國國籍，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並取得世界範圍內的成果。馬海德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顧問，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2009年被授予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日前，國際在線記者專訪了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和妻子周蘇菲，以下為專訪全文：
96歲的周蘇菲女士站在自家客廳的馬海德畫像前 攝影：黎萌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黎萌）：國際友人馬海德怎麼到的延安？前往的目的是什麼？在延安時如何贏得了進步女青年蘇菲的芳心？抗戰勝利70週年前夕，記者在北京後海的一處院落中獨家採訪了他的兒子周幼馬和妻子周蘇菲，聽他們講述父親和丈夫的故事。
父親是最早參加抗日的外國人
周幼馬是全國政協委員，記者此前見他在兩會上發言不多，這次則打開了話匣子。
我父親是最早參加抗日的外國人，進延安時，國際友人就三五個，他比斯諾還早，斯諾採訪毛澤東是在保安，延安當時還在張學良手裏。1936年六七月份，斯諾採訪毛澤東等，我父親就給他們看病。長征結束後，紅軍將士身體都特弱，而中央紅軍裏一個醫生也沒有，有的只是衛生員，毛澤東更希望一個有資格的醫生給看病。
毛澤東能求的人只有一個，就是宋慶齡。通過電臺，在上海的宋慶齡于1936年4月第一次讓馬海德去陜北找紅軍。但到了西安後幾個月都沒能接上頭，因為紅軍自己那會兒也沒有固定的地盤，就回上海了。後來，當年六七月份再去，宋慶齡説沒問題了。給了一張撕成一半的英鎊，説拿另一半的人你跟他走就可以到紅軍的駐地了。
七月馬海德再次從上海到了西安，和斯諾一趟火車，並最終到了保安。馬海德覺得一切都很新鮮，雖然特別艱苦，軍隊也根本沒有什麼武器。歡迎他們的大會上，紅軍説我們沒有槍，沒有炮，但我們有國際友人的支持。那時候共産黨，對國際友人看得特重。
馬海德呆了一段時間後，覺得像周恩來、張聞天等一批共産黨的領導人都是中國頂尖的知識分子，再聽斯諾跟毛澤東的採訪談話，聽他們的長征故事，受到的教育很大，與此同時，他給紅軍領袖們看了病，長征走下來，毛澤東、周恩來等個個都身體虛弱。
漸漸地，馬海德讀懂了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看到了這些人的不同。因為他從上海來，那裏集中了軍閥、地痞流氓，是中國上層最骯髒的地方。腐敗是如此嚴重，加上國民黨對革命事業的打壓，讓馬海德感覺中國的社會太黑暗了。
到了保安後，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蒸蒸日上的景象，那些經過長征的將士，很多人的家人都被殺得差不多了，那種磨難常人難以想像。而其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都留過學，對國外有很多的了解，他們做的事情應該是非常正確的好事。因此，只有中國共産黨和紅軍才能改變中國。
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海德決定留下來不走了。“我參加你們的隊伍。”他把這一決定告訴了黨中央，説我不走了，我在這裡給你們看病。毛澤東知道後極為高興，後來馬海德被任命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
隨後，馬海德跟著紅軍轉戰解放區。接著，西安事變發生了，張學良抓了蔣介石，然後在1937年1月把延安給了中央紅軍，到1947年毛主席、黨中央主動撤離，馬海德跟著整整在延安呆了10年，是唯一從頭到尾一直呆在那裏的國際友人。期間他主要任務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同時也給其他中央領導、八路軍戰士和當地百姓看病。
延安的百姓擁護共産黨，也吸引了很多國際友人，他們願意來幫助共産黨抗日，他們看到的都是民選的政府，延安邊區政府主席都是百姓擁護的，有紀律，且不斷學習，不斷發動群眾，到敵後根據地抗日。
