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95年來應對危局和困境的偉大實踐及歷史啟示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這95年，是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頑強拼搏、接續奮鬥、不斷取得輝煌成就的9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把黨95年來取得的成就概括為作出了“三個偉大歷史貢獻”，實現了“三個偉大飛躍”，確實高屋建瓴、透徹精闢。

　　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這95年，也是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在應對和化解各種危局和困境中不斷推進事業發展的95年。從稚嫩到成熟、從弱小到強大，一次次遭受挫敗，一次次力挽狂瀾，一次次浴火重生。中國共産黨95年來取得的成就之所以震古爍今，就是因為這些成就實在來之不易，就是因為取得這些成就的歷程中往往有危難之際的絕處逢生，有挫折之後的毅然奮起，有失誤之後的撥亂反正，有磨難之中的百折不撓。“苦難輝煌”4個字，正是中國共産黨95年奮鬥歷程的真實寫照。

　　（一）

　　中國共産黨95年來經歷和應對的危局、困境、風險很多，我們簡要回顧以下這些重要情況。

　　應對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危局，開創土地革命戰爭全新局面。中國共産黨從1921年成立後登上中國政治舞臺到同國民黨合作勝利進行北伐戰爭，不到6年時間就由50多名黨員發展成為擁有近6萬名黨員、領導著280余萬工人和970余萬農民、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黨。1927年春夏，國民黨叛變革命實行屠殺政策，使處於幼年時期的黨猝不及防，遭到慘重損失。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黨員和革命群眾31萬多人，其中黨員26000多人。黨員人數銳減到1萬多人，黨領導的工會、農民協會等遭到查禁或解散，全國處於腥風血雨之中。國內外敵人都認定共産黨從此必將徹底失敗，黨的隊伍裏也有不少人動搖悲觀，有的甚至自首、叛變。但是，黨並沒有被巨大的困難壓倒，而是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領導人民頑強地戰鬥。“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為黨從失敗走向新勝利指明瞭出路。黨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起義，創建人民軍隊，建立農村根據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革命星火很快匯成燎原之勢。到1930年初，黨領導創建了大小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展到7萬人。1930年9月，全國黨員人數增至12萬人。大革命失敗後幾乎陷於絕境的中國共産黨，經過3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獲得了新生，迎來土地革命戰爭的高潮。

　　應對1934年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的困境，推動全民族抗日戰爭新局面興起。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引起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震驚和恐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瘋狂而至。從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中央根據地紅軍先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4次“圍剿”。其他根據地也取得了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但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根據地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南方其他根據地的紅軍也先後進行了長征。這次嚴重失誤，使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中國革命再次瀕臨絕境。在極其危險的歷史關頭，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後，黨領導紅軍勝利完成了長征。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黃土高原實現了勝利會師。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進而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興起。正是在全民抗戰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為奪取全國政權、創建新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應對抗日戰爭結束後全面內戰爆發的嚴峻局面，加速中國革命勝利偉大進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産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做出很大努力，但國民黨政府拒絕和平民主要求，公然發動內戰。當時，國民黨軍隊有430萬，人民解放軍只有127萬。國民黨軍隊擁有飛機大炮和各种先進武器，人民解放軍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槍”。國民黨政府控制各大城市、交通幹線以及絕大部分近代工業，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區，還得到美國的巨大援助；解放區大部分地區經濟落後、土地貧瘠、資源匱乏。敵我力量對比如此懸殊，中國共産黨又一次面臨嚴峻考驗。在中國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戰的重大歷史關頭，毛澤東告誡全黨吸取1927年面對突然襲擊毫無準備招致失敗的教訓，做好應付複雜局面的充分準備。毛澤東在七大上一口氣列舉了黨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幹部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黨中央審時度勢，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氣勢磅薄的解放戰爭，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消滅國民黨800萬軍隊，僅用了3年多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應對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外困難複雜局勢，在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制度方面取得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內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由於長年戰亂和惡性通貨膨脹，國民經濟嚴重衰退，農業減産，工廠倒閉，物價飛漲，失業眾多，社會動蕩不安。在國際上，美國等西方國家採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威脅、經濟上封鎖等政策，企圖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1950年美國進行侵略朝鮮的戰爭，派海軍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更使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脅。面對國內經濟困局和外部軍事威脅，黨領導人民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肅清反革命殘餘力量，戰勝帝國主義的封鎖、破壞和武裝挑釁，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醫治戰爭創傷，蕩滌舊社會污泥濁水，完成全國土地改革，短短3年把國民經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準。在這些工作基礎上，採取符合中國特點的步驟和措施創造性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成立前後，一些人認為，“共産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還有人預言：“中共的勝利不過是曇花一現。”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新中國在短短幾年裏就用事實雄辯地回答了這些懷疑和攻擊，初步實現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政治目標。

