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上的“美國夢”

　　美國人常説，“政治導致同床異夢。”長期以來，美國的現實便是如此，2016年的選戰（包括總統和國會選舉）表現更甚。尤其怪異的是，美國民眾的焦慮與選舉過程中的腐敗形成了鮮明對比。兩極分化的選民認為，中産階層的困境是我們這一時代的關鍵社會經濟問題。然而，競選資金的結構正日益偏向於富裕的、根深蒂固的權力基礎。它導致精英與被剝奪權利者之間出現明顯的政治中斷點。

　　根據美國政治研究中心的調查，2015至2016年度的聯邦大選（包括總統和國會選舉）共計籌款25億美元。與往屆大選相比，明顯低估了金融資源參與 2016選戰的充分程度。據《泰晤士報》報道，《紐約時報》集團通過市場化廣告、報紙與電視傳播等方式，僅在2016年3月有關特朗普的報道，相關價值就接近20億美元；根據關於希拉裏·克林頓的報道，相關價值約是前者一半。毫無疑問，2016年選戰的總體花費將很容易打破2012年所創下的63億美元紀錄。

　　這種超常增長貢獻來自於一小部分選民。2016年5月，為聯邦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贈排名前100的個人合計捐贈總額為2.92億美元，排名前100的組織（如工會、公司和他們的僱員）貢獻1.33億美元。然而，在所謂“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所籌的7.54億美元面前，這些數額相形見絀。

　　當前聯邦競選的個人貢獻高度集中于少數富裕投票階層。根據美國政治研究中心的數據，為大選捐款超過200美元的只佔成年人總數的0.34%。2016年所募集資金總額的65%來自於前1%的組織和個人捐贈。

　　錢花的是地方嗎？象徵現有權力基礎的在任者自然會給出肯定答案。儘管關於政治變革的呼籲不斷，但這並未改變在任者的慣性趨勢。從1963年到2014年，眾議院的平均連任率為93%，參議院為82%。到目前為止，參議院連任者與挑戰者之間的花費之比為4：1，在眾議院這一比例高達6：1。

　　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夢”處於危險之中——尤其是如何為後世美國公民帶來經濟繁榮這一理想目標變得更加遙遠。雪上加霜的是，美國中産階層的實際工資持續停滯已是事實。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1999年以來，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縮水了7.2%，而在1999年之前15年內增長了18.9%。“美國夢”正站在變為噩夢的懸崖邊上。

　　雖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還在為中産階層的困境爭論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迫切需要扭轉這一嚴峻趨勢。家庭收入壓力在增加，勞動生産率在下降，後者是任何經濟體生活水準的基礎。事實上，從2008年至2015年，美國非農部門每小時産出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2%，而2008年之前8年的增速為2.7%。

　　主要的宏觀經濟驅動力的生産率增長，即企業資本支出和儲蓄，也一直備受壓力。2008年至2015年，非住宅固定投資平均只佔GDP的12.2%，而在前8年為12.8%。同樣，2008年至2015年，國民凈儲蓄率平均只有國民收入的0.8%，而在2000—2007年間為3.2%。

　　儲蓄、投資和生産率是經濟幸福指數實際關注的問題。三方面的不足導致中産階層産生焦慮，這已不足為奇。對此，公眾已經明白，但美國的政治領導層似乎並沒有了解這一點。它可能會承認問題，但難以提供新的答案。

　　關於政治經濟的繁榮需要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需要一種反思：未來幾年是實現還是打碎“美國夢”？它關係到一個國家的選舉職能要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可悲的是，2016選戰並不令人鼓舞，因為政治權力的集中越來越偏向精英與當權者。（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坦利前亞洲主席 斯蒂芬·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