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産黨人的黨性與黨性修養
原標題:共産黨人的黨性與黨性修養
黨性是黨員幹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共産黨員的黨性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體現,也是中國人民優良品質和中華民族美德的體現。因此,每個共産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都應當講黨性,都必須自覺地加強黨性鍛鍊,增強黨性修養。
一、如何理解共産黨人的黨性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列寧曾對無産階級政黨中的黨性問題作過較多的論述。人們在探討黨性問題時,最常引用的是他這樣一段話:“嚴格的黨性是階級鬥爭高度發展的伴隨現象和産物。反過來説,為了進行公開而廣泛的階級鬥爭,必鬚髮展嚴格的黨性。因此,覺悟的無産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完全應該隨時同非黨性作鬥爭,堅持不懈地為建立一個原則堅定的、緊密團結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而努力。”(《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2頁)列寧還説:“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黨性是高度發展的階級對立的結果和政治表現。”(《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頁)很顯然,列寧所説的黨性,主要是指政黨的階級性,強調無産階級政黨要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從現有的文獻看,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對黨性作出明確定義的是劉少奇。1941年6月,他在《人的階級性》這篇文章中,對何為“黨性”作了闡釋。他説: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最大多數人民弄到饑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無産階級與共産黨人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是共産黨人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也是共産主義道德的基礎。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他強調:“共産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産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産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産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産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頁)
1941年下半年,任弼時在《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一文中,對何為共産黨員的黨性作了這樣的概括:“黨性的範疇究竟包括些什麼,究竟怎樣才能鍛鍊出和培養成堅強的黨性呢?就是説,為了增強黨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養和鍛鍊自己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弄清幾個基本前提:一、共産黨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無産階級的利益就是共産黨的利益。二、共産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産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三、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誌,來測量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頁)
劉少奇和任弼時在論述黨性問題時,之所以強調共産黨員的黨性是“無産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是“無産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就是因為中國共産黨由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所以,其黨員應當具有高度的覺悟、良好的品德和優良的作風。工人階級是社會化大生産的産物,與現代化大生産相聯繫,代表著先進生産力。工業化大生産培養了工人階級的組織紀律性,養成了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同時,由於工人階級沒有生産資料,造就工人階級沒有私有制觀念。儘管不可能每個黨員都是工人出身,但加入黨的組織後就必須實現自身思想意識上的無産階級化,即具有無産階級的先進性。因此,中國共産黨的先進性是工人階級階級屬性的昇華,即將工人階級與現代化大生産相聯繫所代表的先進生産力,昇華為共産主義的崇高理想和堅信這種理想能夠最終實現的堅定信念;將工人階級現代化大生産所養成的團結協作精神和組織紀律性,昇華為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自覺遵守黨的紀律的意識;將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的優秀品質,昇華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産黨的這种先鋒隊性質,決定了黨既是中國工人階級、同時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集合體。這种先進性,不但要求每個共産黨員應體現工人階級的優點,也應體現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優點。每個共産黨員應當自覺認同黨的先進性、體現黨的先進性、維護黨的先進性。共産黨員對黨的先進性應具有的自覺意識,是對黨的性質、黨的宗旨、黨的紀律的真正認同與自覺遵循,其外在表現是黨員觀察問題、處理問題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表現為黨員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風。共産黨員不但應具有良好的個人品德修養,更應表現出堅定的黨性修養。
二、共産黨人講黨性的基本要求
從文獻梳理的角度看,中共黨史上黨性一詞的廣泛使用是1941年開始的。這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過程中國共關係問題上最嚴重的事件。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局勢與對策,總結其中的歷史教訓。中共中央認為,皖南事變之所以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其所領導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發展至極不經(正)常的程度。”因此,“必須估計到遊擊戰爭環境,即在今後仍有可能産生如象張國燾或項英這類人物,因此加重了全黨特別是軍隊中乾部與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決不可輕視這個絕大的問題”。(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第33—34頁)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加強黨性教育的問題。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專門論述黨性問題的文件。該決定列舉了當時黨內在黨性問題上存在的各種表現,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多數人通過的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幹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甚至進行派別活動;在思想意識上,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於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實事求是地了解具體情況,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繫等。文件指出,為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更嚴格地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實現對於廣大黨員的改造;每個黨員領導幹部都必須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於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