　　應對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困境，採取措施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為了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全國各族人民迸發出空前的建設熱情。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等原因，黨在1958年發動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以大煉鋼鐵和農村人民公社化為標誌的“大躍進”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氾濫。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産大幅度減産，食品供應極度短缺，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這是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遭遇到的第一次嚴重危局。面對這種局勢，黨中央加強調查研究，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制定和執行一系列正確政策，採取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工業戰線、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等有針對性的措施。到1962年，國民經濟就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到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宏偉任務時，國民經濟已實現穩步增長，社會呈現健康發展景象。

　　應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局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0年“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要擺脫困境、打開局面非常不容易。黨在1978年領導和支持了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對重大歷史是非進行認真清理，採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有利於增強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各項政策。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政治勇氣和政治遠見。

　　應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政治風波的衝擊，引領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船沿著正確方向前進。1989年春夏之交，國內發生政治風波，1989年到1991年國際上發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面臨新的巨大困難和壓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機對我國在政治上施壓，在經濟上搞所謂“制裁”。黨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黨緊緊依靠人民，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果斷平息政治風波，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捍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毫不動搖地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努力糾正“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黨的建設工作，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繼續前進。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鄧小平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決策。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應對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1998年嚴重洪澇災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取得抗洪搶險全面勝利。1997年7月以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韓國相繼發生金融危機，日本也出現金融動蕩。短短半年時間，亞洲經濟遭受重創，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止，世界經濟環境日益惡化。這場金融危機，是中國對外開放走向世界進程中遭遇到的第一次國際經濟變局帶來的重大衝擊。黨中央果斷採取擴大內需的措施，綜合運用財稅、貨幣和投資等宏觀調控手段，在劇烈動蕩的國際經濟環境中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在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情況下，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穩定作出積極貢獻。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過程中，1998年入汛後國內一些地方發生嚴重洪澇災害，長江發生繼1954年以來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給災區群眾生命財産造成重大損失，對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直接影響。面對大洪水的襲擊，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舉國上下緊急動員，軍民一致協同作戰，奪取了抗洪搶險鬥爭的全面勝利，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大災之年農業仍然取得好收成。應對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病災害，取得防治非典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雙勝利。2003年春天，我國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病災害，廣東、北京尤為嚴重，引起舉國上下擔憂，也受到國際社會關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到的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能否迅速制止非典蔓延，有效救治病患，儘快解除疫情對廣大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嚴重威脅，是對中國共産黨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黨中央果斷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明確提出沉著應對、措施果斷、依靠科學、有效防治、加強合作、完善機制的總要求，確定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措施；成立統一指揮和協調全國防治工作的指揮部，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群防群治，統一調度人力物力財力，充分發揮城鄉基層組織的作用。黨中央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鬆，一手抓經濟建設不動搖，最大限度地減輕了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場艱苦卓絕的鬥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戰勝困難的勇氣和能力，也積累了應對突發事件的重要經驗。

