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合作打造網絡空間的命運共同體

　　國際在線報道：今年2月，一部叫《零日》的紀錄片，在柏林電影節上映。影片講述的，正是美國于2009年利用“震網”病毒攻擊伊朗核設施的事件。此舉導致伊朗至少有1000台離心機報廢，延緩了伊朗核項目的順利推進。除此之外，早在2003年美伊戰爭期間，美國就曾通過終止伊拉克國家頂級域名的申請解析，將其從虛擬世界“抹掉”；2004年4月，美國故伎重演，再次讓利比亞從網絡世界“消失”3天；就在今年，美國多次宣稱，正在對“伊斯蘭國”組織發動全方位的網絡戰。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稱，網絡戰是美軍的最新嘗試，美國在這一領域有著強大的實力。卡特説的沒錯，美國在網絡空間的能力無人能敵。美國已成立網絡司令部，並陸續建立了130支網絡部隊，同時通過控制全球唯一的主根伺服器和12台輔根伺服器中的9台，掌控著全球最核心的網絡資源。

　　可諷刺的是，這樣一個網絡空間的頭號強國，一個本應該最有安全感的國家，反而把網絡威脅視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就在《零日》上映的前一週，美國剛剛公佈了2016年的《安全威脅評估報告》。這是繼2013年以來，美國連續四年將網絡威脅列為榜首。事實上，美國對網絡安全威脅的重視由來已久。歷數美國近20年來的報告及表態，可以發現網絡空間安全已成為美國政府的“三最”——“最迫切的問題”、“最優先的事項”和“最嚴重的挑戰”。奧巴馬多次表示，網絡威脅是國家安全面臨的首要威脅。

　　那麼，美國為什麼如此重視網絡威脅呢？歸根結底，是基於美國的網絡戰略目標，也就是要維護美國在網絡空間的霸權。在美國看來，要想繼續當“世界霸主”，就一定要確保自己在網絡空間的優勢。因此誰對它的優勢造成挑戰，誰就對它構成威脅。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共出臺國家級網絡安全戰略40余份。回顧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時期的文件，我們梳理出美國網絡戰略演變的兩條軌跡：一是戰略目標的演變，從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先發制人的網絡打擊再到謀取全球制網權；二是戰略手段的演變，從網絡防禦、攻防結合再到全球網絡威懾。2011年，美國發佈《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明確了謀求優勢、控制世界的目標。同年，美國創立“倫敦議程”，試圖主導網絡空間的治理進程。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任何一個戰略都必須基於美國的領導。約瑟夫•奈也曾表示，美國要以“信息霸權”來鞏固其“全球霸權”。這表明，美國網絡戰略的演變，深深打上了“擴張性”的烙印。在美國看來，如何在網絡空間“建章立制”，與二戰後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同等重要。

　　作為網絡空間實力最強的國家，美國一邊“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謀求霸主地位，對其他國家實施網絡威懾，另一邊卻把矛頭對準中國，叫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網絡威脅來源，借“駭客威脅論”頻繁指責中國。

　　這樣的抹黑，我們真是“看不懂”。“任性”的美國讓“友誼的小船説翻就翻”，但是“這個鍋中國説什麼也不背”，因為中國才是“真正的傷不起”：據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統計，僅2015年，中國境內就有1978萬餘臺主機，被10.5萬餘個木馬僵屍網絡控制，其中來自境外的控制端有6.4萬餘個，佔控制端總量的61.2%，比2014年增加了51.8%。此外，我國有2.4萬台工業智慧設備，被來自美國的IP地址所控制。

　　一個在網絡空間極力謀求霸權、大打網絡問題“政治牌”的強國，卻對網絡威脅真正的最大受害國橫加指責，這無疑是在套用“雙重標準”，更是冷戰思維在網絡空間的延續。美國學者就已經為這種“零和思維”開出了“藥方”。卡內基基金會高級合夥人阿什利•特利斯稱，美國之所以遏制中國，是因為擔憂中國某一天會對自己構成威脅。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謝潑德•福曼稱，美國政策有兩面性，它確實主導了現代全球治理機制的建立，但同時卻又“權宜”地選擇是否支持它或是遠離它。美國的霸權地位，給了它奉行“例外主義”的衝動。

　　習總書記曾強調，“維護網絡安全不應有雙重標準，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網絡威脅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因此，應該讓網絡安全成為國際合作的增長點，而不是對抗衝突的摩擦點，一味訴諸“麥克風外交”只會適得其反。網絡空間的特點決定了只憑單打獨鬥是不行的，需要各國的通力合作，這既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中國願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推動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