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經濟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郭勝昔）：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宋哲27日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經濟，文章題目是《當前經濟形勢更有利於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文如下：

　　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政府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是今後一個時期我們經濟工作的主線。從理論上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國家經濟呈現“三期疊加”階段性特徵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的邏輯必然，是破解制約當前國家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的重要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效果怎麼樣，直接關係到國家經濟能否走出“三期疊加”階段，實現長期健康發展。但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需要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短期內，由於無效和低端供給減少，有效和中高端供給跟不上，必然會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佈了上半年宏觀經濟主要數據，中央政治局也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上半年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從上半年國內外情況看，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機非常適宜，必須加快推進，爭取在一些重點難點問題上有明顯的突破。

　　一、“穩中趨緩”的宏觀環境對改革形成倒逼機制

　　上半年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總體上體現一個“穩”字，不僅經濟運行平穩，社會大局也保持穩定。反映在增長速度上，L型的趨勢特徵更為明顯。上半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6.7%，與一季度相同，短期看走勢平穩，繼續處在合理區間，但長期看，仍處在緩慢下行過程中，從2010年的10.6%回落到近年來的7%以內。

　　經濟增速放緩和經濟社會大局穩定，有利於倒逼改革，調整結構。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是長期矛盾逐漸積累的結果。早在1995年編制“九五”計劃建議時，就曾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思想，十七大報告又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這期間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給地方、企業和個人帶來巨大利益，並且形成一種慣性，只要經濟高增長，改革的意願和動力就會下降，改革的必要性“似乎”就顯得不足。相比之下，經濟增速下降時，就需要通過改革找出路。只有“行至水窮處”，才有“坐看雲起時”的可能。從歷史上看，國家每次重大改革都是受形勢所迫、倒逼出來的。可以説，沒有“文革”後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就沒有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成就，沒有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就沒有上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成果。

　　當前，國家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穩中也有憂、有難、有險，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如，工業品價格連續52個月下降，嚴重制約企業效益回升，但這又主要是産能過剩和地方政府向“僵屍企業”大量輸血的結果。“僵屍企業”不除，過剩産能得不到有效處置，企業效益也難以根本好轉。再如，上半年民間投資僅增長2.8%，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點，民營企業普遍反映沒意願投、沒機會投、沒資金投、沒能力投、沒空間投，解決這些問題也要靠改革。還有，當前金融領域的風險突出表現在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防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將企業杠桿率穩定在適當水準。當前，這些壓力和挑戰正在成為深化改革的動力，倒逼改革不斷走向深入。

　　二、“走勢分化”繼續顯現使推進供給側改革更加迫切

　　上半年，在經濟平穩運行的情況下，不同地區、行業、企業間走勢分化的現象繼續顯現，“二八定律”現象更為明顯。從地區看，一些結構調整進展緩慢、對能源資源依賴度較高、市場活力未能有效發揮的地區，經濟形勢較為困難。上半年，東北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5%，固定資産投資下降32%，個別省份下滑幅度更大。但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結構調整早的地區，新動力的成長趨勢正在加快，工業和固定資産投資增速都明顯快於全國平均水準。從行業看，高技術産業發展勢頭較好，部分傳統行業和産能過剩行業仍步履維艱。上半年，高技術産業增長10.2%，比全部工業增速快4.3個百分點，而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9%，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僅增長1.6%。上述現象的出現，既是經濟結構調整深化的體現，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結果。

　　但也應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剛剛起步，任務還遠未完成，還有很多重點、難點問題亟待突破。比如，五大任務進展不協調、不平衡的問題比較突出，各地普遍願意做“加法”，不願做“減法”，在補短板、降成本方面做得比較多，在去産能方面進展遲緩、有所反復。再如，一些地區對去産能還沒有找到市場化的有效辦法，仍採取向各地下指標的方式進行。有的地區去的是産量而不是産能，一旦市場價格回升，去掉的部分又死灰複燃。

　　經濟“走勢分化”讓我們既看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也看到了這項工作還任重道遠，一些地區、一些行業、一些企業還需要加大力度，迎頭趕上，力爭取得實質性突破。

　　三、國際經濟亂局凸顯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國際金融危機從發生到現在已經8年多了，但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不斷深化。當前世界經濟突出表現為“三低”和“三高”，即低增長、低貿易、低物價、高失業、高債務和高風險。馬丁·沃爾夫稱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正處於 “令人失望的時代”。經濟學家魯比尼也認為，世界經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今年以來，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國際暴恐事件頻繁發生、英國公投脫歐，以及土耳其政治局勢動蕩等等，都是經濟長期不景氣和收入分配失衡背景下，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想進一步抬頭的反映，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帶來嚴重衝擊。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國際經濟領域的風險。

　　對於世界經濟長期低迷和近期的種種亂象，經濟學家們開出了不同的藥方。比如，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認為世界經濟正面臨著“長期性經濟停滯”的威脅，主張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辦法加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思·羅戈夫認為全球經濟正經歷著“資産負債表式”的衰退，這將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去杠桿過程，他開出的藥方是從緩解負債者困境出發，為生産性投資創造條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凱文·沃什等經濟學家則認為，應該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産率和增長潛力。隨著大水漫灌式貨幣政策逐漸走向窮途末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看到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近日，國際清算銀行（BIS）發佈年度報告認為，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必須加速推進再平衡進程，提振生産率，確保合理地進行資源再分配。

　　世界經濟低迷和亂象紛呈，要求我們進一步堅定把經濟增長動力放在擴大內需上，更加集中精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對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認識較早，而且具有在認清形勢後，統一行動的制度優勢，更有條件在這一輪全球結構性改革中走在前面，繼續引領下一輪世界經濟增長。

　　四、適度擴大總需求為供給側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打持久戰和攻堅戰，而宏觀經濟形勢往往處於短期波動中。在這種情況下，要減少短期波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就要依靠宏觀經濟政策。事實上，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就明確提出今年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上半年形勢分析會進一步明確指出，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起到架橋鋪路的作用。

　　有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保駕護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更有條件取得預期成效。從積極的財政政策看，今年赤字率為3%，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增加約5600億元。擴大的赤字，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上半年，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9%，有效彌補了民間投資不足，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從穩健的貨幣政策看，主要是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引導信貸投放和社會融資合理增長，保持充裕合理的流動性，著力疏通金融資本與實體經濟循環不暢的突出問題，既滿足發展需要，又不隨意放水。上半年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1.8%，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去年同期多增9618億元，總體適應了穩健貨幣政策的要求。長期看，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仍有較大的空間，能夠承擔起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宏觀環境的任務。

　　總之，當前經濟運行符合預期，符合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央政府將化壓力為動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紮實有效的工作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向好。