　　應對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拉薩“3·14”事件、烏魯木齊“7·5”事件，取得抗災救災重大勝利，保持了西藏、新疆穩定。2008年初，南方大部分地區遭遇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大面積雨雪冰凍災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又發生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範圍最廣、救災難度最大的特大地震。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強烈地震，8月8日甘肅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2008年3月14日，拉薩市發生“藏獨”暴徒打砸搶燒事件。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市發生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員傷亡最多、損失最大、影響最惡劣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這些突發事件，既有天災又有人禍，發生時間集中，前後交替，此起彼伏，使人民生命財産和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巨大損失，使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危害。黨中央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團結奮戰，有效應對一場場搶險救災和反分裂鬥爭。特別是汶川大地震緊急救援，是我國歷史上動員範圍最廣、救援速度最快、投入力量最大的救災鬥爭，人民生命財産損失得到最大程度的挽救。“3·14”事件和“7·5”事件也在短時間內得到平息，維護了當地正常社會秩序。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造成的困境，遏止了經濟增長明顯下滑態勢，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形勢總體回升向好。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遭受到20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挑戰。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出口急劇回落，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社會就業面臨巨大壓力，進而導致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下滑，使2009年成為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黨中央全面分析和及時判斷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複雜變化，制定並完善一系列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政策，全面實施並不斷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迅速扭轉了經濟增速明顯下滑的局面，全面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確定的目標任務。中國在2009年取代法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對話與合作，闡述中國立場，發出中國聲音，以中國經濟發展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充分展示了負責任大國形象。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領導革命、建設、改革，是根本改造中國、造福中國的歷史偉業，是前人根本沒有幹過的嶄新事業，面對的困難和矛盾之多、經歷的挑戰和風險之大是世界上任何政黨所不能比擬的，因而在奮鬥歷程中必然有勝利也有挫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順境也有逆境。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飽受磨難而自強不息，歷經挫折而愈挫愈勇，備嘗艱辛而愈加成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説：“95年來，中國走過的歷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走過的歷程，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用鮮血、汗水、淚水寫就的，充滿著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穫，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繼往開來、奮勇前進的現實基礎。”歷史證明：中國共産黨確實是勇擔歷史重任、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奮鬥並作出最大犧牲的黨；是歷經磨難、久經考驗，任何敵人和困難都壓不倒、摧不垮的黨。這樣的黨，是不可戰勝的。

　　（二）

　　回望95年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波瀾壯闊的不平凡歷程，中國共産黨應對危局和困境的這些偉大實踐給了我們什麼重要啟示呢？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中國共産黨因對馬克思主義信仰而成立，也因對馬克思主義信仰而發展壯大。95年來，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之所以能夠以超乎尋常的膽略、毅力、智慧化解各種危局和困境，就在於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並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使黨一成立就得以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起來，牢牢佔據了人類思想理論的制高點，能夠以唯物辯證的科學精神、無私無畏的博大胸懷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這种先進性，正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後中國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不具備的，也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産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一個根本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堅持，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告訴我們，無論搞革命還是搞建設，照抄照搬本本，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從來就不能成功。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才能找到通向勝利的途經。中國共産黨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犯過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外國經驗神聖化的幼稚病，導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和1934年反“圍剿”的失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嚴重偏差，出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劉少奇在總結民主革命時期黨的經驗教訓時曾説：“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中國共産黨過去的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這是“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這裡説的“指導上的失敗”，就是指黨在理論和路線上發生的嚴重錯誤。這些經驗教訓，需要永遠汲取。今天，時代變化和中國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時的想像，迫切需要我們在實踐上大膽探索，在理論上不斷突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這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基礎，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深入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堅持理想信仰不動搖、革命意志不渙散、奮鬥精神不懈怠，始終不渝地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産主義遠大理想而奮鬥。人無信仰不立，黨無信仰不存。中國共産黨之所以叫共産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黨就把共産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從建黨的“開天闢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再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今天又領著人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這些偉業都是在共産主義、社會主義理想和綱領的引領下取得的。正是這種由信仰而生的凝聚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隊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不愛財、不為官，不怕死，就為這個事業，為心中的主義的‘真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夏明翰，豪邁舉行刑場婚禮的周文雍、陳鐵軍，腹中滿是草、餓死不變節的楊靖宇，“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竹籤釘十指、誓死不叛黨的江姐，以及千千萬萬慷慨赴死的共産黨員，都用大義凜然的英雄壯舉詮釋了共産黨人對遠大理想的堅貞。鄧小平説得好：“為什麼過去我們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鬥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仰，有共産主義信念。”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説，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這話千真萬確。曾幾何時，信仰的力量使蘇聯共産黨在只有20萬黨員的情況下奪取了政權，在有200萬黨員的情況下打敗了法西斯侵略者；然而也正是信仰的坍塌，讓他們在有2000萬黨員時失去了政權。信仰缺失，精神迷茫，也是我們黨一些領導幹部貪腐變質的總根子。為什麼有些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管幹部的帶頭賣官鬻爵，講艱苦奮鬥的帶頭貪圖享樂？從根本上説就是這些人理想信念這個“總開關”出了嚴重問題。現在，社會深刻變革、思想激烈交鋒，給共産黨人的理想信念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社會環境越是錯綜複雜，共産黨人越要加強黨性修養，堅定心中的信仰，挺起信念的脊梁，永遠不要失去共産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動事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

