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思想

　　作者：何毅亭

　　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由56個民族結成的中華民族要實現民族復興，一個有13億多人口、幅員960萬平方公里的東方大國要保持長治久安，沒有戰略謀劃和戰略構建是不可想像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統攬全局，注重運用戰略思維治國理政，從確立戰略願景到構建戰略佈局再到推動戰略合作，從籌劃戰略決策到實踐戰略部署再到堅定戰略意志，環環相扣，形成科學系統的戰略思想。

　　確立戰略願景

　　目標願景是戰略的核心。確立科學的戰略願景，做到既志存高遠、催人奮進又腳踏實地、切實可行，這是戰略構建的第一步。沒有這一步，戰略就無從展開成為空中樓閣。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這一步，在十八大剛剛閉幕就華麗邁出了。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在展覽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地指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經過“雄關漫道真如鐵”的昨天，立足“人間正道是滄桑”的今天，“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已經在向我們招手。“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中國夢是重大戰略創新，實現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基本內涵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次被作為明確的戰略願景提了出來，意義不同尋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發展中國家基礎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13億多人口的國度中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格局中實現大國和平崛起，所有這些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全新事情、全新探索、全新實踐，因而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嶄新實踐。

　　正因為“嶄新”，如何做到復興而不是復古、崛起而不是威脅，中國夢需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界定內涵、塑造靈魂、彰顯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就任國家主席的講話中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中國力量。就是説，中國夢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的階段性新篇章，是對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美好夙願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命運和當代中國發展走向的自覺擔當。

　　從大國邁向強國，從發展中國家走向中等發達乃至更高水準的發達國家，中國夢作為戰略願景毫無疑問是宏偉遠大的。但實現這一戰略願景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僅有很長的路要走，更有很多事情要做。這就需要進行時空的大幅壓縮與跨越，用數十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走了幾百年的歷程，通過形成強大的統一意志和組織力量，把一切經濟政治社會資源都科學地組織和調動起來，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薄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回望歷史，我們黨95年開闢、67年探索、38年實踐，經歷了曲折和輝煌、順境和逆境、高潮和低潮，各種艱難險阻都跨越過，各種非凡奇跡都創造過，正是這豐富經歷和苦難輝煌讓我們對這條道路充滿自信。

　　同時，這一宏偉遠大的戰略願景又有著具體清晰的路線圖與時間表，這就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到2020年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把宏偉戰略願景與階段性戰略目標有機結合起來，中國夢不僅奠定了戰略基石，更夯實了實踐基礎。

　　構建戰略佈局

　　戰略佈局是對戰略願景的展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並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確立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總戰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個全面”涉及的都是貫穿當代中國已經和正在做的事。小康社會是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奮鬥目標，近40年的改革是貫穿新的歷史時期的主旋律，從嚴治黨是95年來中國共産黨一以貫之的要求，依法治國方略從黨的十五大提出到現在也已近20年。為什麼把這四者結合起來而且加上“全面”兩個字？很重要的是，儘管當代中國在這四個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和輝煌成果，但“不全面”依然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客觀現實。非全面則不能成事，不全面則會壞事。為何群眾在吃飽穿暖後卻對帶領他們致富的黨員幹部意見越來越大？因為經濟領域小康的滿足與政治領域權利訴求跟不上形成巨大反差。為何今日中國社會消除腐敗的壓力頗大？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以及黨的制度體制建設之間的不協調，在經濟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愈來愈發揮決定性作用，權力運行方面則還有相當與此不適應的計劃體制色彩。為何人民群眾對法治的期望值不高、信任度不強？因為法律立得越來越多，但執法、司法、守法還在一些方面跟不上趟。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等全面的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是“五位一體”全面進步的事業。“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把“全面”做為戰略支點，從全面切入與突破，使我們黨的戰略謀劃和戰略構建有的放矢、綱舉目張。

　　全面小康，必須“一個都不能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全民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沒有農村的全面小康和欠發達地區的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全面小康。”全面小康，又必須“一項都不能缺”。不能僅僅是經濟小康，文化小康、社會小康、生態小康等也要齊頭並進，讓人民群眾享受民主參與、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堅持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以及黨的制度體制的變革，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於法有據。全面依法治國，就要從法律體系走向法治體系，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就要從轉變作風入手，通過反腐敗發力，高度重視制度治黨，既治標又治本，既治行又治心，既管關鍵少數又覆蓋全體黨員，沒有任何例外的特殊黨員，也沒有任何例外的“鐵帽子王”。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言簡意賅、精闢深刻，既有戰略目標又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蘊含著重大戰略意義，相互之間密切聯繫、有機統一，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到2020年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國家的發展水準就會邁上一個大臺階，我們所有奮鬥都要聚焦于這個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第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發展注入動力，為社會激發活力；全面依法治國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立規矩護權利，促和諧保穩定；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打鐵先要自身硬，用先進和優秀打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作為一個整體戰略部署有序展開，共同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