馬海德了解這些情況，並且把他的所知告訴後來到延安的國際友人，包括白求恩大夫，最初的幾個月裏都有馬海德陪著。還有後來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後，黨中央成立了中央軍委外事組，可以算是外交部的前身，組長有葉劍英和楊尚昆，馬海德是顧問。
美軍觀察組一定要來延安，要親眼看看中國共産黨，這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斯諾談過兩次話後作出的決定。所有的美軍來了之後，都做了大量的調查，包括跟馬海德聊天，問看到的情況是真的還是裝的？馬海德都以自己的親歷作答並建議他們到處去看看。
周幼馬説，美國人那時候願意幫助中國人抗戰，但美國後來不支持國民黨了，這加速了蔣家王朝的滅亡，也才有了後來三大戰役的勝利。美國為什麼斷絕了給國民黨的幫助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抗戰時的國際友人、記者作家，到延安採訪，給美國社會那麼多信息，告訴他們世界上有延安這樣一個很光明的地方，比重慶要好得多得多，所以給美國人民很好的資訊，很好地對外宣傳了中國共産黨，而國民黨是扶不起來的。
而這些到過延安的國際友人，馬海德都接待了，因為他們願意去找一個洋人。“我父親上是毛澤東，下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更認為從我父親那裏得到的信息是真實的。我父親在延安起的作用，很大一部分是對外宣傳，通過對外宣傳幫助了中國共産黨。”
年輕時的馬海德
我們有八路軍裏唯一的結婚證書
周蘇菲今年已滿96歲，但依舊思路清晰，精神矍鑠。她説，當時作為進步青年的一份子，對延安的嚮往，是因為那裏最大的號召力就是堅決地抗日。
我們去延安是自覺自願的，我是通過地下黨，都是單線聯繫，我是宣傳隊的，也是很活躍的，被國民黨注意了，而且準備逮捕我，我當時在昆明。
那年我19歲，有一天有一個人跟我説要我跟他走一趟，我也很單純，就跟他坐上一輛黃包車，到了一個很深很大的大宅院。當時還沒有説去不去延安，他給我看了斯諾發表在美國《LIFE》雜誌上有關延安生活的報道，紅軍坐在馬扎上上課，還從事生産活動，那是1939年。問我喜歡不喜歡，我説喜歡，因為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地，很新鮮。
對方説，那好，你願意去那裏學習麼？我説當然願意了，因為之前我已經知道了共産黨是怎麼一回事，但沒有見過他們的形象照片。對方説組織會安排，給你帶上介紹信，買票。第三天，一大早上汽車走了。過程很麻煩，從昆明坐車到貴陽，再經成都到重慶，見到了周總理。之後，一大批人就一直開到了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
從西安到延安時，卡車已經從一輛變成七輛。進城時，當時叫膚施縣，看到的是破舊的城墻，只有一個城門，但在我們心裏覺得，我們是到了革命聖地了，激動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正是太陽西下的時候，延安只有延河邊有幾棵柳樹，山上都光禿禿的，太陽一照挺好看的，我們都高興得又喊又叫。那是1939年10月10日。
三天后組織上找我談話了，當時的宣傳部長陸定一説你是搞文藝的，説在上海拍過電影，那你去魯藝（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吧。我們在八路軍辦事處發了一個背包，一床被子，一個褥子，還有一個洗臉盆，漱口缸，一個勺，就帶著這些去魯藝了。
我到了延安以後不久就認識馬海德了，是因為水土不服病倒了，馬海德給我看過病。他一見我就特別地喜歡，後來他説，我去看病時他見到我的第一眼，就覺得我就是他理想中的情人。但那時我們也沒有確定戀愛關係，我同意了他的求婚是1940年3月份的事，結婚是3月3日。