　　中國共産黨是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繫中誕生和成長的，是在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奮鬥中發展和壯大的。在黨95年發展歷程中，沒有一種力量比人民更強大，沒有一種根基比人心更堅實。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勳曾意味深長地説：“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這12個字，把共産黨和人民之間的魚水關係、舟水關係説透了。

　　95年風雨征程。從“小米供養了革命”到“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從太行絕壁上的“紅旗渠”到“大包乾”契約上的紅手印，從新經濟組織蓬勃發展到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國製造”，凡此等等反復證明：人民群眾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力量源泉。特別是在形勢最困難的時候，只要中國共産黨振臂一呼，人民群眾就會跟隨響應，形成不可阻擋的前進偉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根據地瑞金縣24萬人口中，就有4.9萬人參加革命，3.1萬人參加長征，犧牲在長征途中的就有1萬餘人。興國縣23萬人口中，參加紅軍的有8.5萬人，犧牲在長征途中的就有1.2萬人。“大躍進”後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61年到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87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這項工作困難很大卻進行得平穩順利。鄧小平在回顧這件事時指出：“那一次調整國民經濟進行得比較順利，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黨和群眾的關係密切，黨的威信比較高。”“單單兩千萬人下放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黨和政府沒有很高的威信是辦不到的。”這些情況都説明，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繫，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成功應對各種危局和困境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産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是挫折的開始，就是失敗的開始。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戰勝敵人、戰勝困難還是戰勝自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都是中國共産黨永恒不變的宗旨，都是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共産黨人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最重要最根本力量來源。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及時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始終保持修正錯誤的勇氣、堅持真理的決心、走出挫折的力量。