這個文件中共中央原本決定由任弼時同志負責起草,但當時任弼時同志正負責籌備黨的七大,工作任務很重,後來改由王稼祥同志起草,但任弼時同志始終惦記著中央交給的任務,因而在1941年下半年撰寫了前文提到的《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其中提出測量一個共産黨員是否講黨性,有如下標誌:第一,要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無産階級的利益是黨的最高利益,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並且要使得為黨的利益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第二,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以及黨的政策和策略,要靈活地、切乎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第三,與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狀態、獨立主義、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作鬥爭,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鬥爭。第四,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第五,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繫。(《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頁)
延安整風開啟了黨性教育的新途徑。自延安整風以來,黨的歷屆主要領導人都從不同的角度論述過黨性問題,強調加強黨性的重要性。毛澤東指出:“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産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他還説:“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一種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産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頁)毛澤東認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一個共産黨員講黨性的最基本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建設遭到嚴重破壞,導致黨內一些人嚴重違背黨性,大搞派性。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時,鄧小平一再強調,共産黨人不能搞派性,而要講黨性。他指出:“我們現在對於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黨性也包括聯繫群眾、艱苦樸素、實事求是等等。選幹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2頁)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增強共産黨員的黨性鍛鍊,江澤民同志認為,要強調自覺地刻苦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模範,做艱苦奮鬥、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模範,做遵守紀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做腳踏實地、勤奮工作、忠於職守的模範,做反對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發揚社會主義新風尚的模範。(《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
胡錦濤同志指出,領導幹部作風問題,説到底是黨性問題。加強領導幹部黨性修養,樹立和弘揚優良作風,要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統一,堅持繼承光榮傳統和弘揚時代精神相統一,堅持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相統一,堅持加強個人修養和接受教育監督相統一,做到政治堅定、作風優良、紀律嚴明、勤政為民、恪盡職守、清正廉潔。(《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50—851頁)
習近平同志指出,堅強的黨性,是成為高素質領導幹部的首要條件。各級領導幹部要加強理論修養,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要加強政治修養,增強政治信念的堅定性、政治立場的原則性、政治鑒別的敏銳性、政治忠誠的可靠性;要加強道德修養,不斷提高道德認識、陶冶道德情操、錘鍊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要加強紀律修養,增強紀律觀念,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政令暢通;要加強作風修養,做到執政為民有新舉措、求真務實有新要求、廉潔從政有新成效。(《領導幹部要加強黨性修養提高綜合素質》,《人民日報》2009年3月2日,第2版)
毫無疑問,共産黨人的黨性原則包含著廣泛的內容。黨章規定的黨員必須履行的八項義務,其實也是對黨員黨性八個方面的基本要求。衡量一個共産黨員是否講黨性,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量,但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是否理想信念堅定,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否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否能夠真正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是否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總之,講黨性,就是黨要求做的堅決貫徹執行,黨不允許做的自覺遠離,最根本的是與黨同心同德,共産黨員要姓“黨”。
共産黨員必須講黨性,但並不等於抹煞黨員的個性,抑制黨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對於這個問題,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曾作了詳盡的論述。他指出:“講到個性與黨性,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麼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只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講清楚這一點,對於黨的進步,對於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會有好處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416頁)
在處理黨性與個性的關係上,每個共産黨員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黨的原則、紀律面前,要毫不猶豫地講黨性;在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必須堅持人民利益、黨的利益至上。同時,講黨性並非否定個性,而是要求在遵守黨章、服從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的前提下,尊重每個黨員的個性和黨章賦予的權利,充分發揮黨員的主動性、創造性。
三、加強共産黨員的黨性修養
近年來,由於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鍊和艱苦複雜環境的考驗,一些黨員在黨性問題上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如:理想信念不堅定,甚至不信馬列信鬼神,是非觀念模糊;追求個人利益至上,違背黨的宗旨和紀律;拉關係、找靠山、搞小圈子,個人淩駕於組織和群眾之上;為了所謂政績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不惜勞民傷財;丟掉了艱苦奮鬥的傳統,嚴重脫離群眾;把制度當擺設,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等。這些問題説明,一些黨員的行為已嚴重背離了黨性要求。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增強廣大共産黨員的黨性,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問題。當下,尤其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提高廣大黨員的自覺意識。