我當時還沒有這種意識，馬海德想盡辦法跟我接近，包括用在延安見不到的印有蝴蝶的信紙寫下藥的使用方法。他好幾次約請我到他窯洞裏做客，我也答應了。他説你會做飯嗎，我説我會，問我會做什麼菜，我説我會做鴛鴦蛋，鴛鴦蛋要什麼材料啊？我説要菠菜、肉末，説了一大堆菜單。他有一個伙伕，去給都買齊了，真不容易，在當時的延安，要買齊這些東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那一天我就帶了我三個好朋友，連我四個人，去亂做一通，吃完就跑了。他當然很失望，因為他希望我一個人去，我不是沒領會，而是不願意一個人單獨去。第二次他還約我，不死心，我又故伎重演，完了又去吃一頓，鬧一頓，又跑了。
到了1940年春節，是我們到延安後第一個春節，當天晚上我魯藝有個晚會，非常非常熱鬧，我們四個係，美術、音樂、文學等，還有一個京劇團，江青也曾經在那個團裏，唱《打漁殺家》，當晚毛主席也去了，中央首長好多都在觀眾席裏。
馬海德也去了，劇團給他弄了一個京劇花臉走場的角色，出來拜天拜地，化了粧，大花臉，毛主席等就在台下坐著硬板凳，第一排。毛主席笑得前仰後合，説這個馬醫生，這個馬海德，大受歡迎，觀眾不讓他下臺，他沒辦法就唱了一首《桃花江是美人窩》，是上海的流行歌曲。
之後就是舞會。我不會跳，馬海德的華爾茲跳得特別好，他請我跳，説他教我，因為我會音樂和戲劇，所以很快就學會了，跳的很順，一直跳到夜裏兩點鐘才散。我們窯洞裏住著一個丈夫犧牲了的孕婦，也是魯藝戲劇系的學生，回到那裏我們發現，她快要生了。
我看到這個情況就想起了馬海德。大半夜的，我和一個室友打著手電翻過兩個山坡去當晚他臨時住的地方找他。儘管他説不是婦産醫生，沒學過，但我們還是把他拽來了。到了我們的窯洞，他叫我們用鐵壺燒開了水，給剪刀等消毒。讓我和同去的室友用肩膀做産婦擱腿的架子，我們聽著産婦喊疼，在叫，我們都架不住了，但不能放下，後來生下一個小女孩，孩子一哭，我們全係的同學都高興得瘋了似的，又跳又叫。
馬海德很順利地給剪了臍帶，消毒，弄得很好，孩子也包好了。母親給她起名叫集體，因為是集體幫忙才生下來的。
馬海德和周蘇菲、兒子周幼馬
之後天也快亮了，很冷，我讓馬海德用剩下的一點熱水洗手，然後我説很抱歉，我只有一把牙刷，也不方便給你用，他很爽快，伸出一個指頭來説，行，你給我擠點牙膏吧，他就用手指頭漱了口。之後我説你還是回去休息吧，讓他自己走。他説這還休息啥，都早晨了，快六點了。他説不休息了，“我精神很好，我們去散步吧。”
我們之前都有晚飯後去魯藝附近河灘上散步的習慣。他提議後我就跟他去了。過程中他希望我能夠了解他，他介紹他的身世。當時延安談戀愛的方式，家庭出身首先要了解，比海誓山盟要重要的多。
他那時中文已經很好，完全用中文交流，我聽完也得自己説一説我的家庭，浙江舟山群島沈家門，有船廠，要不然沒有話説。之後，他説可不可以吻你一下，我説可以。他就親了我的臉，還擁抱了我，他又説我要向你求婚，完全外國式的。我也不知道，也答應了。
他擁抱我我也沒有反對，沒有把他推開，他向我求婚，我説“行”，不知道怎麼想的，就同意了。他一聽完就往魯藝跑，騎上他的馬就到了當時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窯洞前，當時王稼祥已經結婚了，還在炕上，他一下子就衝進去，延安晚上睡覺都不怎麼關門的，興奮地説“我要結婚啦，我要結婚啦！”
過兩天組織正式批准了我們的婚姻。之後他認為結婚一定要登記和有儀式，還要請客，就電告路易-艾黎，説自己結婚了，需要錢，對方馬上匯來200塊大洋，他高興極了，從郵局拿到錢後，就帶我去登記。
登記過程也很好笑，邊區政府有一個民政廳，在一個窯洞裏，有一個結婚登記處，是為了當地老百姓設立的，因為原來延安的買賣婚姻很厲害，所以要登記，不準再買賣婚姻，共産黨要廢除買賣婚姻。
可是我們是組織批准了就是結婚了，但馬海德非要去登記。我們進去之後，一個小鬼看到我們倆，一個大鼻子領著一個中國姑娘來了，説你們要幹什麼？馬海德説我們要結婚，結婚要登記。對方噗嗤一笑跑了，讓我們坐冷板凳等了半天。
後來他們主任來了，一看是馬大夫，就問您要幹什麼？他説我們要結婚。對方聽説連忙説好。問我們有證婚人麼？馬海德説沒有，但有介紹人。那個主任就主動給我們作了證婚人。接著他就給我們進行了登記，也開具了結婚證書。
我們那是全八路軍裏唯一的一張結婚證，因為其他人要結婚都是組織批准的，但馬海德特別，非要登記，所以有了這麼一張結婚登記證，特別稀罕。原件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裏收藏，我們只有一張複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