　　革命政黨總是要反復經過正反兩方面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鍛鍊得成熟起來，才能贏得勝利。説中國共産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並不是因為黨從來不犯錯誤，而在於黨能夠自己起來總結經驗、糾正錯誤，通過吸取教訓提高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從而獲得新的更加強大的生機和活力。民主革命時期，總結反思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戰略思想，遵義會議後糾正王明錯誤路線，中國革命出現嶄新局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結反思“大躍進”的教訓，探索出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寶貴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總結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這些實踐表明，成功是黨的財富，挫折和失敗也是黨的財富。鄧小平稱“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變成了我們的財富。”某種意義上説，成功所能提供的經驗是有限的，大量珍貴難得的經驗教訓掩藏在挫折和失敗裏面。關鍵看能不能冷靜虛心、理性科學地進行研究總結，真正弄清楚為什麼受挫折、為什麼會失敗。從別人所犯錯誤中學習是進步，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是更大的進步，因為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是更好的教科書。中國共産黨對革命、建設、改革中出現的嚴重失誤不諱言、不回避，而是公開鄭重地承認並反思錯誤、改正錯誤，以錯誤為鑒。對於“大躍進”的失誤，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並且告誡全黨：“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鄧小平1989年曾深刻指出：改革開放10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這一手比較軟。所有這些，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勇於自我批評、敢於修正錯誤、始終追求真理的可貴政治品質和自我凈化、自我提高能力。中國共産黨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對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作出的科學總結，具有長期的指導性。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裝、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人民軍隊，充分發揮這支軍隊在革命、建設、改革中的應有作用。

　　南昌起義，把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新型人民軍隊的壯舉載入史冊。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奠定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古田會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提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産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原則方向。從此，在黨領導下，逐步建立健全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一系列方針、原則、制度，保證了軍隊始終是黨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黨指向哪就能打到哪。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為什麼從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隊伍被敵人拉過去，也沒有任何人能利用軍隊來達到個人目的？因為這支軍隊從來是聽黨指揮的，而不是聽哪個人的。正是靠著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人民軍隊像一個大熔爐，把農民、舊軍人、俘虜兵統統熔化改造成為英勇的革命戰士。這支軍隊經歷大大小小幾百場戰爭，之所以艱難奮鬥而不潰散，屢經挫折愈加頑強，高歌猛進決戰決勝，最根本的就是有黨的正確領導，有一代代官兵的奉獻和忠誠。沒有這樣一支人民的軍隊，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説過：“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

　　當年，國民黨在蘇聯幫助下建立黃埔軍校，初衷也是想建立一支由國民黨和黨的領袖完全控制的“黨軍”。可實際上，國民黨軍隊既沒有成為“黨軍”，更不是“國軍”，而是不同軍係及其將領們擁兵自重的“私軍”。蔣介石在大陸期間，從來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特別是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係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矛盾衝突更加劇烈。即使在蔣係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保存實力、見死不救已是常態。這樣的軍隊，敗亡是必然的。

　　歷史啟迪現實、昭示未來。環顧當今國際形勢和國內局勢，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國防和軍隊的強弱休戚相關。這就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全面實施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這些偉大實踐啟示我們，一定要與時俱進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領導能力和領導水準，增強抵禦風險和拒腐防變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證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蘇聯解體後，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經過對比中國的情況後尖銳地提出：“為什麼我國的所謂改革導致一個世界大國解體，使千百萬人民陷入貧困，處於無權地位，把我們俄羅斯拋到了資本主義一邊；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能把國家引導到建設、進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道路上，使中國進入了世界大國的地位呢？”他認為：“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用。”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在於黨能夠與時俱進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於黨始終堅持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任務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優勢。黨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用中國化理論成果武裝全黨，堅持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教育黨員和幹部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奮鬥，這是巨大的理論優勢。黨堅持遠大理想和現實綱領相統一，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引領中國社會前進，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和執行鐵的紀律，這是巨大的政治優勢。