1.堅定理想信念。一個黨員是否講黨性,表現出來的是言論、是行動,是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理想信念,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共産黨人是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論者。黨的最高綱領,自黨成立的那天起就已明確:要為實現共産主義而奮鬥。但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黨又都確定具體的奮鬥目標,即最低綱領。黨章指出:黨在現階段的戰略目標是,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到建國一百年時,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基本實現現代化。因此,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就是黨在現階段的最低綱領。
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就強調:“在中國,任何踏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同時具有現時實際與將來遠大理想兩種責任的。並且應該懂得:只有現時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徹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的那個階段去。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産主義,這是人類最美滿的社會制度”。(《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3頁)這就非常明確地闡述了中國共産黨人現時的實際任務與將來遠大目標之間的辯證關係。
在當下,堅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好,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覺與自信。只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做到始終忠誠于黨,忠誠於人民。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産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産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是共産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産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堅定理想信念,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利器來武裝自我,加強理論學習,要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不斷強精神之氣,固思想之元。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做共産主義理想的堅定追求者,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信仰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忠實踐行者。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寬了,心胸就開闊了,從而就能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能樹立大局觀念,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
2.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中國共産黨的思想路線。共産黨員講黨性,必須自覺遵循這條思想路線。
習近平同志指出:“實踐反復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習近平中央黨校十九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頁)一個共産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如果並不是因為一時不了解情況而犯錯誤,而是為了個人的名譽地位,為了個人利益,有意誇張成績,隱瞞缺點,掩蓋錯誤,甚至故意弄虛作假,瞞上欺下,這不止是黨性不純的表現,而是喪失了黨性。因此,“必須把樹立實事求是的作風,作為加強黨性的第一個標準。”(《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頁)敢不敢堅持實事求是,考驗著一個共産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立場和道德品質,始終是領導幹部黨性純不純、強不強的一個重要體現。要做到實事求是,不僅要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還必須有公而忘私和不計個人得失的品格。
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而要了解客觀實際,就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開展調查研究,把客觀存在的事實搞清楚,把事物的內部和外部聯繫弄明白,從中找出能夠解決問題、符合群眾要求的辦法來。所以,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要真正做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更沒有決策權。
3.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産黨的根本宗旨。能否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繫,自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檢驗一個共産黨員是否講黨性的標準之一。
對於黨性與人民性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強調:“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中國共産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共産黨員是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是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於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
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共産黨員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淩駕於群眾之上。要時刻將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別是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去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黨性説到底就是立場問題。共産黨人無論是想問題、搞研究,還是作決策、辦事情,都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而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就是共産黨人的黨性原則”。(《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頁)
4.守紀律講規矩。中國共産黨從建黨之初的幾十名成員,發展到今天的8700多萬黨員,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黨歷來十分重視紀律建設。習近平同志指出:“組織紀律性是黨性修養的重要內容。加強組織紀律性必須增強黨性。”(《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頁)能否守紀律、講規矩,特別是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也是衡量一個共産黨員是否具有黨性的重要標誌。
對共産黨員來説,守規矩無疑首先要遵守黨章。入黨誓詞中便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的內容,即是説,擁護黨綱、遵守黨章,是一個共産黨員的起碼條件,也是加入黨組織時的承諾,更是黨性的重要體現。因此,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要自覺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同時也要自覺地學習黨內法規,學習憲法法律,形成對法紀的敬畏,樹立法治意識、制度意識、紀律意識,做到懂法紀、講規矩,知敬畏、存戒懼。
注重和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是共産黨員的責任和義務,每個共産黨員都要堅定加強黨性的自覺性,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真正做到嚴以修身、嚴以律己。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