　　推動戰略合作

　　大國治理從來不能只是眼光向內。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隨著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處理世界上的事，包括一個國家自身求發展，只有合作才能共贏，對抗則會兩敗俱傷。順應這樣的大勢，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積極推動更高層面、更大範圍、更加緊密的國際戰略合作，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到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及中韓“四個夥伴”關係、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中英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等，中國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摒棄了傳統大國關係模式，實現了國際關係的重大戰略創新。不衝突、不對抗，客觀理性地看待彼此戰略意圖，堅持做夥伴、不做對手；堅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在此基礎上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從對亞太周邊的鄰國夥伴“親、誠、惠、容”到對非洲各國合作的“真、實、親、誠”，相同的是對合作共贏的真誠追求，不同的是對各國歷史文化道路制度的高度尊重。尤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極大地激發了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和諧、公平正義的渴望。

　　如何化理念為行動，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變夢想為現實的戰略平臺。這一戰略平臺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是連接亞歐非的廣闊“朋友圈”，是中國社會為世界各國搭建的“快車”、“便車”、“順風車”。

　　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全球化是基本態勢。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模式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就是從19世紀開始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但是當年的全球化僅僅是從西方走向東方，從前發達國家走向後發展國家，基本上沒有形成良性互動。單向的全球化是不夠的，也是有缺憾的。“全球化”就應該真正全球流動起來，不僅要有從西方到東方的全球化，還應該有從東方到西方的全球化。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從東方走向西方、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從中國走向世界的一種新的全球化。這一戰略構思相當於對西方全球化發展的對衝，這種對衝可以讓世界經濟更加有活力。而且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是純粹的經濟發展戰略，是純粹的經濟發展戰略平臺，是在充分尊重沿帶沿路各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基礎上的經濟戰略合作，不把意識形態強加給別人，因而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支持與合作。這一點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過程中體現得很充分，尊重他人也就得到了他人的尊重，建立起共同的利益也就建立起了更緊密的聯繫。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裏，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更致力於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2014年3月下旬至4月初，習近平主席訪問歐洲四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歐盟總部時指出：“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當今天的世介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環境問題時，“天人合一”為人類修復自己的家園送上一劑良藥；當今天的世界因為各種各樣的利益糾紛與衝突而可能擦槍走火的時候，“和而不同”恐怕是實現各得其所的唯一選擇；當人類社會越來越沉湎于社會發展方式“唯一解”的時候，讓“生生不息”告訴我們還有別樣的可能性、別樣的精彩是很有意義的。

　　保持戰略定力

　　作為一個科學體系，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思想，不僅重視戰略的構建，同樣重視戰略的實施；不僅強調戰略籌劃的科學性，同樣強調戰略意志的堅定性。

　　戰略意志首先表現為戰略定力。對於道路方向高度自覺、充滿自信、堅定不移，“任爾東西南北風”；對於業已制定的大政方針延續穩定，不患得患失，不瞻前顧後，“咬定青山不放鬆”；面對錯綜複雜、風雲變幻的環境，平心靜氣，該變則迅速變，不該變則堅決不變，“亂雲飛渡仍從容”。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找到一條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這條道路更不容易。過去，我們照搬過本本，也模倣過別人，有過迷茫，也有過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覺醒，一次次實踐、一次次突破，最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之路。現在，有些人議論這個道路、那個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有的是思想認識誤區，有的是別有用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我們看準了、認定了，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在這一過程中虛心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必然的，但不能數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發展模式。要始終保持清醒堅定，保持強大前進定力，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

　　堅定的戰略定力背後是高超的戰略思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方向，引導全黨要視野開闊、胸襟博大，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站在時代前沿和戰略全局高度觀察、思考、處理問題，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透過紛繁複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內在規律。提高了戰略思維，就可以既抓住重點又統籌兼顧，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既熟悉國情又把握世情，在解決突出問題中實現戰略突破，在把握戰略全局中推進各項工作。

　　這種戰略思維，在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新常態的戰略判斷中體現得尤為充分。針對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的新常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如何把握這個大邏輯，因勢利導，化害為利？這顯然離不開對戰略思維的高超運用。

　　首先，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我們不能做鴕鳥，把頭埋進沙土中就裝作什麼也看不見，好像就沒有新常態似的。同時我們不能因循守舊，指望一招鮮吃遍天。在新常態背景下，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那種大兵團作戰方式不僅不能再用，還會引火燒身，使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激化，不僅國內條件不支持，國際條件也不支持。

　　但是，面對新常態我們也不必驚慌害怕。引領新常態不是無所作為，反而是大有可為。舊的大門關上了，新的大門正在打開，而且更敞亮；舊的舞臺謝幕了，新的舞臺應運而生，而且更寬廣；舊的機遇逝去了，新的機遇迎面而來，而且更豐厚。只要我們轉變發展理念，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經濟新常態就會變為中國經濟大發展、好發展、新發展的肥沃土壤。

　　總起來説，習近平總書記的戰略思想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蘊含著對世界發展大勢的科學判斷，對中國發展方略的深邃思考，對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切關懷，標誌著我們黨對共産黨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進入一個新境界。

　　（作者係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