　　黨集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數量眾多的先進分子，集中全國各個民族各個領域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建立科學嚴密的組織體系，具有強大組織動員力和執行力，這是巨大的組織優勢。黨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保持黨的團結統一和蓬勃動力，這是巨大的制度優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堅持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堅持黨的一切工作體現人民意志、利益和要求，這是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這些優勢是黨的性質、宗旨的集中體現，是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法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和力量。正是具有這些優勢並能夠發揮作用，使中國共産黨能夠在各種困難和考驗面前巍然屹立、勇往直前，領著人民幹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反觀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丟掉政權敗撤台灣，從根本上説是由其階級屬性決定的，從建黨管黨治黨角度看也有其重要原因。國民黨奉行“以黨治國”，但自身組織鬆散，上層有黨、下層無黨，城市有黨、鄉村無黨，黨部在地方一般只設到縣一級、在軍隊只設在團一級，黨成了泥足巨人。國民黨對黨員的管理也十分混亂，黨員入黨脫黨都十分隨意。只要稱兄道弟很容易混進黨內，經常是報紙上登個招生、招聘啟示，就接受一批黨員。而且內部派系林立，相互傾軋，造成嚴重內耗。這樣一個黨，同有那麼多獨特優勢的中國共産黨較量怎麼能不敗呢？中國共産黨化解各種危局和困境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實踐中形成黨的堅強領導核心，關係黨和國家的興衰成敗。遵義會議前，黨沒有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幾經挫折，甚至面臨失敗的危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才轉危為安。鄧小平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深刻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麼亂子出來都能擋得住。”鄧小平這個重大論斷，已被黨的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

　　（三）

　　中國共産黨成立95年來，大體上經歷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時期，幹了三件大事：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28年，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從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29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30多年，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三件大事使中國發生的變革變化之大之廣，這種變革變化的政治影響和社會意義，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歷史的腳步在繼續前進。以黨的十八大為標誌，中國共産黨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這是朝著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最後衝刺的新征程，是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堅定邁進的新征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和危機，實現民族復興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夙願和奮鬥目標。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使這一復興事業煥然一新。新中國的成立，開始了在人民當家作主和社會主義基礎上推進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30多年的改革開放，賦予這一復興以新的強大生機和活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中國還是聯合國創始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這又是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有效解決黨和國家發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著力化解各種嚴峻挑戰和重大風險的新征程。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解決了許多舊的矛盾和問題，也積累和産生了不少新的矛盾和問題。鄧小平在1993年就曾預言性地指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後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按照既定的部署，中國共産黨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確定在2021年和2049年，這就意味著中國把西方國家三四百年走完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壓縮到一百年內完成，同步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無疑是極為艱巨的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全黨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在科學總結歷史經驗和全面研判國內外形勢基礎上對全黨提出的戰略要求。遠的不説，今後5年乃至更長時間，可能就是中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些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而且各種風險往往不是孤立出現的，很可能相互交織甚至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化解不了，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綜合起來看，以下幾個方面的風險考驗需要格外重視。

　　一是如何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實踐，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顯著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同時也付出了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的代價。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災難加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矛盾凸顯出來，造成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經濟下行壓力急劇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區間的經濟發展速度，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增長目標的如期達成，同時縮短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儘快使新的增長動能擔當重任，必須面對和解決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6億多人擺脫了貧困，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壯麗篇章。同時這30多年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拉大。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表的一項報告表明：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財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按照現行標準，我國還有5575萬人口尚未脫貧。如何做到既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同樣必須面對和解決好。世界範圍的統計顯示，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後，許多國家因經濟無法由依賴廉價勞動力或資源能源自然稟賦向依靠高生産力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而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體量較大的經濟體，包括像巴西、阿根廷這樣自然稟賦極佳的國家都深陷泥潭。在東亞，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成功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約80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行列。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如此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關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發展模式轉型。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於中國共産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作用發揮得好不好。

　　二是如何應對愈益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既矢志不渝堅持和平發展，又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走出一條近代以來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大國和平崛起新路。

　　當今世界正處於過去500多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的世界。儘管和平、發展、合作的世界潮流浩蕩向前，但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複雜性、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去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性、國際矛盾鬥爭的尖銳性、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都變得越來越突出。在國際治理中如何唱響中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方案，急需發掘和貢獻中國智慧。

　　當今中國是一個全方位開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國，是一個同國際社會互聯互動變得空前緊密的中國，是一個對內決策的國際意義和對外決策的國內影響顯著提升的中國。儘管中國總體上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而且越是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越多。特別要看到，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一些國家同我國發展的摩擦上升，而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發展的勢力對我國的戒備和防範心理加重，聯手對我國進行牽制和遏制，我們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外部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努力維護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是需要把握和處理好的重大問題。

