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攤、廣場舞與大學精神

　　社區並不等同於社區認同感，從社區到社區認同感的升格過程，則是經由類似執筆者這樣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種校園危機時表現出的社區行動。

　　最近，署名為“中山大學校園發展關注組”的一封信“中大學子致校長：為什麼我們堅持留下修理攤？”被中大校友瘋轉。事情由來是：在南校區東門宿舍區修鞋長達32年之久的李大叔及另外3位攤主被責令搬走。執筆者認為，中大師生有修車、修鞋、修傘等現實需求，修理攤是大叔們生計之所繫，還承載了中大的歷史記憶。信中希望不變更修理攤的地點，做適當修繕，或者集中佈局“生活服務功能區”。

　　中大有“中山大學校園發展關注組”，是中大之幸事。中大是一個集聚于特定地段的物理社區/物質空間，正因為有許多用實際行動支持中大發展的人，中大才成為有豐富情感關聯和記憶聯結的社會空間。社區並不等同於社區認同感，從社區到社區認同感的升格過程，則是經由類似執筆者這樣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種校園危機時表現出的社區行動。

　　學校治理是以校園為主，通過挖掘學校資源、培育學校意識、活絡學校關係、重建學校社會資本，從而發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創新驅動學校治理，需要最大限度地激活校內外活力，形成多元治理主體、協力推動學校建設與發展。毫無疑問，各方對於修理攤搬離與否的認知過程、意見交鋒，都是在踐行多元治理主體、協力推動社區發展等原則。

　　校方要求修理攤搬離的理由是實現校園“光鮮亮麗”。校園整體美觀的規劃需求，當然不能否認，但局部地段適當無序無傷大雅。1961年，加拿大規劃學者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嚴厲批判了將街區及社區簡單化、規模化、統一化的城市規劃和設計思路，認為這種表面光鮮亮麗的規劃，是在扼殺城市的活力，會失去街區之間相互照看的“街道眼”，不利於百姓的日常生活。從城市生態學和社區認同感的角度，非正規經濟業態在各個尺度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於樓道尺度的生活型産業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街坊鄰裡的社區認同感。

　　要不要保留修理攤，需要回答這個問題：誰是中大的文化持有者？我以為，有中大情結的人都算！包括在校生和畢業校友，在崗的和曾在中大工作過的教職工，甚至鍾情于中大校園和中大氛圍的遊客，親歷中大變遷的見證者，等等。一個在中大工作32年的修理攤大叔，是理所當然的“中大人”和合格的中大文化持有者。

　　估計很多畢業的中大人回到母校，經過修理攤都會淺淺一笑，以示問候。我們不妨大膽想像：一個修傘的小姑娘和一個補胎的帥小夥在此相遇，從此相識、相知和相愛。換言之，修理攤和中大師生們之間已産生了豐富的社會文化關聯。由此推演，我們是不是可以圍繞修理攤開展地方再生，是不是可以修建一個微型亭閣，配一把遮陽（雨）傘，標識中大校訓或其他公益廣告，讓其成為具有文化標示性的校園景觀呢？

　　中大素有開放包容、自由活潑、務實求真、對話討論及歷史責任和文化意識強等遺風。我相信，校方會在聽取廣大師生意見的基礎上，充分調查研究，適當調整校園環境整治方案，給出一個令多數中大人都滿意的答覆。

　　與“中大校園環境整治”相關的另一件事，是2015年10月，出於中大北門廣場園林綠化升級改造的需求，已成為北門廣場一張靚麗名片的廣場舞被叫停。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大的社會學系、教育學系、農學系和地理學系等相關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師生就把附近的康樂村（中大附近最大的城中村）等社區作為夜校和相關教學與研究基地，通過專業知識的植入、相關活動的舉辦和先進意識的傳播，豐富了社區居民的業餘文化娛樂生活，搞活了社區居民的社區氛圍，增進了社區認同感和凝聚力，塑造了校園與社區的良好互動關係。中大這一服務地方社區的優良傳統，應該得到繼承和光大。

　　對於“中山大學校園發展關注組”等類似社群，我們應該多一些寬容、多一些鼓勵、多一些支持。如果哪一天，中大有更多的關愛中大、關注社區、關心社會且議題廣泛的社群出現，這就是對中大“家國情懷”和“領袖氣質”的最好詮釋。（姚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