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需綜合應對難民危機與恐襲風險

　　7月18日深夜，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維爾茨堡市附近，一名17歲的阿富汗籍難民在一列火車上持斧頭砍傷21人，肇事者隨即被警方擊斃。之後，警方在兇手家中發現手繪的“伊斯蘭國”旗幟，“伊斯蘭國”也發表聲明，稱此人為其所招募。

　　事實上，類似事件並非首次在德國發生。今年跨年夜，德國多地發生搶劫、性侵婦女案，以科隆市中心火車站最為嚴重，大批女性遭到上千名“中東北非面孔”的男子騷擾，其中不乏混雜難民。事件震驚全德，一度促使默克爾重新審視並收緊德國難民政策。2月26日，一名有摩洛哥背景的少女在漢諾威車站突然持刀襲擊警員，警方懷疑其被極端組織招募。

　　難民、“伊斯蘭國”、恐襲……一再發生的襲擊事件聚集了這些敏感因素，在德國社會引起廣泛討論。雖然難民和恐襲本當區別對待，並非必然相關，然而此類惡性事件的頻頻出現，加之來自中東、北非、阿富汗等伊斯蘭國家的難民比例較大，使得德國民眾自然將二者相聯繫，産生了同樣的抵觸情緒。每一次惡性傷人事件的發生都不斷刺激著民眾心中的恐懼感，也凸顯出德國政府當前所面臨的應對難民危機和恐襲風險的雙重重任。

 　在難民問題上，相比歐洲其他國家，德國政府擁有更為寬容的輿論環境與良好的群眾基礎，德國民眾對難民持相對歡迎的態度，這主要與德國的“歷史包袱”有關。納粹德國的侵略行徑曾經在歐洲製造過大量難民，使德國人對難民普遍負有“人道主義虧欠感”，總想著通過各種途徑一定程度彌補曾經的過錯；而上世紀80年代末，大批東德人涉險前往西德避難，曾受到良好對待，因而也更能體會到難民的難處。接收戰亂地區和受政治迫害的難民，對於德國來説幾乎意味著“政治正確”，即使代表民粹勢力的政黨，也不會輕易挑戰“接收政治難民”的“道德底線”。　

　　然而，隱蔽的風險仍不時暴露出來。難民涌入數量嚴重超過預期，擾亂部分地區正常的生活與生産秩序，巴伐利亞一個數百人的村莊竟然涌入6倍于本地居民的難民。去年僅從“巴爾幹路線”進入歐洲的難民就超過100萬，而德國是主要目的地，其中魚龍混雜，既有政治難民，也有來自巴爾幹國家、打算改善生活的“經濟難民”，更令人感到擔憂的是，恐怖主義勢力借機進入，大幅度提升了恐襲風險。德國情報機構證實，有恐怖分子以難民身份混入德國，伺機發動恐襲。不同文化間的激烈碰撞，治安與恐襲風險雙雙上升，導致德國民眾的反感和警戒情緒明顯上升。有鋻於此，德國政府及時收緊政策。今年2月通過的新一套難民法案就大幅提升了接收難民的標準，降低了遣返門檻，對難民的活動範圍也做出了更多限制。

　　此類事件一再發生，進一步對德國政府提出了兩方面挑戰。一是如何做好移民、難民融入工作。數量龐大的穆斯林移民和難民畢竟擁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體系，如果長期被邊緣化，無人關注，難免會接受極端思想，成為威脅社會安全的“定時炸彈”。德國聯邦刑偵局局長明希稱，“意志脆弱、生活困窘的外來人群對極端主義宣傳尤為敏感。”鋻於此，儘快打破極端主義的“神話”，促使他們融入當地社會、接受德國價值觀，才是防止其激進化的有效之策。對此，德國議會近期通過《融入法》，要求移民必須參加足夠的語言和融入課程，降低移民和難民群體進入德國就業市場的門檻，為完成職業培訓的難民在德工作提供長期居留保障。二是如何更加全面地做好全社會安防工作。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人對於人權、自由的嚮往可謂近乎偏執：為了維護通行便利，民眾至今反對在火車站進行全面的行李安檢；為了保護個人信息及隱私，航空旅客信息至今仍未能實現歐盟內共享；即使發生此次嚴重暴力案件，德國綠黨政治家居納斯特仍在質疑警方“為何不將其擊傷，而是直接擊斃”。在恐襲頻發大背景下面對現實，必須突破固有思維，才能更為有效地預防恐襲。

　　然而，可以預見，短時間內，德國以及涉及到難民和恐襲的每一個歐盟國家，都無法徹底規避風險。在差異性文化磨合碰撞、恐怖主義陰雲瀰漫、經濟復蘇乏力的環境下，歐洲各國亟待採取更加靈活有效的手段，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同時，打擊境內恐怖勢力侵擾。（李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