　　中國是周邊環境最為複雜的大國，不僅鄰國數量最多、核國家最多、人口過億國家最多、熱點難點問題最多，而且與10個鄰國的領土領海爭端尚未解決。隨著中國快速發展對地區格局的牽動作用增大擴散，周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轉型推進、發展和安全面臨的難題增多，域外一些大國加大力度捲入攪局，地區合作機制重疊交叉突出，主要國家關係重組加快，特別是周邊大國不斷調適對華關係，中國打造穩固周邊戰略依託的任務十分艱巨。

　　總而言之，面對世界風雲的快速變幻和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重重挑戰，牢牢把握堅持和平發展、促進民族復興這條主線，更加重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加重視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積極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形成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考驗著中國共産黨的治國理政能力。三是如何全面從嚴治黨，成功應對“四大考驗”、化解“四種危險”，更好凝聚黨心民心，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更好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於中國共産黨，在於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中國共産黨已持續進行了67年“趕考”，考出了優異成績，但考試遠沒有結束，還要持續進行下去。這場考試的本質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共産黨能不能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今天，中國共産黨已經擁有8875.8萬名黨員和441.3萬個基層黨組織，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政黨。如此規模的黨，具有不可估量的強大勢場，具有排山倒海的正能量，同時教育管理黨員和黨組織的任務又極其艱巨。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不僅直接關係黨的命運，而且直接關係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十分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黨的十八大以來，9名十八屆中央委員、13名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和為數不少的省部級幹部“落馬”，尤其是查處了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這樣的人，使“四大考驗”“四種危險”的問題更加突出起來。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同中國歷史學家談話時曾説：“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産黨也會是這樣。”鄧小平早就説過：“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産黨內部。”因此，打鐵還須自身硬。如何從嚴管黨治黨，促使廣大共産黨員首先是黨的各級領導層警鐘常鳴、勵精圖治，進一步振奮起來、進一步行動起來，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祛病療傷，激濁揚清，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抵禦風險能力，始終保持長盛不衰，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命運、關係國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政治問題。歸結起來説，中國如今已走到一個歷史緊要關頭。一方面，中國從來沒有如此接近民族復興夢想，中國發展仍然面臨著重要戰略機遇期；另一方面，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都前所未有。肩負著引領中國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歷史性跨越的中國共産黨，使命極其光榮，考驗也極其艱巨。鄧小平有句名言：“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趕上時代”“民族復興”“中國夢”，意思都是説，中國要跟上時代進步潮流，全面實現現代化。

　　擁有近14億人口的中國邁入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當今世界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總和不到10億人，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5%。而中國大陸的人口已經達到13.68億人（2014年數據），約佔全球人口總數的20%。就是説，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將超過幾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現代化人口的總和。世界大多數統計學家認為，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口徑，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中國的經濟總量很有可能在未來10至15年超過美國，重新回到昔日曾經擁有的世界第一經濟體的位置。到21世紀中葉，中國實現了“兩個一百年”目標，儘管人均GDP還只能達到世界最發達國家的中等水準，中國總體上還只能算是中等發達國家。但一個有5000年文明史、有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有15億人口（2050年人口預測數）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用一個世紀的時間實現了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這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發展史上何等偉大、何等豪邁、何等雄奇的事業！50多年前的1962年，毛澤東曾豪邁地預計：“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幾年，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全面展開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理論上有新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實踐上有新創造，黨、國家、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全黨振奮、人民高興、世界矚目。

　　今日之中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正在向“兩個一百年”目標邁進，正在為人類進步事業繼續開拓著中國道路、創造著中國經驗、提供著中國方案。這無疑是充分展示人類雄心和智慧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創舉，值得全體中國共産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為之滿腔豪情地不懈奮鬥。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何毅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